谢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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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楚人多才”，而“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楚辞”更是成为古典诗歌的冠冕。为习前人之风气，贯通楚人圣贤之德，整理全文有感而书。
楚国僻处南方，民歌内容和种类之丰富，使其喻为诗的国度。其中以屈原为代表，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线于辞令，寄予无数诗人的美好和向往。屈原把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天才扎根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壤里，滋培灌溉，让它开花结果。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一篇璀璨而耀目的诗章。作为屈原作品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地运用神话故事，这与李白是极其相似，不同点在于，李白的诗歌富有无上的浪漫情怀，用丰富多彩的神话为我们勾勒了一副飘渺瑰丽的图景，运用奇幻飘渺的神话传说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粉饰现实，李白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渴望摆脱现实世界的失意，带有逃避现实苦闷的意味；而于此的屈原却是理智科学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幻想相结合，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将社会化的个人理想放在第一位，运用辉煌而华美的文学语言以及从民间神话与传说的世界中借取来的具有幻想色彩的内容，它企图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现实，对于现实一切压迫的反抗，增强人们生活中理性的光辉，激发人们的追求和向往。民族观念和对人民的同情也是屈原身上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书中探究了原因。首先早先的楚国，建国于江汉之地，此时大国均位于北方，这时广袤肥沃的南方还是一片未开荒的南蛮之地。楚自克庸以来，国君体察民之多艰，民生之不易，遵循“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以勤劳勇敢一步步发展至百姓生活富足安康，即使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楚国内部人民生活也一直较为稳定。也因此，楚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团结在芈姓王族周围。而这也使得楚国人民的民族观念格外浓厚，根蟠节错，枝蔓绵延。屈原在«橘颂»里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希。”可以看出其深固难徙的民族观念。其次从«国语»中言：“楚为荆蛮，故不与盟。”可以看出，楚国一直处于一个被侮辱，被压抑的地位，其诸国皆所谓南蛮之国，正是因此，楚国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培养了楚国人民一种力争上游，艰苦卓绝的反抗精神。南方的战马，不止一次饮了黄河的河水。楚国在往后的势力扩张当中，多次处于主动地位，也使楚国人民在战火的锻炼中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顽强斗志。体现在屈原身上主要集中在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对改革理想的坚持当中。如«离骚»所言：“虽九死其尤未变兮，其余心之可惩。”
“风”“骚”并存，«诗经»和«楚辞»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两座成就的高峰。楚辞在后继发展了诗经，塑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艺术形象，使得诗歌的表现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楚辞的语言风格特色中也可以体会到。第一，从人民口头语言里吸收其生动活泼的精神，加以集中和提高。楚辞里吸收方言土语的精神主要是集中在语气词上面，像“羌”、“赛”、“兮”、“些”。将这些没有实意的词用在句首、句尾或句中，显示出一种意味深长，带有地方特征的色彩和情调。在«离骚»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带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庄而弃祟兮，何不改此度？”一唱三叹，萦回反复，加强情感粘性，扩充其情感容量。第二，楚辞在诗歌句式的演化过程中，从以«诗经»代表的四言体到后来的五言和七言，楚辞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过渡作用。从«天问»中“隧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基本都是四言，足以证明当时的诗歌还流行着四言体。而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逐渐丰富起来，诗歌所表达语言的内容也在逐渐丰富，诗歌文学的样式也在向散文语言发展。句式流畅自然，参差不齐，不但曲尽缠绵婉转之情，而且增加了抑扬顿挫的诗歌的音乐美。如«九辩»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僚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有长有短，句式不一，整散不一，自由灵动，亲切自然，突破了四言的限制，不再过度局限于格式和押韵之中，带来意无穷的感受。第三，民间诗歌和文人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各有特色，楚辞所收录的诗歌以屈原为主，大都为文人制作，充满了一股书卷气息，表现出文人诗歌的语言特色。如«魏风.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多为民间口语的表达，形象生动的表达了民众对老鼠偷取粮食的愤怒及无可奈何之请，朗朗上口。