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巍峨的山峦

父亲是熬油的灯，

父亲是巍峨的山，

父亲是一道不可动摇的风景线。

——题记

在我的潜意识里，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可提起笔来却总是无从下手。细数父亲平日的点点滴滴，有些确实很让我感动，可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如同北方的杂烩菜一样，清爽适口，却无法将它们摆到正式的宴席上。

在日常生活中，我与母亲接触比较亲密，而与父亲之间，则好像始终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离得不远，却也不是靠得很亲近。像是有一条看不见的丝线，把隔着段距离的我们彼此牵连着。

和父女关系的亲昵质感不同，父子关系就如同晨雾里的山峦，是那么湿润、那么亲切，又是那么地遥远。

一

父亲生在一个贫瘠缺水的小山村，别看他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体质却很差。父亲是属马的，秉性和马一样，脾气暴躁、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却又憨态可掬。只晓得埋头傻干，也从不计个人得失，是四邻八乡出了名的老好人、傻实在，乡邻们送他绰号“傻子”。父亲对别人随和宽容，对我们的要求却从来没有半点含糊。

我的家庭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式，很正统，家教也很严格。母亲慈祥得一辈子说不出几句重话，父亲严厉得满脸都是“恨铁不成钢”。如果用“严父”两个字来形容他是再贴切不过了。

在我琐碎的记忆里，父亲的点点滴滴无不与他的严厉有关。父亲的威严不仅仅表现在对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小时候，我家里的生活很拮据，祖母因受人挑拨，经常找茬儿和母亲闹别扭，致使和我家的关系闹得很紧张。父亲虽说是出了名的大孝子，但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也是无可奈何，说也不是，不说心里又憋屈。那些日子，父亲的脾气异常暴躁，常常动不动就冲着母亲大发雷霆。

父亲从来没打过我，但对我和小弟的惩罚却是非常严厉的。在没上学之前，当我犯了错误，就常常被罚跪洗衣板，而且是有棱角的那一面，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等母亲从地里回来解救我的时候，只能是抱起来了。所以那时的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威严。

父亲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他对母亲的爱几十年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有很多时候任何人在表面上完全看不到，但在父亲心中，我的母亲才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任何事情都比不上他对母亲的爱。父亲和母亲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只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生活着。就是在这平平淡淡的生活中，那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一点一滴地加深。父亲用一个人的肩膀承担了家庭所有的负累，他默默地用那高山般的身躯，为母亲、小弟还有我撑起了一把大大的保护伞。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父亲的话——那就是“铁汉柔情”！

也因为这威严，父亲成了我眼中力量与支撑的象征。孩提时，父亲在我眼中是巍峨的高山，永远屹立在我的心中，是一道不可动摇的风景线；年少时，父亲在我眼中是挺拔的大树，当我受伤或困倦时，都可以在父亲的庇护下静静地睡去。

二

父亲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也不喜欢经常把个人的想法挂在嘴上。但我知道父亲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关心着我和小弟。

我和小弟仅差两岁。当年，父亲在县矿山公司上班，母亲在家务农。1984年2月9日清晨，父亲见小弟突然变得四肢无力，不能动弹，且症状越来越严重，就和母亲用破旧的军大衣裹卷着他，扒上一辆拉煤的货车蜷缩着连夜辗转赶到省二院。

到了省城，人生地不熟。那时，医院的床位又奇缺。偌大的医院竟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没有床位，父亲就搀扶着几近晕倒的母亲，用破大衣裹着昏迷不醒的小弟互相偎依在一起，紧紧挤坐在医院走廊的旮旯里过夜。当时小弟呼吸麻痹、全身瘫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时已经神志不清的父亲急得嚎啕大哭，甚至跪倒在主治医师的跟前，恳求他救救自己的儿子，哪怕先找一个病床把弟弟安顿下来。后来，父亲总算死赖着主治医师争取到了一个“床位”——把小弟安置到了儿科一个小病人的床尾处。经过医生会诊，最后确诊小弟患的是“格林巴利综合征”。

三日后，小弟因声带麻痹，呼吸骤然停止。经麻醉科插管清醒后，医生为他实施了气管切开手术，并在切口处插上了一根不锈钢管。后来，弟弟再次出现呼吸困难。以后整整24天，全靠父母一刻不停地捏着那个黑色的橡胶控球来辅助呼吸。其间小弟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不说一句话。父亲的心已经凉到了极点，简直快要崩溃了。因长期的煎熬和站立，父亲几次晕倒在地上，双腿臃肿得甚至连裤子都穿不进去，最后舅舅硬是把他拖出了病房。

临床同样是一个身患“格林巴利综合症”的女孩，十三四岁的模样，长得很清秀，后来因为肺部感染，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劫。父亲更加提心吊胆，寸步不离小弟左右，生怕再有个闪失。那时父亲多么想听小弟亲口喊他一声“爸爸”。可是，他的儿子昏迷不醒，他的儿子声带麻痹，他的儿子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啊！

