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

“社员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丰富群众生活，今晚七点半在大队部大会堂演淮剧《秦香莲》，还是‘郑巧娇’他们剧团，欢迎大家来看。社员同志们，告诉大家……”

家里西山墙柱子上挂着的有线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把趴在桌上睡着了的我吵醒。我打了个激灵，用衣袖擦了擦作业本上的口水，站了起来，走到门外。广播上还在重复着“好消息”，是大队李副支书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熟悉。他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只是夏天戴草帽，其他季节总带着一顶有点油晃晃的黄军帽，他的声音不管是在批斗会主席台上，还是在传达指示的广播里都很炸耳朵，或是像夏天的霹雳滚滚的响雷，或是像大锅里炒蚕豆时一个一个飞蹦起来的啸声，让人心里发颤。但今天李副支书的声音有点温柔，就像这早春的风里明显感到了一些暖和。

屋外的阳光很好，太阳刚过门口西边的柳树梢头，明晃晃的，有点刺眼。褐色的柳树枝丫上已经泛上了些许青绿色，长长的柳条上长出了新的叶子，嫩绿嫩绿的垂下来，好看死了。才露出点芽儿的榆树枝上站着一只喜鹊，“喳喳”叫唤着，不知为着什么喜事，乌黑的后背雪白的肚皮，有点像书上说的绅士模样。

我一路小跑到了自家田头。田里的麦子已经开始重新有了生机，个个腰身直立，昂昂的，碧碧的，神气得很，不像冬天里懒懒地趴在地上，无精打采地，叶子都绿得发暗。妈和爸在麦田田头的秧池地里挖地，为快要到来的育秧做准备。他们把地做成平整的垄，作为苗床，垄间留有浅沟用来引水，垄土要打得很碎，育秧时还要在垄土上铺上草灰，再撒上稻种。爸妈的棉袄都放在田埂上，他们穿着夹袄，一人一把铁锹，便挖地边破捣泥土。经过一冬冰冻过的泥土表面有点疏松，下层仍然黏硬，他们用力地踩挖再费力地翻土碎土，没工夫说话。榆树干锹柄磨得亮滑滑的，锹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反着白光，褐黄色的新翻的土平整、均匀，几只胆大的麻雀在爸妈身前的新土里找着虫子草籽吃，一蹦一跳的，一点都不怕人。

见我过来，妈妈沁着细细汗珠的脸上露出了疑惑，“祥子，什么事吗？”

“广播上通知，大队部演戏。”我有点气喘，“还是那个‘郑巧娇’。戏叫‘秦香莲’。”

“哎哟，‘郑巧娇’又来啦！”妈朝爸笑了，脸上闪闪地发亮，“晚上去看戏？”

“还是你去看吧，我不喜欢。”爸平静的笑了笑，脚下仍蹬着铁锹。

“把晚饭早点烧好了，晚上带你一块看戏。”妈朝我扬扬脸。

“郑巧娇”是个女演员，去年冬天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演戏，唱淮剧，演的戏就叫《郑巧娇》，因该演员将断臂郑巧娇离奇悲惨命运演得感天动地，引得现场一片稀里哗啦的眼泪，从此人们就将她叫作“郑巧娇”了，至于她姓甚名谁，倒也没人关心。我们这儿人有点奇怪，不怎么听我们本地的扬剧，也没怎么听过京剧、越剧、梆子戏，就是喜欢个淮剧。他们不知怎么的，特别是妇女，都喜欢看苦情戏，越苦就越能引出她们的眼泪，越流眼泪，就觉得越苦，似乎有了共鸣。《郑巧娇》在我们大队部会堂连演了六天，场场爆满，引得临近大队的妇女们走了四五里路争相来看戏。“郑巧娇”说一口上海话，据说是上海的一个淮剧团的台柱子，四十出头，从前演的都是戏中的花旦，扮相青春美丽，吐字清晰，音色甜美圆润，深受喜爱，惹得一个年轻貌美的漂亮女演员的嫉妒，那年轻女演员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讨得了领导的欢心，不甘被排挤的“郑巧娇”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一身傲气离开了剧团，自己拉起了一个戏班子，开始走乡串巷，去了更广阔的天地。