而在《离骚》当中，“纷吾既有从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多运用一些美好事物如“制机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来表达诗人高尚的品格和道德修养，标志作者不与黑暗同流合污的决心；辅之比兴手法、神话题材的运用和历史典故的串联，体现诗人志向与思想，词汇语言的巧妙运用和精简提炼，使文章达到另外一种境界。第四是作家语言的个性化要求，其中以屈原为典型代表。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韩愈曾言：“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一个伟大的作家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不仅在于他的思想与自己祖国同频共振，而且也必须有具之相适应的文学修养和艺术天才。苦难也是造就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屈原处于国家由盛转衰之时，面对统治集团对外屈辱求全，对内倒行逆施，百姓生活困苦，政治理想报复不得志，心有千千万，却无力述说，内心悲痛难奈，亲眼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衰亡，最终投身汨罗江自尽而亡。也正是这份苦痛，使得他才能天赋持续点燃。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位诗人，杜甫。也是处于唐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连年战乱、经济萧条，被迫流亡，遭遇陷害，食不果腹，这一系列的悲惨遭遇也成就了杜甫的众世奇才。
屈原艺术方面贡献，首先在于第一次创造了十分富于个性的诗歌。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屈原的作品是富于个性的，在他作品里：它是被安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之中，通过复杂的、剧烈的矛盾和冲突而呈现出来的。个人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实现这种理想和远离故国的矛盾，使得他陷入重重纠缠之中，无法解脱；使他表现得是那样的悱恻缠绵，而又是那样的坚毅执着。在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完成了他的个性，也就在个性的燃烧里出现了中国诗史上第一次富于个性的诗篇。在«涉江»中言：“吾不能变心而从属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始终以积极的斗争精神，坚持自己的理想去改变这黑暗的现实生活，挽救黎民百姓于水火当中。这一基本政治态度也始终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屈原的全部作品当中。屈原的政治思想与儒家“孔席不暇暖”，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相致性。首先，战国时期是社会阶级关系变化最剧烈的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奴隶社会逐渐瓦解。百家争鸣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方面重要的特征。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宣传伦理政治来维护封建贵族统治权力。屈原的“举贤才而授能”的基本立场是和孟轲相同的。他在«离骚»里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其次，屈原的思想政治也部分吸收了法家思想。«史记»记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因此志在有为，与怀王商讨新法事宜，并受命草拟新的宪令。后因为从举颇为触动贵族利益，由此多受谗害中伤。再次，书中言屈原的“法治思想”是以儒家的进德修身的人生哲学为它出发点，屈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在于他人格的修养方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儒家对于生与死的理解，认为“所恶有甚于生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屈原在«怀沙»里说：“抒优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举世混杂而我独请，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故。宁赴苍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否定之否定是事务自己发展自己的完整过程和本质，每个事务之间都纯在肯定因子和否定因子，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克学揭示了事务发展的周期性。人们把“楚辞”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屈原的出现，楚辞源于民歌，奠基于屈原，尤其是其中«离骚»的创作，使得世间掀起了一股模仿屈原的创作风气。第二阶段是以宋玉的«九辩»为标志，既有继承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从屈原的«抽思»«悲南风»中得到启示，运用“举物态而觉哀怨之伤人；叙人事而见萧条之感候”将季节性的特质融入到自己的所思所感当中，从环境气氛的渲染衬托出处于黑暗时代的被压抑者的悲哀，使二者水乳相融，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不足之处正如朱熹所说“无所疾病，而强为呻吟”盲目的把屈原的话带入，而使得自己本身的真实情感与作品有所割裂。第三阶段是汉人模仿“楚辞”。在摹形拟迹的思想指导下，使这一产生于斗争实践之中，具有特定抒情意义的长篇抒情诗的形式完全脱离了它的战斗型的内容，而使形式流为公式，失去它的活力，只是一味地模仿。而也正是因此，后世的诗词的发展在经历了这个阶段后，也驶向了其新的发展方向。
（二）
