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我人生道路的两盏明灯
爱因斯坦说过,要使学生尊敬老师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与才。现代学者王焱也曾说过:教育的艺术不在传授,而在鼓舞和唤醒。下面,我要说的是在我从小到大师从过许多教过我的老师中,直至现在有两位老师是我最尊敬的。
一位是我上初中(当时是七年级制)的老师,虽然他刚刚离世,但是我将永远记得他的名字——方孝庆。尤其让我终身遗憾的是,去年,我从一个老乡口中得知方老师生病住进中医院好几天了。我立即赶过去,中医院几层楼的病房中没找到他,最后电话要通了他儿子方绪州,他说:“我们刚到安康市医院……”第三天在桃园路从另一位老师口中得知“我们送方孝庆老师‘上山’回来了………”我感到惊愕,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个月前,我在滨江大道散步碰到方老师,看得出他精神依然是不错的。当时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自由头头发白得发亮;中等略显瘦的身材,走起路来显得有精神。回忆当初在凤阳七年制学校任我们班主任时,他还算个活跃人物,但又总觉得他闷闷不乐。高兴时还在篮球场上蹦一蹦,来几个漂亮的三步上篮或单手投篮;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是在在乒乓球台前玩几个上旋、下旋、直板、反抽、猛扣。那要是棋逢对手了,对抗战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每次方老师一上场,球案周围总会围得水泄不通。
我也最喜欢上方老师上的语文课,每次做完作业、同学们还在继续时,我就会低着头叠飞机,方老师总是会朝我看一眼,我自觉地悄悄地“改邪归正”。按照当时学校其他几个老师说的那样,我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他也从来没批评过我,总是选择最恰当的时机耐心地教导我:“自己有那么大的人了,又是班干部,总要带个好头才好!”我总觉得这句话是有分量的。我数学一直不好,当时学习数学时,一塌糊涂。数学老师有时候在放学的时候让我留下来,把她教学作业完成了再让走。临了,她还对我说:“你应该把数学学得跟你的语文成绩一半好才对得起人啊!”其实,我的数学成绩当初不是很差的,因为当时刚上六年级时,一位早年与我父亲相熟的老老师,在给我们代“农基”课时,他发现有些同学连一些很普通的话都读不通、弄不懂,他有些不乐意,地开导性的说:“语文是各科之母,语文是教你学会说话的,你如果没有学好语文,不下功夫,其他的课也枉然!”所以从那时起我慢慢放弃学数学了。不管咋说,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我都得很感谢老师至少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直到现在也一样感谢老师。
方老师让我在学校文宣队当组长,我心里很高兴。为迎接各种各种政治宣传活动,我们演过好多次节目。那时候,我们不管干啥,只要方老师一说,我们就认真干,每次的任务都完成的很好,况且那时候搞政治宣传属于学校学生一项政治任务,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而且连一杯水都是自己去找着喝,更不用其他的了。有时候晚上演出的时候,风把汽灯泡子刮掉了又要重新安装要推迟演出时间,就会搞到夜深,肚子饿得咕咕叫,喝碗冷水继续演,就这样我们照样幸灾乐祸。一个最大的力量支撑,就是方老师自始至终都和我们在一起打拼。(他作为一位老师,比我们学生要优越的条件是,晚上走夜路他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手电筒)每次让他先回去他都不肯。最后我从另一位老师口中悄悄地打听到其中的秘密,方老师家庭成分不好,不敢在政治运动中消极怠工,表现不积极就会挨整。哦,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的政治背景比他还惨,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是清一色的“地主、富农、分子”,入团、入党、招工你靠边。怪不得方老师每次教育我时总是语重心长:“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你想在学校里上多少学、读多少书不太可能,乘现在有点上学的机会,抓紧学点东西,免得后悔莫及哟!”话到这里,我似懂非懂地望了方老师一眼,觉得有些话他没有明说,是要留给我自己去想。下午回到家后,我把方老师向我说的话给我父亲说了,他也没有全然告诉我,只是一句“听老师的不会错”。我觉得也是模模糊糊的。直到八十年代末,父亲终于盼到了给他平反昭雪、重新恢复公职后,才把当时的事实真相告诉我:方老师和我们都是成分比较高的人,那时候你有什么志向也无法实现——历史不清,出身不好,“政审”不得过关。哎呀,可见那时候的老师生活、工作在那种环境中,要真心实意地“帮助”一个学生,不得不“煞会苦心”。
