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地铺

从孩童到成年，我在上海爷爷奶奶家差不多打过近二十年的地铺。每年一到两次，少则几天，多则一个来月，基本都是寒暑假的时候，一般也都是跟父亲一起。父亲是教师，有寒暑假。他基本每年都要回上海探亲，我便经常跟着他一块前往上海。母亲有时也会跟我们一起，但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当年她是我们当地县化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没有长假，休长假都是要调的。有时厂里会有一些采买高纯试剂的任务，需要到上海专门的化工商店里买。厂里知道我们家是上海知青，有时也会特意把这任务派给我母亲来做，于是母亲有时也会跟我们一起前往我上海爷爷奶奶家，临时住上几天。

父亲的童年是在上海普陀区老卫星新村里度过的。等他插队下乡，干了几年农活，再考上师专，当上小学老师，我爷爷奶奶与我叔叔、小姑妈都还住在那老房子子里。我哥一岁时便被我父亲送到了上海，跟我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父亲去上海探亲，除了探望他的父母兄弟，更重要的是看他的大儿子。这是也是我与我哥难得相聚的时刻。那老房子我还有点印象，当时我应该只有五六岁的样子，依稀记得那老房子只有一室户。我记得我跟父亲是睡在一个位于半空中，类似于阁楼的一张小隔板上。爬上去需要楼梯，但那楼梯白天是要收起来的，到晚上睡觉时才拿下来，架在地上。通过这个楼梯我们再爬到隔板上睡觉。我记得那地方很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那里原本也许是我叔叔或者小姑妈睡的。我们在家时，叔叔大概是去厂里睡的。

老房子的衣服都晒在房顶，大人们需要爬上楼梯，经过我们睡觉的铺位才能上去。我们白天也会爬到房顶上去玩。我记得东面邻居家在他家屋顶上种了一种叫金铃子的植物。金铃子长相奇特，果实的外表长得像癞蛤蟆皮肤。直到成年以后见到苦瓜，才发现它跟苦瓜长得很像。金铃子成熟周期很长，结果也不多。不成熟时果实也是青色的，成熟了以后会变成鲜黄色，很漂亮，剖开来里面基本都是空的，最中间有果肉，火红色，核很大，果肉只有一点点。隔壁邻居平时对我哥很好，果实成熟时也会送给我哥一个两个。我去的时候，也曾吃到过那么一两次，味道很甜，但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腥味。

后来老卫星新村拆建。在新房子建好之前，爷爷奶奶与我哥都搬去了我大姑父家临时寄宿。我大姑父家住在离卫星新村不远的一个叫九间头的地方，在中山北路以南，靠近苏州河，离老卫星新村有个一两公里远。那时中山北路准备修高架桥，沿路附近都是工地。九间头现在来看是一个好地方，但当时不行，那时的苏州河污染严重，河水都是黑乎乎的，离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化学品的臭味。一到夏天，那味道更重。大姑父家是两层楼，但也就只有一间楼上下，在弄堂里的一个小岔路口上。那时我爷爷奶奶与我哥睡在楼下一张床上，大姑父、大姑妈还有他们的女儿一家三口，加上我小姑妈，睡在二楼阁楼上。我跟父亲去，便睡在二楼阁楼的地板上，跟我小姑妈挤在一起。从一楼爬到二楼也是木楼梯，固定的。大姑父家的木楼梯修得很窄很陡，我最早爬上去时还是有点害怕，一般上去了以后便不高兴再爬下来。在二楼不能蹦跳，因为二楼是用长木板隔出来的。如果跳的话，楼下会很吵，而且会从木板的缝隙里落下灰来。不过我们孩子容易兴奋，经常玩着玩着就忘了，被在楼下的爷爷奶奶呵斥。后来我们就改在床上跳。大姑父家的二楼其实很矮，成年人上去要齁着点背，还好当时我们七八九岁，都是小孩，在床上跳还不至于顶到房顶上的瓦去。

当年上海没有热岛效应，夏天的平均气温比扬州的还要低两度。大姑父家二楼的窗子是朝南开的，有风，夏天还比较凉快，苏州河的臭水味被吹到这里也没那么浓。但南面更近处有一条铁路，据说通向杭州。那时这条铁路很繁忙，隔个一二十分钟就会过一辆列车，咣当咣当咣当。因为只隔了三四排房子，所以列车经过时在二楼会听得特别清楚。我们经常通过铁轨的撞击声来数经过的列车有几节，然后再判断是客运列车还是货运列车。这种噪音在夜间显得特别大，最开始的几天我被吵得睡不着，但好在当时年少，过两夜便也习惯了。那时我们白天或者吃完晚饭以后经常坐在二楼的床上或者地板上打牌，下象棋，玩强手棋，下午吃四分之一块光明方砖，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地上一躺，盖条毯子，一天很快过去了。