《离骚》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应用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优’也。”离骚是屈原从楚国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的泉源，袭用民间歌曲旧题，表达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其中对于标题离骚的解读，自古以来，数不胜数。主要有：“离优”说、“遭优”说、“别愁”说、“牢骚-曲名”说等。其中上述论点都同意司马迁把“骚”解释为“愁”的看法，只是在对“离”的看法上多有分析。关于本篇写作的年代，马茂元先生的意思是由于离骚是一首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都属于自叙传性质，所以作品在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以及情感表达的优坟之深广上，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年代。大概在屈原四十左右，据《史记》言：“怀王怒而疏屈平”时代上是吻合的，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之作。
首先文章一共划分为五个层次，最初是屈原提出“愿族时乎吾将刈”，可是现实不允许他实现他的理想，接着就是“延伫乎吾将反”; 再次，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次，是“吾将远逝以自疏”; 而这都不可能，最后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了。这五句所标明的是思想发展变化的五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紧相联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很自然的划清了文章的层次。然后从头开始分析，屈原是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出生伯庸便览揆其是得人道之正，因为人生于寅，名其曰正则兮，字与曰灵均，言其公正而有法则，灵善而均调，屈原的一生也如名字，得人道之正。从自己的身世开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借此表明内心活动，抒发内心追求和理想。古代社会，凡是具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他们的理想都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可是楚怀王态度不坚定，总是飘忽不定，还容易轻信奸佞小人之言。屈原空怀一身报国之策，却无人能述说，屡遭被贬的命运，却始终不忘取得王的信任，整改国家，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也正是怀王易听信谗言，也就决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观遭遇。“虽委绝其亦何伤兮，哀群芳之芜祟！”本来培养人才希望到时可以团结在自己周围，一起为国效劳，发挥作用，却没想到，屈原自己所培养的人才，不但不能和自己努力国事，相反还成为误国病民的自己的政敌。与“众皆竞进以贪污兮，冯不厌乎求索”争着营谋位置，向老百姓索要财物，打主意去排挤别人，这就是楚国朝中的现象，所以屈原在后文喊出“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怨恨怀王的不明是非，听信谗言，不加考察，为君者不能体察百姓，不了解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终会失去民心，足以见屈原爱国和爱人民的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举世浑浊，但屈原依然坚持自己内心的志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早晨饮用木兰花上滴落的露水，傍晚咀嚼秋菊飘落的花瓣，表示自己不与世同污，化用凤凰非露水不饮，非练石不饰的典故。政治上一直坚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磕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君子结而不党。从邪正不能兼容，预测屈原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强调不屈服、不妥协的顽强精神，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任何牺牲，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生命。从“虽不周于今人兮，愿彭咸之遗则”中也可以看出。据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是殷之贤臣，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最后是高歌着“宁赴苍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与彭咸一般，投水而死，表明他所恶有甚于生者的选择。而下文展开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而终于取得胜利，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实基础上的。“悔相道之不察兮，延驻乎吾将反”屈原一心辅助君王，却不为君王所明察，却落得王怒而疏屈平，众臣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所以此时的屈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怀着无线的心情，希望可以去追求他心目中所认为的美好向往。既然进仕不但不能抒展报复，那就不如退隐以洁一身。“制机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从中可以看出屈原追求一直从为改变，在文中开头“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得人道之正。在《毛诗多识录》言：“荷，总名也。其的中有青为薏，皆倒生两芽，一成机荷，一藕荷也。又生一芽为华。藕荷贴水生藕着也；机荷无藕，卷荷也。与华俱生，出水上亭亭为伞者，亦谓之距荷。”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自古以来，荷花所代表的文人高洁之感，与屈原在文中描写的一般无二。在这污浊的世界中始终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保持清白与品德的高尚。尽管如此，可这种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逃避现实的态度与屈原顽强的个性是绝不相容的。这也使他暂时宁静下来的情感又掀起无线的波浪，在波兰起伏中，一层一层地展开内心的矛盾、彷徨、苦闷和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屈原的亲人女媭申申其詈，化用鲧的例子，据《帝系》说，鲧是颛顼的第五代孙，因直谏而死。