直到有一天，父亲在病房外给小弟买吃的。母亲搀扶着小弟冲窗户外面的父亲说：“喊爸爸！快喊爸爸！”当小弟用嘶哑的嗓音喊道：“爸爸，爸爸！”的时候。父亲竟然愣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后来折身跑回病房，紧紧把弟弟抱住，像个孩子似的幽幽啜啜地哭了起来。

小弟的脖子前一直带着那根辅助呼吸的插管。虽然中途尝试着摘过几次，但最终因为呼吸困难又不得不重新带上，一戴就是17年。17年来，父母无时无刻不在为他的病情操心。为了给儿子治病，他们多年来含辛茹苦积攒下来的钱，花费得所剩无几。

三

祖父当年在县公安局任职。在三个儿子当中，他最看重、最喜欢的就是我的父亲了。后来祖父不幸患了胃癌，做了部分切除，又艰难地熬过了将近4年。

祖父在病重住院期间，一直希望父亲能陪伴他左右。于是，父亲就放弃了繁忙的工作，把所有的家务都交给母亲一个人打理，在省三院一住就是数月。1983年，祖父病情进一步恶化，终因医治无效而撒手人寰。

几年后，父亲调到县陶瓷厂做统计，每月的工资仅有二三百元。这一点儿微薄的收入，成了我们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既要支付我和小弟的学杂费，又要养活这个几近破碎的家，还要给小弟看病。这些钱哪能够用呢？更何况那时厂子的效益又不景气，有时甚至几个月都不发一分钱工资。1997年，我到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读书，小弟也顺利考上了县一中。父亲考虑到我和小弟每个学期的学费，不敢把手上的钱花光，虽说村里的房基地批示下来了，但父亲一直没有再张罗着盖新房。他常说，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孩子的学习更要紧呢？

从我家到县城往返有七十多里的路程。父亲为了尽量多赚钱养家，全然不顾虚弱的身体，每天骑着那辆破旧的“红旗”车，早出晚归、废寝忘食地加班加点工作。“一分钱憋倒英雄汉”。那段时间，我经常发现父亲躲在墙旮旯里伤心地偷偷哭泣。眼见着父亲渐渐地消瘦下去，身为长子的我却又无能为力。每当此时，我也就躲在背地里跟着抹眼泪。

从小到大，父亲为我和小弟的学习和生活不停地奔波劳累，当年虎背熊腰的他，现在明显地老了很多，头发也逐渐花白了。平日里，母亲总是要把白了的头发染黑。我就说，爸爸你老了，也该染染头发。父亲总是憨憨地笑笑说：染它干什么，保持本色才好啊，人总是要老的嘛；只要你们兄弟有出息，爸爸再老也值得！

在我们村里，父亲是公认的大能人，各样的家什活儿都能做得又快又好。我要帮他时，他总是不让，怕耽误我学习。每逢过年时候，父亲总是要杀头肥猪，让我和小弟在过年时候吃得不比其他孩子差。吃年饭的时候，爸爸总是拿最好吃的大块的肉给我和小弟吃，而他总是在吮骨头，那都是我和小弟吃下的，他硬说上面还有好多肉呢，舍不得丢弃。

四

每年清明节，父亲都要带着我到村后的山坡上祭奠祖父。

父亲常说，祖父生前是一个爱说爱笑、不甘寂寞的人，而死后却要孤独地静静躺在这么冷清的墓地。不过，与其活着忍受莫大的病痛，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生命的解脱！后来，我问父亲，你怎样看待生命，你怕不怕死啊？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往往到了临死的时候才会真正懂得生命的重要。这死谁不怕啊，说不怕死，那是假的，不过那要看为什么而死。

再后来，改革开放，经济搞活了，家里也不再那么拮据，父亲的眼泪也渐渐消失了。直到我去省城上学的前一晚也未曾见到父亲的眼泪。那晚，父亲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独自在一旁默默地帮我收拾着行李。

如今，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娶妻生女，身为人父了。这才真正明白了父亲所说的话——每个父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甚至为子女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整个生命。

只是，当我真正懂得了父母恩情的时候，却因为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作和自己的家庭上，而无暇过多地亲近照顾他们。一次次迎面走来，又一次次转身离去——也许，这就是父亲眼中如今的我吧！是谁在折磨这个平凡而善良的父亲——是我，还是命运？一直想要好好报答父母，可不知怎样来传达这份关心和爱意，就像一个状态极差的网球手，总找不到恰当的方法把网球发过去。这是我的无奈和心痛，也是很多为人子女的无奈和心痛。

尽管时间继续在弹指一挥间悄悄地流逝，尽管时间也让我逐渐展露了个人的一点儿风采，但它改变不了的是我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深深的惦念。多少年来，我炊烟般袅袅升起的乡愁，最浓郁、最无法割舍的一缕还是属于父亲。

人生倘若再能投胎转世，世间倘若真的有生死轮回，那么我还真希望得到上苍的眷顾，让我的来世还能再做他的儿子——做他永远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