才五点多钟，太阳就到了天边了。像家养麻鸭的蛋黄似的太阳从还稀疏的树木间慢慢地落下去，树梢上的云渐渐地被点着了，烧得红红的，铺展在西天上，空气似乎也跟着热烈起来，摇动着什么气息。爸妈回来了，霞光映在他们身上，暖暖的。远远地就听见了妈妈的大嗓门。

“兰子，看戏去，还是‘郑巧娇’的戏班子。《秦香莲》，苦情戏，好看呢！”妈妈的声音跟夕阳一样亮堂。农村妇女都知道秦香莲和万喜良的故事，但知道跟看戏是两码事。

“是的吗？倒是要看看，就是有的唱听不懂。”兰子大妈应道，声音同样亮堂。乡下人不说“词”，说“唱”就是“唱词”的意思。

“不要紧，我会呢，说给你听。吃过晚饭，一块去。”妈妈快人快语。妈妈有幸念过小学，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了。听外婆说，妈妈在家最小，最受疼爱，外婆希望妈妈念点字，在她百年后为她念血盆经，就送她去上了学。学堂里，妈妈又跟爸爸同学，后来由家里的长辈说了亲。

“大老刘，看戏去吗？”爸妈路过邻居孔大妈家。

“她不看，看戏要花钱。不如睡觉，吃三头猪不如一呼。”和尚应道。

“和尚，你个小气鬼！两个鸡蛋就够了。只晓得要婆娘睡觉，睡不死你个和尚。”妈妈朗朗地笑了，笑得泼泼辣辣的，和尚不敢再出声。

“看戏去啊，陈奶奶？”隔壁的陈奶奶早早的吃了晚饭，正拍掸着藏青蓝对襟褂子，又摸摸脑后的发髻，拔了发髻梳子梳拢一下头发，刷刷刮刮地立在门前。屋里陈老爹正就着一把炒蚕豆喝酒，老爹牙口好，从来不服蚕豆这样的硬气， 每天中晚两顿酒，每次不多，牛眼大的酒盅，只两小盅，每次喝完，将酒盅倒扣在酒瓶嘴上。

“我不去，那个晦气地方我死也不去。”老太太悻悻地道，仿佛秦香莲的苦情戏还没开锣就感染了她。

“不要紧了，现在世道都变了，不会再像以前了，看看戏，散散心。”妈妈温言相劝。陈奶奶以前被划为地主成分，没少戴着高帽挂着牌子挨批斗，批斗会常在大队的大会堂里开，主持批斗的常是李副书记，现在广播里只要响起李副书记的声音，她便要恨恨地骂上两句：“猪嚎丧呢！辣皮，癞皮狗东西！”

“你们去玩，我老啦，眼睛花了，耳朵也聋了，看不到个名堂了。”老奶奶很固执。

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吃着山芋干粥，门外一个翠翠的声音响起：“吃晚饭呢，英子，看戏去。”是邻生产队的女队长。

“是玉梅呀，是的呢，正要吃过晚饭去看戏。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一块去。”妈妈应道。

玉梅进门来，“戏都送到家门口了，不看白不看，我们队里的有些婆娘就是不肯，地里边一年忙到头，昏天瞎地，人都苦死了，还不晓得松松气，只晓得天黑睡觉，多没意思。”

“不是吗，以前没戏看，戏班子从来不到我们乡下，要么就是开会传达指示精神，要么就是开批斗会，斗你斗他，把人都吓死了，放点电影也都是老格式。”妈妈一边洗碗一边和玉梅队长说着话，“现在好了，地分了，种田都有劲了，戏班子也到我们乡下旮旯里来了，天变啦。”听得出，妈妈的心里有点激动。

