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堂妹

东庄的堂叔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堂姐叫小梅，与我哥一个岁数，堂妹叫小丽，同我一个岁数。堂姐小时候便很漂亮，瓜子脸，脸小巧而精致，皮肤白皙而细腻，笑起来眼睛里有花，嘴角里盛蜜，一点儿也不像农村里的孩子，谁见了都会说好看。不过当年我母亲不太喜欢堂姐，说她懒。农村里的孩子，其实没多少是懒的，平时都要帮大人们做很多家务，譬如喂猪、养鸡、种菜等等，有时还要自己做饭烧菜。到了农忙，家里更是任何一双手都不能闲着。堂姐的懒是相比于堂妹。

堂妹比我小三个月，长得没她姐姐好看，身材瘦小，长鸭蛋脸，眼睛又小，蒜头鼻子，最重要的是皮肤太黑，笑起来牙齿还不齐。堂妹的性格还有点像男孩子，活泼好动、吵吵闹闹、心宽淘气、不拘小节，没有半分端庄雅淑的样子。她平时干家务活特积极，因而便显得堂姐有点懒。母亲那时在背后总说，要是这小丽堂妹能养在我们家里就好了。母亲一直觉得女孩子比男孩子有用，又贴心。男孩子嘛，都是讨债鬼！我小时候的确讨债，从不做家务，除了读书便是玩，但实际上书也读得很差，就剩下玩了，因此经常被母亲嫌弃也正常。

我周末去东庄，也是以玩为主。到点吃饭，不到点就在村子里或附近到处跑，自己找玩的东西。或者钓鱼，或者捉螃蜞，或者追鸡，看什么不顺眼就拿棍子扫荡一番。乐趣总在无中生有，尤其是几个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坏点子正如夏天的云一样，总是呼呼乱冒出来。有时即便是沿着田埂疯跑上一段也很过瘾。大人们有时嫌我们碍事，干脆拿点钱打发我们去冻青府或者附近村子边的小店里随便买点东西再回来。堂姐堂妹有时也会跟我一起玩，但要她们做完家务才可以。我有时会跟她们一起去打猪草，拿着镰刀去河边割婆婆纳。或者跟着她们去小码头上看她们淘米、洗菜。或者看着她们提着糠桶去猪圈给猪喂食。堂姐堂妹一天得喂几次猪，我会跟着她们跑来跑去，但从没帮她们提过一次糠桶。

那时当小孩子，经常不知道好歹，做事有时没轻没重，不考虑后果。

记得有一年我跟堂姐一起曾经捉弄过一次堂妹。那是一年冬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那几天很冷，屋檐下都挂着长长的冰凌。在堂叔家妈妈，我大奶奶家的屋子后面，巷子口的地上有一层冰。那是白天从冰凌上滴下来的水落在地面上又上冻时形成的，大概有个蒲团那么大，走上去很容易滑倒。前面因为我没注意，走过去滑了一跤，堂姐正好看到了。于是我们两个商量着骗堂妹来，让她也滑上一跤（当时我们这是什么心态啊）！为了让计划成功，我们还从旁边弄了一点雪过来遮住了那个冰面。远远地看，只是一片雪地。弄好陷阱以后，我回家去叫堂妹，骗她过来，说要给她看个好东西。结果她跑过来，一只脚（保暖鞋那硬塑料很不防滑）刚踩到那块被我们用雪藏起来的冰面上就立即失去重心，摔了个四仰八叉。我看见她眼泪水都流出来了，肯定是又气又恼又痛，而那时我们只是哈哈大笑。我们两个还真坑人！幸好是冬天，穿得厚实。可那又能有多厚实呢？摔倒在冻得铁硬的地上还是会疼得像被车撞上一样。我不是也刚刚在这里摔了一跤？可为什么我会觉得让堂妹也在这里摔上一跤会很过瘾呢？于是，为了显示出我的内疚，我对她说，我刚才在这里也摔了一跤。听到这话，堂妹一下子破涕为笑，说，原来你已经摔过一跤了！（可我摔一跤与她摔一跤明显性质不一样啊，我是无意，她是被我们恶意。只能说我这堂妹太过善良。）

