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信，那电话

我请医务处从今年刚毕业分配来的女护士中物色一个办事认真、写字漂亮的（我心想，最好人也长得漂亮些，但我没好意思说），帮我整理干部档案。医务处就向我推荐了小覃。

小覃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很漂亮的姑娘。她的魅力在于，越看越受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小覃的到来，给我这间小小办公室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她总是提前十分钟上班。待我踩着上班号步入办公室时，室内窗明几净，办公用品放置有序，开水也已打好。我就像首长一样，煞有介事地往那一坐，沏上茶，点上烟，面无愧色地享用这一切。

也许我生来不是做官的料，我的首长尊容、首长心理保持不到两天就保持不住了。我也开始提前上班。小覃提前十分钟，我就提前十五分。她见我比她到得早，也不吭声，第二天她到得比我还早。我的傻气上来了，第三天到得更早。她也傻得 够劲儿，再一天又赶到了我前头。第五天，我们都想先到为快，居然提前半个多小时往办公室奔。在办公楼下，我们不期而遇。我们都很尴尬。愣怔片刻，我努力摆出首长风度，说出了不合首长身分的话：“小覃，今后我们都不要来这么早了，最多提前十分钟。不然，早饭都吃不好。”

小覃两颊绯红，扑哧一声笑了。我也感到这事蛮好笑，也很想痛痛快快地笑它一下。但我忍住了。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在一个漂亮姑娘面前不能放肆地笑。想笑而忍住不笑，过去我从未体验过，那滋味儿是比较难受的。

小覃的嘴很甜，嗓音特好听。她勤奋好学，不懂就问。她提出的问题，有一些严格说都不算问题。但是，我必须回答，而且必须认真回答。如果不回答，或者不认真回答，我在良心上就过不去，就会觉得自己一点儿涵养都没有。况且，我打心眼儿里愿意回答她的问题。

她的凉鞋是乳白色塑料的，质地一般，但款式新颖，线条别致。那清亮空灵的悦耳之声，就是从这双鞋与水泥地板碰撞后发出来的。整个办公楼穿凉鞋的人很多，而能发出这种音响效果的只有她一个。她穿一件浅粉色真丝短袖衫，领口、袖口和前襟织有简洁明快的花边和图案。我估计她至少有两件这样的衬衫，不然，为什么一星期以来，她一直穿着这件看上去一尘不染的衬衫呢？

不知她用得是什么名牌儿化妆品，反正她往那一坐，淡淡的清香就飘过来了，很好闻，很提精神。我早晨一向是洗脸不用香皂、不擦香脂的，总认为那是女人的专利。现在我忽然意识到，香皂和香脂是一种文明的标志，绝非只有女人才能享用。于是，我跑到百货大楼，心一横，买了“力士”香皂和“永芳”香脂。一试果然有效，自我感觉面颊比早先细嫩多了。

转眼到了星期六。下午四点左右，电话铃响。小覃主动出去接电话。我有些纳闷：她平时是不接电话的。

说起电话，我就生气。诺大个医院，政治处除了主任理所当然地享用一部电话 外，我们这些当干事的只能共享一部电话。为了公平起见，这部可怜的电话不偏不倚安装在走廊里，与各个办公室距离大致相等。最初，电话铃一响，几个办公室的人同时出动，都以为电话与己有关。久而久之，电话“属性”多寡的概率在大家心目中形成共识，一致通过决议：今后只要电话铃响，只要我在，我就要义不容辞地去接，因为找我的电话最多。既然如此，我提出专门为我按一部电话的要求。不行，说是没有门儿。没有门儿就是没有户头，可听起来就像挨了奚落一样。

小覃打电话的当口，通信员送给我一封信。一看那清秀工整的字迹，我心头便涌上一股热浪。这半年来，“她”的信总是在每星期六下午四时左右到来，从未间断过。

走廊里传来清亮空灵之声。我顿时紧张起来。我的手鬼使神差，迅速将“她”的来信藏进抽屉里。小覃进屋时，我居然有些慌乱，好像作了件对不起人的事。

第一个星期就这样紧紧张张、轻轻松松、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觉得，这一星期比以往任何一个星期过得都快，而且，工作效率出乎意料地高。原先犯愁，这几百号干部的档案，不知哪个猴年马月才能整理完；如今却担心，真要是整完了档案，小覃从这间屋子里销声匿迹了，我该何等空虚、何等寂寞啊！

“别着急，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嘛。”我改变了原来对她的要求。她刚来时，我要求她抓紧时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越快越好。小覃果真慢了下来。上星期她整理了十二份档案，比我只少两份；而这个星期，我们打了个平手，每人七份。