一会儿，兰子大妈等几个妇女都来了，于是大家说说笑笑一起去看戏。我也揣上两片山芋干，走在前面。兰子大妈家的黑子一声不响地摇着尾巴跟在后面。

大会堂就在大队部一排平房的东边，建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砍了很多公家的树木，大队支书还受了处分，不过支书的其他革命工作抓得出色，上面并不曾深究，还是当他的支书，但正是因为建起了这座全公社独此一家的大队部大会堂，让其他大队支书逊色不少，在社员们心目中的有了更高的威望。从此，干革命有了专门的场所。大会堂呈南北走向，大门朝南，舞台在北，格局很像镇上的大会堂兼电影院，只是规模小了点，每天我从再东边的小学上下学经过时，心中总生出一股威严的敬畏感觉。门厅是个二层建筑，四级台阶上去是四扇木制玻璃大门，木门框上刷着深红色的油漆，横跨大门的巨大镀铬拉手，门上装着黑色的弹簧铰链。门厅二楼正中有三个鲜红的阳文浮刻大字：大会堂。门厅两边的砖墙上有红框白底的巨大标语栏，红漆书写的宋体大字已经斑驳，东边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取得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西边是：横扫一切牛鬼邪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每读到西边的这个标语，就想着貌不惊人、生养了几个儿女、总炒好一袋蚕豆给老头下酒的邻居陈奶奶到底是个怎样的牛鬼邪神。

大会堂在黑暗中显得分外显眼，一盏大灯泡把门厅外照得亮堂堂的，门口聚集了很多男人女人，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孩子，兴奋地呼朋引伴，东窜西溜，像灯影下的蝙蝠忽来忽去，难寻踪影，或是调皮的猴子，不肯片刻安宁，引得一群妇女们无奈的叫骂各家的孩子：

“小强，小炮子子，不要瞎跑。”

“二子，你个鬼子子，黑咕隆咚地乱跑，不要被鬼抓了去。”

……

妈妈她们到大队部办公室窗口处，从裤腰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两毛钱，兰子大妈还用左手在票面上轻轻地摸了两摸，伸进铁条里去，再从铁条里边接过一张绿纸油印的戏票，票上面只有日期和开场时间，没有座位号。7点左右，我跟着妈妈他们进场，门厅北墙上有左右两道门，分别对应着东西两个直通前台的过道，今天只开了东边的门，门口很乱，也很拥挤。李副支书和几个大队干部把守在门前检票，人们乱哄哄地往前挤，李副支书一边弓着腰用左胳膊抵住人们，一边大声喊着“不要挤，不要挤”，还要忙着用右手检票、撕票，红黑的脸上都是细细的发亮的汗珠，黄军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在头上了，头皮上的头发有一块没一块的，像被羊啃过的荒地。

“李支书，你手都抓到人家婆娘的胸口上去啦！”突然有个男的大声喊道。

周围顿时一片哄笑起来，荒地上顿时下过了一阵暴雨，细流如注，连忙回应道，“哥哥哎，不要瞎说，不要瞎说，都是我的姐姐妹妹，犯法的，不能瞎说，不能瞎说。”说着左手缩也不是，挡也不是。

又是一阵哄笑。

我乘乱从大人的胳肢窝缝里溜进去，其他孩子也都这样。门里边一个穿着好看绿色戏服，脸上画着浓重彩妆的中年女人用外地口音大声喊道，“侬小把戏也要买票的了！”孩子们哪里管她，以溜进去就立即没影儿了。急得那女人在那“嗳、嗳、嗳”只管跺脚。凭心讲，那女人的几句外乡话很好听的，虽然声音大点急点，但那腔调柔柔的、软软的，柔软到人的内心里，舒服得很。

场子里，没有单独的椅子，只有一排排长凳子，下边用水泥桩支起，用铆钉和木板固定，来得早的坐前面，迟的只能坐后面，更迟的，没地方可坐，只能站在后边空档处了。我们来得还算早，在中前部十几排的中间处占好位子坐下。妈妈说，看电影不要太近，电影光刺眼，对孩子眼睛不好，看戏要坐前面，才能看得清戏子的样貌，听得清他们的唱词。我乖乖地坐在妈妈右边，兰子大妈、凤子阿姨坐在妈妈的左边，玉梅坐在我们前面。突然听到有人叫妈妈，“英子，你在这呢。我跟你们坐一起。”原来是大老刘大妈，她还是来了。妈妈把我往她身边拉拉，挤出一点地方给她坐下。