鲧与屈原同为高阳的苗裔，所以女媭引用这一事例，劝说屈原改变他那孤忠耿直的做风，是不会见容于世的，而且会遭遇杀身之祸。面对唯一亲人的不理解，和他对丑恶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使得屈原那迷离恍惚的心情进入一种飘渺空灵的幻想境界，引征丰富的史实，历举启、羿、浇、桀、纣五个暴君亡国危身的史实，来证明“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的真理，下文历举夏、商、周三代开国的史实，来证明“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士”通过对比，进一步突出屈原的观点，重申自己的鉴定立场，作为对女媭的回复。这种认识所构成的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就使得屈原更进一步表现出一种“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的顽强信念。和其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他是“百变而不离其宗”，决不可能放弃他的主张的。这种主张在现实环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进人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其一追求天庭玉女，驾着没有角的龙和凤出征，命羲和驾着太阳前进，路中遭受飘风和云霓的侵袭，在战胜了一系列的困难，来到了天国的门前，想将人间疾谗恶佞，上述于天帝天国的门子靠在门边却不肯为屈原开门。“世浑浊而不分兮，好蔽美尔嫉妒”象征着屈原理想的第一次破灭。其二是追求高丘之神女宓妃，宓妃态度若即若离，性情行为放荡，炫耀自己的美色，引诱他人，根本不是理想的对象，所以屈原说“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这是屈原第二次追求理想的破灭。其三是有娀之佚女，却无良媒撮合，也暗喻屈原政治中受到的曲折，心中犹豫彷徨，最终第三次理想追求破灭。屈原在精神活动的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把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至今人们对于屈原求女的解读多种多样，基本概括有一.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屈原当时的心理状态。屈原所追求的有九天的玉女，高丘的神女和人间的佚女，不仅仅是追求美丽的样貌，更重要的还是要有高尚的品德，即使有了适当的对象，又必须通过媒介关系。就是政治上的结合必须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二是以求女比喻追求美政。明人汪瑗《楚辞集解》曰：“游春宫而求宓妃，盖遐想乎羲皇之上矣；其媒高辛之佚女者，盖欲因民以致治，王道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其留少康之二姚者，盖欲拨乱以反正，霸道也，是又其次也。”汪瑗认为屈原三次求女是追求“王道”、“霸道”、“拨乱以反正”等美政。三是以求女比喻追求理想。马茂元在《楚辞选》说：求女是“借求爱的炽热和失恋的苦痛来象征自己对理想的追求”。胡念贻在《楚辞选注及考证》中注释《离骚》“求女”原文中的“聊浮游以逍遥”时说：“回应上文，寻求理想的人物。”并说：“这‘女’就是比喻他的理想。”以上种种，而追求的炙热与条件的苛刻，也是屈原矛盾的焦点，因此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能够回答屈原的只有空虚和幻灭，惆怅与彷徨，他在幻境中也认识到了“世浑浊而嫉贤兮，好蔽美尔称恶”的丑恶现实，使屈原在最后发出了“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的悲叹。而后屈原在几度苦痛的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尔慕之？思九州岛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即去和留的问题而加以分析。首先是问卜于灵氛，接着取决于巫咸。 巫咸和灵氛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所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再一次地引导屈原把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整个环境的动摇；日益恶化。尽管自己能坚持理想，绝不动摇；但留下来，希望又在哪里呢？灵氛的劝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破了楚国的范围，进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既然没有办法达到君臣遇合，那屈原决定自动远离。但是，远行的想法又与屈原爱国的衷情发生矛盾，所以在他升天远行时，忽然看到了楚国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马夫都不禁悲伤起来，马也踟蹰留恋，只是低垂着头，又不时回顾着，不肯前进。形象地否定了离楚的道路，这也使得诗人最后一次幻想终于宣告破灭。在最后一段中，极驰骋想象之能事，浪漫气息非常浓厚。“驾八龙之婉万兮，载云旗之委蛇。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但这已是屈原灵魂深处的绝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颤抖，他所幻想的画面始终是假的，而现实是他的国家“世浑浊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这与他所希望的所追求的全背道相驰，有能力去实现这样的景象却因为楚怀王听信谗言而被贬谪，想要“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却与自己的理想抱负违背，终究是走不开也摆不掉。最后一段开始，屈原驱役龙凤，挥斥云霓，表现的如何的活跃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经超越现实境界，而离开了苦难的深渊；可是当他在离开前忽然睥睨到故乡的时候，血肉相连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刹那间所呈现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境的破灭里，放射出强烈的万丈爱国主义光芒！最后屈原在文章结尾处是“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五句是全篇的总结和尾声，它高度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内容，简要而深刻地阐明了屈原以身殉国这一伟大悲剧的真实历史意义。王夫之曰：“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然知几自审，矢志已夙。君子之进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也。” 屈原的内心矛盾正如蚕的作茧自缚一样，愈来而愈益错综复杂，无法解脱;而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沿着一条线索逐步向前发展的。那就是个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求得统一的问题。但在最后不但无法统一，还起了正面追求，这样也就将他矛盾推向了最高峰，于是在最后屈原选择“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的理想。