还有一年过春节，堂叔家生煤炉子，刚生好，没来得及拎回厨房。我便把之前拆在口袋里的小鞭炮直接丢进煤炉子。鞭炮性子点燃了，炸得砰砰响，煤饼都炸裂了。我赶紧跑了。堂叔的妈妈，小丽的奶奶，跑出来一看，只有堂妹傻傻地站在门口，二话没说，直接一把揪住了她的耳朵，一边使劲一边臭骂。堂妹眼泪直掉，但她只有委屈，却没辩解说是我干的。我这大奶奶十分重男轻女，估计就算看到是我干的，她也不会骂我，依旧会逮住她的小孙女打上一顿。其实堂妹与我大奶奶最像了，不但长得像，性格也像，都是在家里做最多差事的人，也是挨骂最多的。堂妹在家最小，又是男孩子性格，直来直去，不懂得讨巧，于是每次遇到“坏事”，挨揍的基本都是她。而她委屈归委屈，却不记仇，偷偷给她塞个奶糖或者大蜜枣吃，转头又呵呵笑了。

因此，我母亲一直说小丽妹妹心眼好。

我家老太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是住在东庄，与堂叔一家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起居一般都是由我婶婶或者堂姐、堂妹负责。老太太与堂姐堂妹睡在一个房间里。平时端饭倒水，帮脱穿衣服，扶着去上马桶等等，老太太只管叫，她们都会立马过去，没有怨言。当年老太太跟我们一家住在瓜洲时，我也给她端过早饭、倒过水，但其他的事就做得很少了，毕竟她那时身体还行，就是大冬天的早上起不来。老太太最后的半年里有好几次昏厥，人看起来马上要不行了，每次我这堂妹都是先哭得稀里哗啦。她这么爱笑的小姑娘，哭起来也伤心呢。

堂妹其实对谁都好。想起来我与堂妹曾经一起走在村东头的小路上，那里刚好种了一片芝麻。芝麻长了一尺来高，正开着粉白的花，像开会一样，围着中间的杆子挂了好几层。村里当年种芝麻的人家很少，开花也是过了五月。田里的麦子此时也长到了小腿的高度。堂妹忽然说她想起来我每年冬天都长冻疮，说这芝麻叶子搓烂了敷在手上可以治冻疮。我冻疮生过好多年，每年都会烂到出水，常规的那种姜味冻疮膏一点用处都没有。听堂妹这么说，我是将信将疑。堂妹却揪了下来一把芝麻叶子与花，用手揉碎了给我手上敷了一层，于是我的手就像图画墙一样，布满了青色、绿色与粉色。后来那天，我们又去芝麻田里采过几次芝麻叶子。被田主（都是认识的）看到，骂骂咧咧了半天，估计晚一点又会去堂叔家告状，最后挨骂的肯定又是堂妹。到了那年冬天，我的手上依旧长满了冻疮，看起来芝麻叶子的效果并不明显。想想也是，哪有搓一天的草药，年底还能治病的。不过堂妹告诉我的另一个偏方是有用的，就是用西瓜皮治痱子。自从有了这个偏方，我的痱子就几乎没有了，就算发了，搓个两天西瓜皮便能好。

看堂妹徒手抓苍蝇最好玩。她把苍蝇分成菜苍蝇与屎苍蝇。她只抓菜苍蝇。菜苍蝇丑陋但不恶心，身体是麻褐色，眼睛倒是暗红，最喜欢叮在白米饭上。堂妹捉苍蝇时，会小心翼翼地用手从侧面缓慢接近停在桌面上的苍蝇，等差不多距离一个手掌的宽度时，猛然向苍蝇抄去。苍蝇的反应比人快，但不一定会比手快，只要手掌半握着，抄的时候略微向上，是很有可能一把抓住它们的。在打开手掌检查有没有捉到苍蝇之前，一定要先用力捏紧拳头，确保如果捉到了，这只苍蝇必须是处在残废或者死亡的状态。不然可能一松开手，因为嵌在手掌的缝隙里而没有受到很大伤害的苍蝇会立马飞走。堂妹徒手捉苍蝇很有一套，她抄住苍蝇的概率应该能超过百分之二十。在她的影响下，我也不再觉得被捏爆的苍蝇有多恶心，也学着她去捉苍蝇。经过训练，我十次之中也能有那么一两次会捉到这些贪嘴的小煤球们。每次成功以后，我们倆都会相视一笑，觉得自己离武林高手又近了一步，盘算着下一阶段就是拿筷子在空中夹住正在飞行的苍蝇了。堂姐也会跟我们一起捉菜苍蝇。她的动作与堂妹不一样。堂姐的手是女孩子的手，捉苍蝇时带着柔软，不会用很大的力气，攥住拳头时像攥着一朵木槿花一样。不像我与堂妹，手掌扫过时带着一股你死我亡的罡风。

