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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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我有点体弱多病，动不动就发烧，一烧便是三十九度，然后还要抽搐，据说人都会抽到扭曲变形。因此她那时总害怕我会忽然死掉，让她白白怀了十个月的胎，又含辛茹苦养了好几年。有几次的发热我还有些模糊印象，我记得每次发烧母亲总是要在我的头上反复搁湿毛巾。当年如果不去医院打退热针，物理降温只有这个办法。我记得自己发热时比较嗜睡，但睡不踏实，会分不清现实与梦境，好像整个人都泡在梦里，透不过气来。有时我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但怎样挣扎都无法醒来。梦的具象在那时像是一只密不透风的茧，沉重、紧密而又茫茫。
如果吃退烧药、冷毛巾敷头降温没用，母亲会带我不是去镇卫生院，便是去他们厂的医务室打退烧针。镇卫生院的人比较多，看病一般要排队。有时我们会在那里先配上几天的药水，临时打一针，剩下的以后几天拿去厂医务室里打。厂医务室最早有两位医生（卫生员），都是男的。一位年纪比较大，姓余，住我们家隔壁不远。另一位姓温，年纪比母亲小一点。母亲叫他小温子。我总觉得他思想有问题，在心里一直把他叫做小蚊子。他给我打针时一般会很疼。后来余医生退休以后，厂里又招了一个女卫生员。她打针的手法要温柔一些。
那时打针用的针筒是玻璃做的，针头是不锈钢的。针筒有刻度，活塞前面一段是毛玻璃，大小有不同型号。针管、针头都不是一次性的，用完以后会消毒，以后还要继续用。消毒时玻璃针筒要拆开，与不锈钢的针头分别放在不同的盒子里。针头是插在纱布上的，蒸汽消毒以后纱布会变成铁锈色。用的时候他们会依次打开不同的消毒盖，用插在消毒水的镊子一一夹出来，装好，抽药，然后照着我的屁股狠狠地扎上那么一针。
我不记得在母亲的厂医务室里挨过多少针，反正右边屁股打肿了就打左边，左边不行了便打右边。记得打得最多的针是庆大霉素与青霉素，还有安乃近。庆大霉素后来说有毒性，对耳朵不好，后面便不怎么用了。小温子医生说青霉素安全。但青霉素要做皮试。先在手腕内侧的皮肤上打一个皮丘，然后用圆珠笔画一个圈，等几分钟以后看红斑有没有变肿便大。这一针皮试针比打屁股那针还痛。
我小时候在上海亲戚家过寒暑假时也因病去过几次医院，有害疖子的，也有感冒发烧的，屁股上也挨过上海护士姐姐的针。她们普遍会比我们乡下的医生护士技术好，有时还没感觉到就已经打完了。那些疼的药水，她们一般都会预先告知，然后推得会慢一些。另外一点我猜是她们用的针头可能不是反复消毒好多次的，没有毛掉。
不过如论打针的技术如何，屁股挨完针的地方一般会疼上好几天，有时还会有淤青，碰不得，连走路都会牵拉到不舒服。后来听说有孩子因为一直打屁股针，臀大肌形成硬结、炎症以后造成肌肉挛缩瘸掉的，想想自己现在还很活蹦乱跳也算一种幸运。
小学时我们还要打预防针，卡介苗、牛痘之类，都是打在胳膊上。每次打，胳膊上都会形成一个疤。我一共有四个，有两个还有点印象，其他两个我却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听母亲说是出生以后不久就打了。打预防针一般都是穿白大褂的专门来班上统一给我们打。一般会来三四个人，把桌子整理一下，让大家排队依次上前。每次打预防针，班上会变得很闹腾。有的同学是一点儿也不害怕，打完以后还笑嘻嘻说不疼的。也有嘴上说不痛，一转眼就哇哇大哭的。还有一看见针筒就立即尖叫、嚎啕起来，连老师都拉不住的……我属于那种不害怕的，因为屁股针打得多了，觉得打预防针都不用脱裤子，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过在胳膊上打预防针也有不好的地方，医生在打完以后总要叮嘱不能碰水，不能挠。但其实不挠是不可能的，它会痒，一挠便肿，肿起来就会化脓，化脓了就会烂掉，最后变成一个黄豆大的疤。这个周期每个人不太一样，有的同学没几天就化脓了，有的人要一周以后才会化脓。我记得最后一次打预防针，我胳膊上打针的那块肉一个星期也没什么反应，就是有点不舒服。我以为没事，不会化脓了，结果去母亲厂浴室里洗了一次浴，受了热，第二天那里肿起来了老高，没多久就出了脓，又过了一个星期才收疤。