先秦之中的比兴手法起始于《易经》，成熟与《诗经》，繁荣与《楚辞》，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从言理的功利主义发展到抒情言志的民间文学。《诗经》当中的比兴通过对典型的提炼，刻画富裕象征性的景物，由此启发读者的想象。如《周易*桃夭》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来形容新娘的貌美和娇羞，而不是直接来表达。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比兴在《诗经》的基础上，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标准着比兴的繁荣。王逸在《楚辞章句补注楚辞集注》中讲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兽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裳以为小人。”正是如此。“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拦洲之宿莽”用木兰和冬之不枯的芥草来间接形容时间的流数，引出后文“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诗人对时间的感叹。“乘骐骥以驰驞兮，来吾导夫先路”用“骐骥”骏马来比喻有才能之人，任用贤才治理国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从匈奴学来了骑马术，骑马之风才逐步盛行起来，马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屈原处于赵武灵王的年代公元前340-公元前295年之间，第一次出现用马来比喻人才的例子，应该是屈原首次创下此例，直至后世韩愈在《杂说四》开头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也是同样用马来比喻人才，才逐渐流行起来。《说文》中亦释为“马之良才者”，从“俊”字衍化而来：人之良才为“俊”，马之良才为“骏”。“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积”。“皇舆”，君王的车乘，用皇舆代指楚国，形象生动夸大了《诗经》中比兴物象，从自然界深入社会生活，丰富比的内涵和范围。“翼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用草木繁茂来借比人才的成熟，与《诗经*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咦，其黄而陨”用树木草叶的黄落来借比女子的容颜兴衰，是对诗经中比兴的运用与继承。“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化用神话中存在的事物，扩大了自《诗经》以来象征的对象，用没有角的龙和凤驾车出征，坚定信心，象征自己品德才能之盛，不同凡俗，更增添了浪漫艺术气息。“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恐鹈鹅之先鸣兮二句：“鹈鸠”（音提决），一作鹈鹅。 即子规鸟。 又名杜宇或杜鹃。 子规暮春即鸣，到了夏至的时候鸣得更厉害。 子规的鸣声是落花时节的标志，那时花已开过，百草也都生机茂畅。 这种由春而夏的节序推移，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 假如子规先鸣，则春天的活力还没有发舒便已窒息，自然是百花无色，百草不芳了。 这两句勉励屈原抓紧时机，施展抱负，不要使政权完全落到小人手里，那时就坐视而无可如何了。 “鹈鸠”是用以影射在政治上和屈原对立的“党人”。继承《诗经》传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形象生动运用比兴手法，表达了丰富而深挚的情感。
《离骚》中屈原对于香草的喜爱，常常借以表达自己品德和人格的高洁，不与污祟同流合污的决心，香草也因此成为高洁人格的代名词。因为香草意象结合了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富有现实感，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一直盛行到汉、唐、清，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文化传统。“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离”，一作“篱”。香草，生于江中，所以叫做“江离”，即蘼芜；“芷”即白芷，也是香草。生于幽僻之处，所以叫做“辟芷”；“秋兰”，香草，有香气，秋天开淡紫色小花。此处以香草自喻诗人品德高尚，得人到之正，将香草佩戴在身上，防止恶浊气味的侵袭，也暗指诗人的高洁。后文中“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胡绳”香草名，可以做绳，意将香草佩戴在身上。与后文中“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离骚中屈原多次言兰佩，闻一多先生说：“兰，谓兰佩，结，由结绳之结。本篇屡言兰佩，‘纫秋兰以为佩’，‘谓幽兰其不可佩’。又言以佩结言，‘解佩纕以结言兮’。盖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则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结为记，以诒之其人。结配以寄意，盖上世结绳以纪事之遗。己所欲言者，皆寓其中，故谓之结言”。“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蕙”香草，又名熏草，生于湿地。比喻有才能的人。君德纯粹，所以贤才被收罗无遗。后文“何琼佩之堰躠兮，众薆然而蔽之”中“琼佩”，屈原自指。 “琼”，是从上文“折琼枝以继佩”的“琼”字而来的。 “佩”，在本篇里有两种用法：“纫秋兰以为佩”“折琼枝以继佩”的“佩”是装饰品，佩上面点缀着花、草、珠、玉，用以比拟自己的不断进修，因而佩只只是品德和才能的象征； “惟兹佩之可贵兮”的“佩”，和这
