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山到侗寨

花山上的“花”盛开了。这，只是开始。

“花山”是最熟悉不过的字眼。仔细说来，原因有二，一则自己曾多次在广西日报的“花山”副刊发表作品，久而久之，这片“沃土”已然成了安置灵魂的另一处家园，个中的情感自然不用多言；二则早在广西师范大学就读桂学研究生时，就已经听过了广西桂学研究会以及师范大学文学院专家学者们对花山岩画的文化解读和学术探讨，虽是课堂之见，难以解瘾，但花山文化足以让人为之骄傲。

当年，花山岩画申遗成功，我们以国际性的文化视野来宣告“荒蛮之地”并不荒蛮，或许正是先祖们这种不屈不挠的创造人类文明奇迹之举感动了世界。左江两岸激情沸腾，八桂大地欢声一片，这也是人类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吧。我惊喜于花山岩画总算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林，让世人把目光聚焦到了广西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地理坐标上，使花山上的“红人”舞动起了人类文明的深邃，感叹于花山“红人”的顽强生命力，近乎以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数不尽的风吹雨打甘于溃败，使得先民遗韵在崖壁上造就了文化奇迹。

我相信“缘分”，它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能让陌生变成熟悉，能让遥远变成亲近。

其一，自己创作的散文已有5篇关于侗族文化的作品在“花山”副刊上发表，对我继续书写故乡给予了极大的动力，“花山”也名副其实地成了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让人欣慰的是，三江的平岩、高友、高秀、高定、车寨五个侗族村寨已在2012年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花山”让我笔下的侗寨走出了深山老林，以文化标签的姿态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而花山的成功申遗，无疑给侗寨的申遗之举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决心，从“花山”到花山，到侗寨，一路走来，不得不说是一种命中注定。

其二，花山岩画上祭祀稻神的场景与侗族农历六月“吃新节”在祭师、供品、道具、巫舞等文化符号上存在着如出一辙的巧合。这里不需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单是把两者的符号特征拿来做个对比，就已经颇有意思了。花山岩画上展现出来的法事场景有青蛙形状的祭师，有翘起尾巴的活狗，有响声四起的铜鼓，有释放光芒的太阳，有锋利无比的刀剑等，构成了反映古骆越文明丰富而深刻的画面。侗族农历六月“吃新节”的文化内涵与花山岩画的社会寓意存在一定的交叉点，两者共同的终极目标都是通过祭祀天地以祈福农作丰收，两者都是将天、地、人三者通过祭祀仪式进而完成祈祷对话。两者中花山岩画上向天祈祷的祭师和翘起尾巴的活狗与侗族“吃新节”的民间传说也存在符号意义上的共性和重叠。在“吃新节”的民间传说里，只有天上的谷子国才有谷种，先民为了得到谷种，几经挫折终而无获，最后是等到天上谷子国的稻谷成熟时，派去一只狗偷下谷种，但狗在偷回稻谷的途中被天兵发现并被打落天河，狗在落入天河后翘起了尾巴一路逃亡，终于把粘在尾巴毛上的九颗谷种带回了人间，先民以此为头种进而辛勤耕种，撒播天下。后人为了纪念来自上天的谷种和敢于冒死偷回谷种的狗，选在农历六月卯日谷穗长到像狗尾巴翘起模样的时候举行祭祀仪式，剥开谷穗的米粒煮熟，祭天，喂狗，祈求风调雨顺，遂称“吃新”。这足以证明壮族和侗族在稻作文化中的风水观、生态观、宗教观都存在着共性的文化认可，也正是这种文化关联性使得从花山到侗寨的旅程不再那么生疏。

其三，有学者认为，壮族和侗族都是秦汉时期百越民族的后裔，随着“越”族群的细化，后来“骆越”族发展成了壮族的先民，而“干越”族发展成了侗族的先民。加之壮族和侗族的语言同是源于壮侗语族，花山岩画上的“蛙”在壮侗语中就叫“夜”或者“夜岜”，“夜岜”侗语就是“雷蛙”的意思，侗族民间相传“夜岜”有剧毒，食之必致命，实则是担心人们把雷蛙当食物来吃以致得罪雷神而遭受天谴雷劈所作出的警示，这与侗族地区夜郎国的由来又有着极为深远的渊源。梁庭望教授在《花山岩画的稻作文化内涵》一文中提到，“人身蛙形”是花山岩画的核心代码，是壮族稻作文化的符号，也是壮族崇拜的图腾。“蛙”被壮族人视为雷王之子，即管天的大哥雷王与管水的三妹蛟龙“私通”生下的怪胎，后被派作天使下到人间，因蛙神有上通雷神呼风唤雨之技而被壮族先民所尊敬，花山岩画上“人身蛙形”符号的来历也就情理之中了。而“蛙”这个在侗语里称为“夜”的符号，也同样是神的化身，在侗族地区有关夜郎国由来的考究中，数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里三王宫保存的碑文记载最为生动有趣，说是有一村妇在河里捡到一个大竹节，听到里面有哭声，拿回家破开，看到一个蛙状小男婴躺在其中，蜕皮后跳到村妇怀中称之为母，随后村妇将蛙郎抚养成人，侗语谓之“夜郎”，因其生于竹节，故取姓“竹”，长大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立国王，称之“夜郎国”，“夜郎”主张广施仁政，革新生产，告别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活方式，后来竹王“夜郎”的三个儿子也被封为夜郎国的三王。后人为铭记这位由“蛙”转世而来的“夜郎”及其三个儿子的功德，兴建了竹王宫和三王宫，常年祭拜，香火旺盛，祭祀场面在清代诗人王渔华的《题竹王庙》中也有所提：“竹林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在这里，“竹王夜郎”对应了岩画上的“人身蛙形”，“铜鼓”对应了岩画上的“铜鼓”，“蛮歌”对应了岩画上的“巫舞”，“上日”对应了岩画上的“太阳”，两处由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构成的祭祀场景，其组成的符号构件却有如此亲密的内在联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加之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指出的南方“洞民”是苗、瑶、嘹、獞、仡佬，而其中的“嘹”即是“僚”，指的就是“峒”，后来改为“侗”，“獞”即是“僮”，指的就是“壮”，直至明、清两代又出现了“峒蛮”“峒苗”“峒人”等对侗族的他称。由此得知，壮族和侗族自古以来应是山同脉，祖同根，音同源，那花山岩画与侗族“吃新节”、夜郎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镜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管是在“花山”，还是在花山，或是在侗寨，总会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召唤，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原文发表于2017年第4期《广西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