小学时对注射器还有一种迷恋，觉得它外形因工整而艺术，内部因工艺完美而严丝合缝，装上锋利无比的针头，吸满水可以当很好的玩具。那时我们几个经常去镇卫生院东面的那个专用垃圾场里翻医疗垃圾。输液管、注射器、针头等等都有，但一般都是一些破碎的、不成套的东西。偶尔也能在里面捡到完整的注射器，或者找到两个可以组装在一起的。我拿着配好的针筒给捉到的癞蛤蟆、毛毛虫、蝴蝶什么的打过自来水。不过我妈见到我玩针筒，得知是我从医院垃圾堆里捡来的，让我赶紧扔掉，还说这些医疗垃圾，尤其是针头，里面不干净，都是病毒，戳到人要得病死掉的。被她说了以后，我这才觉得危险。在那里面翻东西很容易割破手，无论玻璃碎片还是刀片、针头都很锋利，有的还生了锈。
上初中以后挨针的次数明显少了，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比小时候好，不过偶尔也会生病去卫生院看病。那时已经基本不去母亲的厂卫生室看病打针。毕竟厂卫生室的主要功能也就是临时应个急，消毒、包扎、打个肌肉针啥的。卫生室也只有一些简单的药，越来越无法满足职工的日常医疗需求，镇上各厂的卫生室因此逐渐变得有那么一点可有可无。
我们镇卫生院当时还挺大的，科室很齐全，除了门诊还有病房，也做手术，切阑尾、生孩子都可以。我在那里挂盐水时曾亲眼见他们医生拿一个脸盆装肥皂水给急诊送过来的病人洗胃。在卫生院看病一开始也打肌肉针，但慢慢肌肉针被挂盐水取代。卫生院的门诊里有两间专门挂盐水的房间，里面只有座椅。挂盐水的时间大概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时间。本来人就有些不舒服，但坐着又睡不着，输液时往往都是半夜，冷，输液室里也没什么人。虽然每次基本上都是母亲陪着我，但我与她也没什么多余的话。那时能做的便是看着液体从皮条的滴壶（莫非氏管）里一滴一滴地落下，气泡会从插进玻璃瓶的另一根针头处溢出。那些泡泡有时是一个个的，有时是成串的，聚在液面上成了一堆。有时它们很快便会消失，有时要过一会儿才逐一消失。冬天输液最难受，打上针的手一会儿便会变得又冷又痛，那种在静脉里穿过的寒冷自带着一种催人战栗的威力，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想把手臂临时舍弃的愿望。我记得那时母亲会想办法弄一个热水袋来敷在我的输液皮条上，这样会让输液时的手好受一些。
高二的冬天，母亲陪我在我读书的施桥镇上的一家私人诊所里又输过一次液。那家小诊所是由沿街的两间商铺改建，一间看病，一间输液。输液室小而拥挤，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塞满了躺椅，基本上还都坐满了，里面有股臭衣服混着消毒液的奇怪味道。补液室的那扇临街的玻璃门是锁住的，阳光穿透贴在玻璃门上的宣传纸撒进屋子里，显得凌乱而软弱。我在那里挂了两天水，母亲陪了我两天。那时母亲才四十六岁，却已经提早退休。他们厂的效益已经很差，几个车间都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厂里的职工都知道整个厂都已进入了关门倒计时的状态，也不知道厂卫生室是不是还开着。
后来有一年我在路上偶然遇到了小温子医生。他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了（毕竟我已近从孩童长成了大人的模样）。我注意到他的两鬓已经有了很多白发，已然不是记忆里的那个穿着绿色军大衣，拿着针筒给我消毒、打针，然后非要说出一些奇奇怪怪话的年轻时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