两三年以后，老卫星新村那一大片的新房子建好了，新小区改名叫了岚皋路166弄（当年没小区名字）。爷爷奶奶分到了新房子，两室一厅，比之前大了不少。过渡期一直住在单位宿舍里的叔叔也搬了回来，准备结婚。我们去的时候依旧睡地板，一般都睡在爷爷住的这间。那时家里只是简单装修了一下，地上铺的是一层硬塑料的地板纸，上面印着像磁砖一样的方形花纹。塑料地板纸比不上木地板，又硬又凉。夏天睡在上面硌得骨头疼，即使垫一床席子也没用。其实在扬州夏天我们也打地铺，中午吃完饭，把席子往堂屋中间一铺就睡了。家里水磨石的地面也硬，但那仅局限于午睡，再怎么能睡也就睡一两个小时，晚上还是要去床上睡的。到了冬天则是另一种情形，奶奶会把平时塞在储物柜里的备用褥子拿出来先铺在地上，然后在上面再盖一两层的被子，有时还会拿出我爷爷的呢子大衣给我们盖上。一层垫胎其实挺薄，并不能完全遮挡住从水泥楼板上渗透过来的寒气。我们睡觉时还要把盖的被子也打成卷，压在身子下面会感觉好些。但一个晚上睡下来人没有不动的，被子散了，背后是又硬又冷。

我大姑父一家三口在过春节或者暑假里也会过来住上三五天到一周左右的时间。他们在九间头的小破楼在爷爷他们搬进岚皋路房子以后没两年也拆迁了。大姑父一家拆得比较远，房子分到了宝山区，到这边来很不方便。大姑父一家到这边时，那时家里到处都是人。床上起码要睡四个人，地铺上也睡着四五个人，夜里上厕所走路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然很容易踩到别人的头发或者手脚。姑父一家来的时候，我跟父亲有时会去隔壁叔叔的那间屋子里打地铺。他们那间房间稍微宽敞些，地上有地板，我们睡得会舒服些。

这样到了我上六年级。叔叔单位里分到一套一室户的小房子，爷爷奶奶与我哥便搬过去单独住了。那套小房子在梅川路上，离外环比较远了，条件并不比在岚皋路时好。唯一改善的是爷爷在房间地面上铺了一层小拼木地板。当年的小拼木地板在上海流行过一段时间，主要是便宜，大块地板不是谁家里都舍得铺的。小拼木地板五块是一个单元，横竖交替铺在一起，从上面看还挺好看的，但坏处时每块木地板有高度差，加上地面本身就有点不齐，即使在拼木地板上打上一层蜡也不能弥补那两三毫米左右的高度差。小木地板的缝隙比较大，走在上面还会移动，“啪塔啪塔”响。在这小木地板上打地铺依旧是不舒服的。冬天褥子垫得厚一点还好，夏天依旧觉得硌。大姑父一家三口依旧会在寒暑假时过来住上些日子，家里这时就要睡九个到十一个人。夏天我姑父就睡在阳台上，那里凉快些，他是大胖子。我爷爷一般是睡在客厅的躺椅上。睡躺椅应该比我们睡地铺更难受。那时家里都没装空调，也不知道那些年的夏天是怎么熬过的。

等我哥读了中专，我也紧接着上了高中。爷爷奶奶终于把梅川路的一室户房子置换成了真光新村里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家里这次终于宽敞起来，他们三口人终于睡得舒服些了。因为家里有亲戚经常要去，所以爷爷还买了沙发与折叠钢丝床，大家可以临时睡睡。除了大姑父一家来过春季，其他时间我们已经很少再打地铺。这时我们几个孩子也都长大了，体型都超过了他们成年人，一张床已经很难再睡上去四个人。这时打地铺已经有了电热毯，冬天睡觉时垫在下面便没那么冷了。奶奶说我父亲年纪也大了，腰也不好，地板太凉，还是最好不要睡。

等我考上大学，在上海读书，周末去爷爷家时，一般会跟我哥挤一张床上睡。遇到春节暑假，那家里还是要挤一挤。客厅里有时也会搁出一张大床来供大家睡。后来我哥结婚，家里彻底装修，地上终于打上了龙骨，铺上了厚实的木地板，但这时我已经上班，平时一般住在医院宿舍或者自己的房子，已经很少在爷爷奶奶那边过夜。我问父亲是否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打地铺睡觉的日子吗？他想了想，说那应该是我哥结婚那几天。被他这样一说，我才终于想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那次我外婆还特意从扬州坐火车上来吃喜酒，我与父亲没地方睡，在爷爷奶奶的房间里打了最后一次的地铺。

二十多年一晃而过，有些事不刻意去记会被慢慢遗忘。如果不是父亲提醒，我已经无法想起我在上海最后一次打地铺睡觉的日子，忘了是哪一年，忘了我几岁，忘了当时是夏天还是冬天，也忘了我这那些年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