里的“佩”，则直接用来代表自己。 而后一种用法即前一种用法意义的引电“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荃”，石菖蒲一类的香草，又名荪，用以隐喻怀王。在屈原的心中，一国之主，天下之主，应当是有责任，能担当，辨认贤才奸佞，是品德高尚之人，这也表明此时的屈原对于楚怀王始终是还报以信心，还没有完全失望，所以在这里才会用香草来比喻楚怀王。而在下文“兰芷变而不芳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中屈原用一系列的变化对比突出当时楚国的情况，愈演愈烈。“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此句中的“留夷”、“揭车”皆楚地所产香草，“杜衡”也是香草名，似葵而香，俗名马蹄香。这两句中的香草，都是用以象征贤才，说自己曾经做了这样广泛的培植人才的工作，表面自己所做的贡献，希望得到怀王的信任。“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茹”柔软，也是香草的名字。泪水过多沾湿了他的衣服，这里应该是指屈原的衣服是用香草做的。“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中“芳草”象征理想中的美人。逸《章句》谓：“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屈原多是以对美人的渴慕比喻对理想的追求，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之义，用男女意象来象征君臣关系。“美人”之于屈原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承载了诗人更多的情感信息。总结，香草所代表的意思，一指品德高尚，人格高洁，君子。“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非其弥章”。二指有才能之人，贤才忠臣。“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韧夫蕙臣”。三指楚怀王，象征君主。“荃不察余之中倩兮，反信谗而齐怒”。四代指美好的理想。“何处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在后世诗人笔下的芳草意象，更多情况下，又是作为个人人生选择上的一个象征。如高适的“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陆游的“断香漠漠便支枕，芳草离离悔倚阑”的诗句，使芳草有了超凡脱俗的圣洁光彩，表现出诗人的高洁的志向和完美的人格。而后萋萋芳草又成了隐士的一个象征，成了他们在污浊现实中维护美好德行、寄托高蹈情怀的一种象征。“诗佛”王维有：“春风动百草，兰蕙生我篱”、“香草为君子，名花是长卿”，“青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离骚》是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全诗长达373句，有2477字。在《离骚》这首长诗中，屈原以浪漫奇特的构思和深沈悲愤的激情，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际，塑造了壹位血肉丰满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表现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精湛的艺术。《离骚》无论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式，以及语言等方面，都有所开拓和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两者完美结合。《离骚》的现实主义基调体现为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的黑暗暗社会的混浊，直率地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感情。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说：“《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 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 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 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 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 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 争光可也。”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壹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九歌》
原指楚国流传已久的一套民间祭神乐歌，经屈原加工改写而创造出来的一首抒情诗。《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对于其名称的由来，来源甚古，《离骚》《天问》和《山海经》都曾提到它。《离骚》说，“奏九歌而舞韶兮”，“韶”，相传是帝舜的舞曲,《九歌》和“韶”并举，足见是远古的乐章。又，《离骚》的“启九辩与九歌兮”,《天问》的“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与《山海经》所云“夏后开上三嫔(宾)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完全相合。据解说，是启从天上偷来的。把天上的乐章偷下人间，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并非事实。在于屈原为什么袭用旧名，一可能是它也是祭祀的乐歌，而且祭祀的神当中，也是以天上的尊神，在楚国人看来相当于上帝的东皇太一为主。二九歌既然是楚国民间流行的祭歌，当然要用巫音来唱，这样就更显示一种独特的地方情调。"巫"，《说文》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能在神与人之间交流信息，调动鬼神之力为人消灾致福，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是古代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职业。