七点半，一阵急促的锣鼓声骤起，红色的幕布徐徐拉开，一个女子搀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款款走上台来，正是刚才检票门口的那个女人，瓜子脸蛋，大大的眼睛，溜溜的肩膀，台上的她看起来比刚才漂亮很多，接着又慢慢走出一个男的。女的一抖水袖，首先开腔幽幽唱了起来，“送夫送到长亭外，离别时千言万语心底埋……”很是凄凉，忧忧柔柔的声音说不出的动人，直进到人的心坎里去。场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刚才还说笑吵杂的女人们一下子住了嘴，就连淘气的孩子们也都噤了声。妈妈说这就是“郑巧娇”，演的就是秦香莲，她送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本来约好考中就回来接走她们母子，后来却再无丈夫的音讯，后来家乡连年灾荒，公婆都饿死了，秦香莲只好带着一双儿女到京城寻找丈夫，原来陈世美已经考中状元，并被招为驸马。后来找到陈世美，陈世美却不肯相认。走投无路的母子到开封府告状，包公最后主持公道用虎头铡刀斩杀了陈世美。妈妈对剧情很是熟悉。

我一边看着热闹，一边听妈妈跟大妈们嘀咕议论。演到遭遇灾荒，公婆饿死、大雪纷飞秦香莲进京寻夫的情节时，我看到妈妈脸上流下了两行泪水。她悄悄跟我说，我们家也是遭过灾荒的，60年吃六八十时，一个月发到的粮食大人十斤，青年八斤，孩子六斤，即使这个可怜的标准都不能维持，以致家家断粮，户户死人。我的爹爹奶奶就是在这个年月因为饥饿，浑身浮肿而死的。本来一线单传娇生惯养的爸爸只得放弃正上中学的学业，被外公从外乡学校接回来与妈妈结婚，过上了相依为命的艰难日子。说得年少的我不禁内心也沉重起来。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有点撑不住了，便斜靠着妈妈打起瞌睡来。突然，一个惊呼声将我惊醒，场子里哄声四起，叫成一团，台上也停止了表演，几个演员从台边伸出头来。只见离我们不远处，一群人一下子站起来，又哄的一声往后退。很快，李副支书他们，用两根棍子夹着一条蛇走了，那蛇大概已经被打得昏死，尾巴朝上，像一根长长的绳子一样地垂挂下来，除了有点瘆人的样子外，完全没了唬人的气势了。这时从那边传来议论说，原来会堂屋顶上掉下来一条赤练蛇，砸在了一个女人的大腿上，吓得那婆娘当场晕倒在凳子上。以前这屋顶上就掉下过蛇，有时还能看到蛇在屋梁上爬行，是因为屋顶上有着很多的麻雀窝，蛇追逐麻雀一不小心掉下来的。今天虽是春天时节，但会堂里人多，热气聚集到屋顶把蛇给熏醒了，掉了下来了。

演出继续，天降赤练蛇并没影响到人们看戏的情绪。包公黑黑的大脸上，一个白白的月牙很是显眼。我问妈妈，她告诉我，包公自小贫穷，替财主家放牛，被牛踢了脑门留下了疤痕，黑脸是说包公铁面无情，月牙就是清官的明镜，自古坏人作恶总有报应，包公的虎头铡专门斩杀坏人的，小孩子最是痛恨坏人了，我不禁对这黑脸的包公有了几分亲切，生出了一股崇拜心理。抬头看到包公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请虎头铡来！”只见四个衙役一人一手，从台侧抬着一具铡刀来，虎头虎身，甚是吓人，台上那陈世美见此情景一下子瘫倒在地。看着这虎头高昂的铡刀，我不禁一阵凛然。台下一片寂静，仿佛都屏住了呼吸，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在说着今天的戏。东边一弯月牙挂在半空，黑子又不知从哪儿跟了上来，一声不吭地走在前面，有时站下来等等我们，两只大眼睛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发亮。

“啧啧，郑巧娇就是好看，你看她清清爽爽的模样，多标致。”

“是的，模样好，唱得更好，天下怎有这么脆脆的嗓子的女人的呢？”

“我要是个男人，我都喜欢她。”

“哈哈哈……”

“要说那秦香莲命真苦，好容易熬出头了，男人中状元了，却把她扔了。哎！”

“陈世美真不是个东西，人家给你生儿育女，养老送终，你看到年轻有势的公主就变了心了。”

“女人啊就是命苦！”

“哎，女人天生雪花命，飘到哪儿算哪儿。”

“我们女人要自主，不能靠着男人活命，现在不是讲究男女平等吗，毛主席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呢。看人家玉梅，当女生产队长呢。”