星期六下午四点，小覃又主动去接电话了，而且那个电话又恰好是找她的。巧合吗？不！我断定，这个电话是事先约定好的，是有来头的。

“她”的信又准时落在我面前。这次没等小覃回来，我就把信塞进了抽屉。与此同时，我作出一个新决定：今后星期六下午，我必须提前到收发室把“她”的信拿到手。

小覃笑津津地回来了。那笑容显然是从电话里焕发出来的。不知怎的，我心里不大痛快。不痛快归不痛快，但我仍然故作平静地问她：“谁的电话，这么高兴？” 我这一问，她的脸顿时通红。“一个朋友。”她的声音很小。

我的心“咯噔”一下。朋友？女的，还是男的？肯定是男的，否则为什么脸红？旋即又自责起来：你什么意思？人家的朋友，女的也好，男的也好，管你屁事！还有，你刚才那个决定，什么意思？还有这两次来信，你都像窝赃一样把它们藏起来， 什么意思？谈恋爱嘛，大大方方、正正当当，怕什么？不行。我说服不了自己。小覃那羞红的笑靥，她的朋友的性别之谜，老在我脑袋里翻江倒海，纠缠不休。

我开始拿“她”与小覃比较。起初，我的良心很不安。为什么要比较？择优录取吗？太可鄙了。转念一想，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而我，不选择就是了。吃下“不选择”这颗定心丸，我的比较就心安理得多了。比较来比较去，我没有发现“她”比小覃差在哪里，甚至她在模样上比小覃更“那个”一些。使我困惑的是，我对“她”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对小覃这样浓厚的兴趣呢？

“她”是家里给介绍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男女青年从陌生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爱，这期间的感情演变是很复杂、很刺激、很有意思的。一介绍就完戏了。两人往那一坐，就进入了“情况”。都知道对方是自己即将结识的恋人；如果不出意外，对方就是自己的“家属”。剩下的问题就是生养孩子了。我历来主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反对别人介绍。也怪我没能耐。恋爱宏论一拿到实际生活中，就好好像变了味儿。我的恋爱屡遭挫折。如今，我二十有八，眼看奔三十的人了，八字还没一撇。母亲实在忍无可忍，发假电报把我吓回家。进门一看，母亲正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等待我的原来是“她”。父亲过去不大过问我的婚事，这次也亲自出马了。我从小怕父亲。他手中的笤帚疙瘩对我的屁股极有威胁，痛楚留给我的印象绝对深刻。虽然我确信，父亲现在对我不能也不可能重新启用笤帚疙瘩了，但用笤帚疙瘩建立起来的威严，已与父亲不可分割了。

“她”很温柔，很听话，对我很好。据“她”妈说，“她”过去不是这样，很任性、很不讲理的。现在变了，变得懂事多了；还说，女人就是要有个男人管着，不然，永远长不大。我听这话耳熟，仔细一想，是在那本小说里看到过。但那上面讲的与“她”妈说的正好相反，是说男人必须有个女人管着，不然，一辈子不会生活。

不论谁管谁，反正“她”不管我。我问“她”，你讨厌我吸烟吗？“她”莞尔 一笑，随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划火给我点上。当然，我也不管“她”。逛商店时，“她”说，这件夹克衫挺美气。我说，那就买吧；“她”问，那件连衣裙漂亮吧？ 我说买吧。

我们去看电影。入场晚了，场内伸手不见五指。“她”的手紧紧揽住我的胳膊，我顿时有了责任感；坐下后，“她”的头那么轻柔、那么安祥地枕在我肩上。我想，这辈子就是“她”了。

“她”的像石英钟一样准确无误的来信，在我看来，是一笔无法偿还的感情债。 我很纳闷，我们在一起时，“她”寡言少语，怎么一写起信来就有说不完的话。回信一拖再拖。“她”来两封我回一封就很不错。每次回信，我都深刻检讨一番，把自己痛斥一顿，再编造一些不能及时回信的理由。“她”对我的理由深信不疑，劝我不要因为写信耽误了工作。“她”愈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愈是觉得对不起“她”， 检讨起来便愈深刻。久而久之，我已经能够把这种检讨式的情书写得货真价实，有声有色，而且决不雷同。“她”回信说，很喜欢读我的信，每次都看好几遍，那么有意思。我啼笑皆非。

从这个星期开始，我和小覃在交谈上、眼神上，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玩笑多了起来，挖苦、幸灾乐祸之类的词语多了起来；而客套、矜持、严肃等为之一扫。过去，小覃看我时，那眸子总是老老实实的，睫毛也是老老实实的。如今，那眸子时而火辣辣地逼视着我，时而想入非非地旋转到一侧；不甘寂寞的睫毛时缓时疾地眨闪着，唯恐我不知道它那可观的长度和密度。