曾记得在“批林批孔”、反对“师道尊严”的日子里,好多事真能把人搞得哭笑不得。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给老师“找问题”,要求“口诛笔伐、挥戈上阵”。我们班28个学生,都觉得方老师像父辈一样教育和关心着大家,他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生活、学习等都了如指掌,如果有学生要向他请两天假,他就会说:“别人家过酒席是常事,耽误几天跟大人走亲戚、喝喜酒,有点发不着。”当上级指示要求“揭发自己的老师”时,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指示”一传达,他就给我们开会,下“动员令”:“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及时指出来,我好好改正,你们不‘揭发’是不行的……”会毕后,他把我们几个班干部叫到他的办公室再“动员”一次,临了,他提高语气指着我说:“你是班长,先带个头!”回教室后,各自拿起纸、笔,写“批判稿”。好多人挖空心思也挖不出几个字,我也同样挖不出什么东西来。一节课下来该交东西的时候,方老师来到教室首先问我:“你的写好了?读给大家听听!”我哪里写什么好哦,实在没办法。正在这时,外面来了一个领导层的人物,来到各个教室门前,重复一句话:“下节课召开大会,各班选3个人发言。”方老师向我说:“你一个,你再安排两个人。”转身就走了。不久,大会开始了,第二个发言就是我,但是我心里还没底这个言怎么发?主持人叫道我的名字,我迅即走上讲台,揭发方老师“师道尊严”的事例,大意是:“有一次,学校要在我们教室后面要打一堵干墙,哪个教室哪个班负责。方老师让我们班上三个同学给他帮忙,两人递土坯、一人递泥浆,天黑前就砌好了,可是忙了半天,学校不管我们饭,方老师也没有给我们做饭吃,我们空着肚子回家了。这就是典型的‘师道尊严’,只知道老师要吃饭,学生难道就不吃饭?”领导站起身像是以表扬的口气说,这个发言很深入。(其实,当天下午我们离开学校后,方老师已经病倒了也没有做饭吃,他本身就是带病坚持的。——没想到这个本来是学校的事有我即兴换成方老师‘个人’的故事,编出来还应付过了差事)。发完言我就离开了会场,后面的发言我无心去听。离开母校后,很少去过,高中毕业前,我听说方老师调走了。
还有一位老师,是我上高二时代我语文课的班主任老师——邹联阶。他没有那种很浮躁很世俗的气息也没有那种很沧桑很自卑的感觉,他总有一种稳重、并有一种显得古板的老学究板式——只是没有穿长衫、戴花镜、手中捂着戒尺的“外快”。我喜欢上邹老师的课也喜欢邹老师以及他的微笑,对我影响最大的课了。我甚至觉得他在平时私下与我交流谈话时,俨然是一位很负责的长者、父辈,有时在想如果没来到这个学校,一切都不一样了,但很庆幸,我还是来到了这个学校。邹老师在上课之前总是会说一句:“同学们好,大家辛苦了!”我都会觉得心里有点发酸,我们是学习的主体,这是我们的任务,邹老师很体贴我们,这样关心我们,挺温暖的。在听邹老师教学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时候,他很认真地把古典文和白话文结合起来,他根据学生自己的理解程度,加上一些必要的意译或直译,能按照作者的意图用白话文说、写出来就不错了,不搞“一刀切”。在听取学生理解古文、口述词句时,他那种注视的目光里,充满着鼓励和信任!那种认真,那种眼神很多年都没看见过了。邹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过很多道理,那一次他说起了学生之间的相互攀比、追求物质和精神世界的问题,我知道老师必定是个很幸福的人,因为老师的话语已经证明他的内心世界充实,精神上富余。我记不清老师的原话了,但是我领会精神,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我还记得我当时单独“采访”邹老师的时候,从跟老师预约一直到采访结束,我都感觉很轻松,在这其中邹老师给人的感觉很亲切;还记得他在带我们到河滩上修田种水稻的劳动实践课上,邹老师全然和我们打成一片,除了不乱开玩笑外,他给我们每一个微笑、每一句搬石头的号子都很温暖,那种笑不是经过特别训练出来的“标准”微笑,但是绝对发自内心,这是关在教室里永远也找不到的感觉。今天,我和邹老师再次交流时,他说,我能有今天他很感动也很惭愧。其实,老师已经让我看到了一种真实感、一颗善心,这就已经足够了。倒是我有时上课不认真,我觉得惭愧,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自己。这是我第二个最尊敬的老师,我希望老师及其家人一直平安、幸福、事事顺利。
我喜欢教师,因为我的老师既给了我自尊、自信,也教会了我真、善;我的两位老师是我最好的榜样,到后来我自己做了老师,我也学会像他们一样去对待我的学生。我所有想做的这些都是源于我从这两个老师身上所感受到的东西,我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无论是通过教育或是文字。
谢谢我的两位老师!谢谢他们成为指引我人生道路的两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