妈妈念过点书，就是不一样。

大老刘一直沉默不语，落在后边，不管其他几个大妈们兴奋地说说笑笑。我看到她脸上挂有晶莹的泪珠，闪烁着月光。

头顶上有几颗星星也在眨着眼睛，不肯睡去。

我知道，大老刘曾有过两个男人，一个年轻时有病去世，丢下了一对儿女，后来的随生产队机帆船去湖里捞水草作肥料，夜里到船头小解落水而死，又留下了一个姑娘，再后来和生产队光棍和尚一起过日子了。和尚小大老刘十岁，小时候是个孤儿，被送到本地的小庙里出家做小和尚，解放后庙拆了，小和尚无家可归，便在我们本地还俗，受到集体帮助，“小和尚”的名字却留了下来，以致他的詹姓大名倒仿佛被人忘了，很少有人提起。听到生产队里的女人们说过，大老刘命硬，和尚入过法门，到能够压住她的克夫硬命。倒也是，和尚跟她过得顺风顺水，相安无事。

我捣了捣妈妈，妈妈也看到了她的脸，便不再说笑，换了一个口吻说道，“现在好了，分田到户了，苦日子也到头了，我们女人也要挺起腰杆呢。”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穿上了包公的黑色蟒袍，画上了一张黑脸，脸上有一个白色的月牙，威严地端坐在大堂正中。

第二天星期一，我放了晚学，天还早，太阳还没落山。我带着两个同学，来到大队部后边的房子外，想看看戏班子是些什么样的人。木窗子上面没有玻璃，蒙着一层塑料布，朦胧的看不到里边。门没锁，开着一条缝，我们好奇地把头伸进门里。屋子里东西很多，不过放得倒也整齐，靠南边的墙下有一溜长通铺，木板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花花绿绿并不一致的床单布，上面叠放着一床床已经发暗的被子。地上放着很多箱子，有的开着，里面是大红大绿的演戏服，有的关着，箱角不少已经磨破了皮，箱子正面用红漆写着“上海春风淮剧团”几个大字。西、北、东三面墙上挂着很多演戏的东西，红色、紫色、黄色、蓝色的腰带，黑的、白的长长的胡子，两边挑着像扇子一样的黑色纱帽，顶上插着很多亮闪闪珠子的凤冠，还有倚靠在墙上的刀、枪、剑等，看得人眼花缭乱。一个胖胖的圆脸的中年男人，正半躺的叠好的被子上，手上拿着一本发黄的书，见到我们伸头进来，立即来了兴致，放下书。

“嘿，小把戏。”脸上堆满了笑，眼角细细的皱纹都伸展了开来。“干什么来的？”

我们没说话，朝他做了个鬼脸，露出豁缺的牙齿，“嘻嘻”的笑着。

“没见过吧，好玩吗？”他下床穿上鞋。

我看他像昨天晚上的包公，就问：“你是包公吗？”

“你看像吗？”他嘿嘿地笑起来，红润润的脸上笑的有点可爱，完全没了包公的威严，“就是我啊。”

“你怎么跟台上的包公不同呢？”我不解。

“不懂了吧，穿上蟒袍，画上黑脸，我就是包公，”他又笑了，依然可爱，“下了台，脱了蟒袍，我就是我了。侬弄明白啦？”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又摇头。

“戏是戏，日子是日子。”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还是不懂。

他到靠床里面的床单下掏出一个纸包，拿出几块糖，递给我们，“来吃糖，我们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可好吃了。”

我们接过糖，剥了糖纸，塞到嘴里。一股浓浓的奶香在牙齿间弥漫开来，真好吃。看着我们贪婪地吸溜着糖汁，他叹了口气，脸色阴了下来。

“我的两个小把戏跟你们差不多大，一个上初一，一个上四年级，”他又叹了口气，“可我却飘泊在外，四海为家。”轻声地唱了一句戏词，“四海为家”唱得又慢又长，还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

太阳落山了，红红的晚云从地平线上漫上来，人家、树木、麦田都笼上了一层红彤彤的色彩。头顶上有一阵大雁排成人字形队伍向北边飞去，留下了一串“嘎、嘎”鸣声。路边木杆顶上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县广播站晚间广播播放的李谷一的《乡恋》：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歌声从大喇叭里传出来，穿过空阔的麦田，穿过升起袅袅炊烟的村庄，传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