对于小覃表演的这些小花样，我一点儿反感也没有。不，说没有反感不确切，应该说，我很愉悦。不过，愉悦只是在心里舞之蹈之，表面上我却能保持一种大智若愚的神态。使人觉得我这人要么见多识广，老成持重，不为一般“秋波”所动；要么呆头呆脑，反应迟钝，是个十足的大傻瓜。我对我表现不出小覃那样的调皮和大胆感到不满，也很担心小覃对我产生后一种印象。

这些变化一天天积累着，丰富着。我丝毫没想过这些不断积累着、丰富着的变化有什么不妥。人是极富感情的动物。男女青年在一起，能不开点儿玩笑吗？能不交流感情吗？能不眉来眼去吗？难道这些正常的感情往来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性爱吗？哲学上讲的质、量、度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我认为那个道理对我和小覃不适用。

这些变化大约积累了三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六降临了。

说来也怪，上午我和小覃欢还有说有笑的，而到了下午，我们就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谁也不主动跟谁说话，各自默默地整理档案。偶尔，我们的目光碰撞一下，那也只是瞬间的事，而且好像彼此不认识似的。

和往常一样，四点钟左右，电话铃暴响。我注意到，小覃的身子颤抖了一下。我装作没听到铃声，依然整理我的档案。

小覃居然也无动于衷！

我用眼睛的余光觉察到，她在看我。

我装傻。

电话铃很自信地响彻办公楼道。

我终于把视线转向小覃。她正虎视眈眈地逼视着我。我预感到一个地覆天翻的大事变即将发生。这个大事变，似乎是我早已懵懵懂懂、隐隐约约期待着的，却又是扑朔迷离、似是而非没有把握的。

“你的电话。”我吃力地说。

“说我不在。”她冷冷地发出指令。

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坐在那犹豫不决。

“快去呀！”她用火辣辣的目光逼视着我。

我还想坚持让小覃去接电话，但我的腿却自作主张，它离开椅子，离开办公室，把我带到了电话机旁；我仍不想接电话，但我的手不听调遣，它擅自把话筒送到了我的耳边；我强烈命令自己千万不要说小覃不在，但当那个陌生的男中音发出亲切的呼唤时，我的嘴巴发出去的信息与小覃的旨意毫无两样。那个陌生的可怜的男中音好像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清，糊里糊涂地扣了电话。

我步履蹒跚地回到办公室。小覃趴在桌子上，我坐下后她仍未抬头。

这时，通信员送来了“她”的信。还问我今天为什么没去拿信，声音好大。小覃肯定听到了。

此时此刻，我忽然发现，“她”的来信是个绝顶好的东西。我为什么怕它抛头露面呢？它早应该让小覃看到。

我借故有事出去，特意把那封信原封不动地留在桌子上。一小时后，也就是下班前，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办公室。

小覃已经离去。那封信一如我走时的样子躺在原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办公室的气氛只能用这样一些词汇来描述：死气沉沉，尴尬拘谨，单调乏味，度日如年。

整理档案的速度无形中又提高了上去。

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六。我注意到，下午三点钟刚过，小覃就显得神不守舍了，不大功夫里看了好几次手表。以往，四点钟以前的电话她是不接的。今天不然，三点半之后的电话，她都主动去接。她估计到这些电话不是找她的，所以，一次次地传呼叫人她并不难为情，相反，她的热情异常高涨。这使我一周来一直压抑不展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不用说，四点钟的电话被她及时接到了手。我没有用心听她讲些什么，但是，有几个单词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没去哪儿，不太舒服，没事儿，说没事儿就是没事儿嘛。

小覃回来时，恰逢通信员送信来。

小覃居然大胆地说:“你的信还挺准时呢！”

我也来了兴致和勇气，说：“你的电话不也一样准时么？”

我们对视片刻，会心地笑了。

这笑太神奇、太伟大了，它把我们一星期来的沉闷气氛荡涤一空；这信和电话太伟大了，它给我们带来了这神奇而伟大的笑。

星期一早上，我爆发了一个念头：提前上班，把办公室的卫生好好打扫一下。因为上个星期，我和小覃谁也没有提前上班，都是号落人到，坐下就工作。我们都显得若无其事，仿佛我们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兴致勃勃哼着小曲儿往办公室赶。在楼下，我惊讶地撞见了小覃。我们都很尴尬，都想说点儿什么但都没有说。我们不约而同地上楼，默不作声地打扫卫生。当时，离上班时间至少还有半个小时，整个办公楼大概就我们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