在殷商时代特别尚鬼重巫，巫咸、巫贤都能达到相位。《礼记》曾载鲁君以巫求雨。跟"巫"相连的是"祝"，《说文》说:"祝，祭主赞词者。"即掌管宗教祭祀的具体仪规，起司仪的作用。如为主祭者诵祷辞，迎神而导行。祝需有好口才，以明语导祭，以美言悦神。"巫术"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各历史阶段的宗教现象。它的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影响人的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从我国古籍的记载看，巫者是从事通鬼接神活动的宗教职业者。巫风起源于远古，到了殷商时代大大兴盛起来。《汉书·地理志》言“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见在当时的楚国是一直有保持着这类文化，所以《九歌》也标志着南方的文化传统。根据马茂元先生在《楚辞选》中总结楚国民间流行的《九歌》，一可能是由职业的巫女编造出来的，用以娱神娱人，歌词主要以性爱为其主要内容。当时楚国地处蛮夷，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远古时期原始生活的意味，而在原始生活里，宗教与性爱颇不易分；且当地所祭祀的神，多半是不见祀典的淫祀，附丽于这种淫祀的神身上，必然带有地方色彩的离奇怪诞、亵慢淫荒的神话。二由于屈原生长在楚国北方，出身贵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谓“更定其词，去其泰甚”，在语言文字上进行了艺术加工的改写，汰去了他所认为过于亵慢淫荒的成分，使它表现得雅驯一些。但仍然使用原来的题材，并没有变更其基本内容和特有情调。三《九歌》在屈原改写过程中渗透着他的主观情感。如朱熹所说“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所以在现存《九歌》格调的绮丽清新，玲珑剔透，集中的提炼了民间抒情短歌的优美精神，显示出他的特色；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在《九歌》的轻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种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长的感伤情绪。它所抽译出来的坚贞高洁，缠绵哀怨之思，正是屈原长期放逐中的现实心情的流露。《东皇太一》作为《九歌》开篇之作，也是用来祭祀的最高神，表达人民对神明的尊敬之意。“作为天神的太一， 在古代哲学家的概念里， 是宇宙的本体， 一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闻一多《东皇太一考》评)。“我认为，东皇太一是具有死去的人王和天神的双重性的，它是人王的亡魂与神的糅合的东西。”(李光信《九歌东皇太一篇题初探》评)。而在屈原中，并没有对神的外貌和它的丰功伟绩作任何的描写，而是从人们祭祀神的隆重而崇敬的画面中表达出敬神之心，娱神之意。吉日良辰好时光，恭恭敬敬祭上皇;手持长剑玉为柄，身上佩玉璆锵响。瑶席玉器压四角，供奉鲜花散芳香，蕙裹熟牲兰为垫，敬献杜酒花椒汤。举起鼓槌齐敲鼓，鼓声敲得咚咚响;节拍稀疏而缓慢，吹竽鼓瑟高声唱。群巫舞美服饰好，香气菲菲飘满堂;各种乐调错杂响，太一快乐又安康!篇首以“穆将愉兮上皇”统摄全文，篇末以“君欣欣兮乐康”作结，一呼一应，祭神以祈福，其中包含着人民的普遍愿望，也包含着屈原对国家安康的愿景，当人民民运无法寄托时，往往会将时代的重任交付在一个英雄身上，在古代则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身上。国家命运越发忐忑艰苦，祭祀的风气也会越发广泛尊敬。古本《东君》次在《云中君》前，在古代神话资料中，当时把太阳神称为羲和，称日神为东君。在一切自然现象中，人民时刻感受到而一天不能离开的那就是普照大地的阳光，所以人们对日神的崇拜和歌颂是最为热烈而具体的，也是祭祀场面描写最热闹的，从中可以看到楚国民间祭日神的典礼是多么的隆重，而这一切全表达着对太阳的最高礼赞。李白诗曰：“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这一生离死别的故事，具有永久动人的悲剧意义。而这也是屈原改写《湘君》和《湘夫人》所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湘君和湘夫人皆为楚国境内最大的河流湘水之神，后来由于人事上的联系，使得人民意念中所产生的神更具体地赋丽于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具有瑰丽的神话色彩。“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思念君兮君未来，“鸟何箤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用这种颠倒错乱的现象，反衬自己的焦灼。最后只能将所思所想寄托于无尽的虚幻当中，“捐余玦兮江中，遗余牒兮礼浦，将以遗兮远者”佳人不至，所想皆为空，哀怨之极，又表决绝之意，却也从侧面说明了这刻骨的相思之情。直到最后，“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以此来宽慰自己。两篇的描写，始终以侯人不来为线索，尽管在彷徨怅惘中对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自己坚贞不渝的爱情则彼此是一致的。这样就从两个方面完整的体现了这一悲剧故事所遗留的精神，在苦难的黑暗现实世界里，人民是如何向往于美好和光明的，以及怎样对待自己的未来和理想，把握现在，因为“时不可兮骤得”。《宋玉集》有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山鬼》即山中之神，是楚国民间神话传说中的巫山神女，本篇是祭祀山鬼的祭歌，描写的是早期流传的神女形象。她只能在夜间出现，没有神的威仪，和《九歌》中所祀的其他神灵不同。屈原痛过她的失恋，来表现出一种始终不渝坚贞纯洁的情操。《山鬼》篇，是《九歌》中悲剧之最。以丰富的想象、绚丽的文辞、细腻的笔法委婉曲折地再现了当时楚国民间神话故事，感情缠绵，语言哀婉动人。山鬼由满心喜悦，到哀怨绝望的心情;道路险难，狂风暴雨的险恶环境。从开头四句“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正面描写山鬼的美貌含情而视在一个深山处，渲染了神秘的氛围，浮想联翩。她本来处于“山之阿”的幽篁里，为了“折芳馨兮遗所思”而来，但由于路途艰险，没能见到她所思念的人，于是登高远望，痴痴地久立在山的顶峰，聊以寄情。可是在云霞幻变，风雨交加当中，一无所见，更增加了她的别离之思和迟暮之感。“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风萧萧兮易水寒，思念君兮君不还，最后依旧是在苦苦的等待中结束。