我与堂妹一起还还干过很多“坏事”。比如去偷过人家地里的莴苣，在河里洗了洗，剥掉皮，生吃；去邻居家的桃园里摘人家的桃子，衣服上擦掉桃毛，立马开吃；还有摘人家种在路边的新鲜蚕豆，或者去地里拔人家的萝卜、胡萝卜、红薯、西瓜等等。一切能塞进嘴里的，我们倆都不会放过。在农村，找吃的似乎是一件最重要也最有趣的事。因为老是吃生的东西，又老生喝井水，所以我们的肚子里总会长出虫子来，隔段时间便要吃打虫药。不找东西吃的时候，我可能去钓鱼，去叉龙虾或者青蛙。堂妹会帮我挖大黑的蚯蚓，或者等我满载而归时，烧大灶把它们煮熟，打牙祭。到了冬天，地里没什么东西了，我们便拿着火柴去田里烧荒草，或者跑去大运河的沙滩上捡贝壳。大运河河岸上那些枯瘦的树枝上有时会攀附着成熟的萝藦果，剥开以后里面是像蒲公英一样的种子。我们会把它们吹向天空，看它们像一个个伞兵一样飘落进荒草丛或者大运河低矮的水面上。如果在路边发现了苍耳，我便偷偷采下一把苍耳子，然后趁堂妹不注意，使劲揉进她的辫子里去。如果她一时取不出来，两只眼睛会顿时变得水汪汪的。揉进长头发里的苍耳子如果取不下来，那就只能拿剪刀把粘住的头发一起剪下来。堂妹的头发经常参差不齐。这事我不止干了一次，有时堂姐也会干。

堂姐再大些便不跟我们倆一起疯玩了，她毕竟比我们倆大了两岁。她与村子里叫庆高、建宏、大军、小军等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孩子玩得更多一些。我们倆继续与宗明、小宝子等几个年纪小一点的在一起玩得多。但如果我们在家打扑克或者假装搓麻将，堂姐也会跟我们一起玩。我们打牌主要打关牌或者争上游，也有那种叫“布告牌”的游戏。跟她们倆，我学会了拧毛巾（拧上臂的皮肤）与揪钓鱼筋（揪头发）等新奇的惩罚措施，以后我还把这种玩法带到我们镇上的同学之间。

当年农村里的孩子基本上都不爱读书，出路不是当学徒，就是招工或者在家种地。堂姐的成绩很一般。堂叔原计划让她初中毕业以后考个技校读读，但堂姐没考上，毕业以后去汊河镇服装厂里做了几年。堂妹的学习比堂姐还不如，初中都差点没毕业。她是一点儿都不爱学习，作业经常不做，宁可去喂猪、洗碗、烧饭，也不愿摊开书本瞅上一眼。堂姐与堂妹的初中都是在我父亲教书的初中里读的。到初三时，堂妹哭着说不想去上学，父亲上门去劝了几次，最后让她总算坚持到拿了初中毕业证书。初中毕业以后，堂妹最开始在机械厂里做工。

我那时开始读高中，在施桥镇寄宿，平时连家也难得回，只有到过年过暑假才会有机会去跑跑亲戚。堂叔家那时是一年也去不了两次。我们仨已经难得见上一面。因为我依旧做着学生，而她们倆已经在养活自己，这便让依旧游手好闲的我越发的难为情。即便有时见了面，我与她们也不知道讲什么好，更别说一起去找什么童年的乐子去做。

再后来，有媒人给堂姐介绍了一个运西镇上做理发的小伙子。理发是我们扬州三把刀之一，学理发也是我们当地人很常见的选择。他们倆结婚以后先在镇上做了一阵子的理发事业，后来又一起到上海创业去了。堂妹则是一直留在家里。堂妹的老公做的是上门女婿。而我呢，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找了份工作，常年不回老家。

回想起来，我们仨曾经出生在几乎同一片屋檐之下，在同一条著名的河流边生长，脚印踩进过同一块田地，呼喊声穿越过同一片田野，吃过一个锅里煮出来的稀饭，睡过同一张又硬又局促的木床，举过同一株瘦长的红色彼岸花，被小宝子家那一条恶狗追逐，一起搬着凳子去杨村看过露天电影，一起徒步去高旻寺里看金光闪闪的菩萨，一起跑去冻青府买过泡泡糖吃，在柴房与猪圈附近捉了好些年的迷藏……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间终于变得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