尽管在神魂迷惘的绝望境地中，支配她生命的力量，仍然是爱情。千回百折，愈折愈深;凄凉与孤独，只能成为爱情对她的考验而已。因而本篇所塑造的女神的艺术形象，它不但不局限于所直接描绘的材料，集中地表现了而且提高了人民的情感;从另一角度来看，作者青年时期在政治上的活跃，中年失意的忧伤，放逐以后眷恋故国的情怀，也都很自然地渗透交融在于其中。《礼魂》是通用于前十篇的送神曲，送神也是祭礼中最后的一个环节。“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每年兰菊花开时，祭祀就永远不会断绝。长此以往，长长久久，绵延至今。楚国的美好愿景，也融入到中华民族当中，延续至今，古今共鸣。《周颂·良耜》：“以似以续，续古之人”也是以祈求现实生活更好地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以祭典终古不绝作结，表达出一种淳朴而真诚的乐观情感。王夫之在《楚辞通释》曰:“凡前十章，皆各有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章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乃送神之曲也。旧说，谓以礼善终者，非是。以礼而终者，各有子孙以承祀，别为孝享之辞，不应他姓祭非其鬼(不是自己的祖先);而篇中更不言及所祭者，其为通用，明矣”。
《九章》
《楚辞集注》言：“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九章》是以更具体的片段的生活记录和心情反映。它们围绕在《离骚》周围，某些篇是旁出的支流，某些篇是叙次的延续，不够完整，但都是研究屈原生平及其思想最可靠的主要资料。《惜诵》便是屈原在被谗见疏之后，叙述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以悼惜的心情，叙述往事来表达优苦之情。上半部分述说忠心，可使苍天、五帝和咎繇辨明是非曲直，却因为自己忠心耿耿而获罪的冤屈，“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皆与《离骚》当中略同，贬谪后心情的苦闷，“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后为占梦者对屈原的劝告，与女媭一样。以及占梦后的感想，留既不可，去又实在不忍，惟有洁身自保而已，既“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哀郢》是屈原的代表作之一，为"九章"之一。诗篇真实地记叙了诗人离别郢都当时和流亡途中的沉痛心情，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思念故乡和同情人民的深厚感情，深刻地描写了不得不出走逃亡而又满怀依恋，不忍离开祖国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哀郢》是屈原的代表作之一，为"九章"之一。诗篇真实地记叙了诗人离别郢都当时和流亡途中的沉痛心情，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思念故乡和同情人民的深厚感情，深刻地描写了不得不出走逃亡而又满怀依恋，不忍离开祖国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兮”国破家亡，前途渺茫，没有去处，百姓流离失所。前种种皆是屈原在叙述郢都沦陷后，自己在国难中迁谪东行，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以及抒发家亡国破，身遭窜逐的悲哀。“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比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凄婉深长，感人至极。《怀沙》过去一般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对诗题“怀沙”，历代颇有歧见。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为是“怀抱沙石以自沉”。汪瑗《楚辞集解》认为：“怀者，感也。沙，指长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持相同见解：“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指长沙)，欲往而就死焉耳”。但在《楚辞选》中马茂元先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本篇确实是抱着自杀的决心，不过不是绝笔词，更像是屈原准备自杀的预告。时间大概在《哀郢》后，到达长沙前，将长沙最后选择作为生命的归宿地。屈原的自杀，一方面是表现绝望的悲哀，但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他的死来振奋楚国的人心，最后一次刺激顷襄王的觉悟。长沙是楚国东南要地，不同于遐荒绝远之地，就政治意义而言，死在这里是具有较大客观影响的。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死都可以算上时，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这个国家最后一点的生机，屈原是怀着希望与绝望离开这个楚国的。在孟夏草木莽莽时节，诗人南行时“伤怀永哀兮，泪沮南土”运用环境来衬托出屈原此时极度哀伤，忧郁的心理。直抒胸臆后笔锋自然转到了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屈原所追求的理想是最高远、最完美的，因此也是最难以达到的，但正是人类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人类才有希望。最可悲哀的事无过于所有的人都放弃了追求，就像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结尾所说的后遂无问津者。对整个社会来说，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在中国诗歌里，追求的精神也被诗人们从《离骚》那里继承下来了。人的生命当然是短暂的，但诗歌的生命却生生不已。上下求索的精神、 殉身无悔的态度、美人香草的喻托、悲秋伤逝的传统，这是《离骚》留给后代人们的宝藏。屈原的政治理想虽然落空了，但他的生命并没有落空，他心灵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通过《离骚》留给了后代，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拨动人们的心灵，点燃人们的热情，使中国诗歌的主流从不走向消极和颓废，使中国诗人永远保持着那种热烈执着的感情，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