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的生命

据母亲讲，外公外婆最早带着她们姊妹们住在黄土大山里，那里荒无人烟、十年九旱、土地贫瘠，但坚强的野草总能努力的将每个山头围个严严实实。夏天的时候，也正是这些或大或小的野草垛子让她们这帮放羊、放牛的小孩儿躲在艳阳高照的草堆里面打上一个盹儿。

母亲六岁的时候被外公从学校里赶回了家。在村子里小学教书的老师是母亲一位家族里的叔叔，少有的知识分子。但外公死活不让母亲去学校，外公的意思是女孩子打小应该更多的学些针线活儿，让母亲跟着外婆踏实学着做好一天三顿茶饭，远比抱着一堆没有用的书本在那里哇哇大喊大叫要强很多。另外，家里正好能多个帮手，农忙的时候可以去生产队挣工分。

外公家的规矩多的出奇，各种制度在我看来严得要命。孩子们穿衣服要得体，衣服上不能有污渍，做衣服缝扣子的针线要粗细均匀，针脚要左右对称，走路不能拖着鞋发出声音，说话要低声细语，犯了错误要主动承认且道歉，外面和其他孩子玩耍时受到欺负要容忍，长幼在一起吃饭时要长辈先上桌，吃饭时孩子们不能砸吧嘴，筷子不能搭在碗上，吃完饭孩子们要第一时间抢过桌子上的空碗用最短的时间洗干净、摆整齐… …

后来父母成了婚。父亲是母亲大姨家的老三，父亲在外一直读到大学，据说见了没几面就和母亲结婚了。父亲毕业后被分到了县里工作，于是父亲带着母亲、拖着我一起来到了县城。县城和农村比起来，房子多了不少，街道错落有型，那些农村常见的田间杂草也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一种好奇，好奇对方是从哪个乡镇来到城里的，之前有什么样的生活背景。谁家有事儿，都会招呼一个巷子里的左邻右舍去家里吃饭，临走时还为每家用塑料袋备了两个香味扑鼻的油香带走。

虽然生活在城里，但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切都不会因为父亲那点儿数量有限的工资得到大的改观。我和弟弟从小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母亲骑着二八自行车用从西门市场买来的布，一针一线的缝制而成。生活中的饭菜没有花样百出，更谈不上荤素搭配，在我印象中土豆菜米饭成了家里的主食，唯一可以用来打牙祭的是母亲买来的豆腐和鸡蛋，变着法儿的做成佳肴让大家眼前一亮。事实证明，在这种看似一穷二白，简单朴素生活中，母亲来自童年的家庭教育让我们家里的生活过的有条不紊。

我们最早住在卫生局办公楼后面的大院儿里，卫生局正门对着县医院。大院儿里四周住满了人，其中一栋显眼的楼里住着卫生局里的老户，我们这些“新移民”住在周围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里。每排房子的间隙较大，于是每户门口的这块空地被大家开发成为菜园子。春天的时候大人们小心翼翼的用手握着小犁耙，将整理好的土壤进行疏松，然后撒上种子、浇上水，后来我们的碗里陆续有了辣椒、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

大院儿里每隔半个月会来一个骑着自行车卖豆腐的青年小伙子，我们管小伙子叫“豆腐哥”。“豆腐哥”自行车的后座上是用铁皮简单卷起来的一个没有盖儿的大抽屉，里面整齐的摆着成年人手掌见方的新鲜豆腐。最上面盖着一层用干净纱布简单缝起来的“被子”，然后用橡皮筋把被子绑在抽屉周围，从而做到无缝连接，灰尘也就进不去了。“豆腐哥”自行车的前面也不闲着，顺着自行车双闸的位置，“豆腐哥”用特制的袋子绑了两挂鸡蛋，“豆腐哥”卖豆腐的时候鸡蛋们则安安静静的躺在袋子里等待顾客的挑选。

除了邻居，母亲在院子里最熟悉的莫过于“豆腐哥”了。“豆腐哥”年轻、头脑灵活、能说会道，算账时偶尔多出五分钱都会收个整数，顺便领个人情。久而久之，母亲算是他的老顾客了。买豆腐的次数多了，母亲会调剂着买点儿鸡蛋给家里的大人和孩子们调整一下口味。如果家里要来客人，那这饭菜可算是丰盛了，量上去的同时，花样和种类必不可少。记忆中吃鸡蛋的时候，还会是我们学校举办运动会的时候。母亲会提前一周买上二斤鸡蛋煮了，让我的早餐多一个鸡蛋。

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会回乡下老家看望老人，尤其在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母亲还会抽空回乡下耕种爷爷当年分给父亲的十亩土地。出门人讲究看人送礼，不能两手空空的踏入老家的院子，于是母亲也会在那时买上几斤鸡蛋带回去。偶尔家里来了客人，奶奶笑眯眯地会在客人临走时让其带走几个鸡蛋，并说这是儿媳妇从县里买来的鸡蛋，说话的同时看起来脸上很有光的样子。虽然农村家家户户都养鸡，每天母鸡咯咯叫就是收鸡蛋的时候，但城里来的鸡蛋总归是城里的鸡下的。

结婚之后，母亲总会在自己家、娘家和婆家之间来回跑，县里没有直达家里的车，往往转车要等好久。母亲嫌转车时车站卖的东西贵、卫生条件差，她总会自己备上花卷，给杯子里灌满开水，顺便煮上几个鸡蛋随身携带，既简单、又能吃饱。这几乎是我记忆中所有我家里人能够吃鸡蛋的场景了。记忆是一种甜美的回忆，逝去的日子总归是宝贵的。

回到“豆腐哥”，虽说他是我们大院儿里的常客，母亲也是他的老顾客，但母亲买鸡蛋时总不可避免的要选鸡蛋。我心里清楚的很，母亲一定将这个简单的任务看成自己的工作而显得一丝不苟。母亲选鸡蛋通常分为三步走，首先，母亲会顺手从塑料袋子压实的鸡蛋堆里从不同的方向捡起四五个鸡蛋，逐个放在任意位置。往往捡起的最后一个鸡蛋已经是扒开的第三层蛋，母亲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观察一下整袋子蛋的品相，确保这是同一批蛋，生产日期差别不大。其次，母亲会拿起一两个蛋用手掌盖住，同时像中医把脉似得摸摸鸡蛋的表面，停顿一两秒钟再放回小贩的袋子里。最后，母亲会换个鸡蛋捡起来在自己耳边轻轻摇一摇，然后放到鼻子处简单的闻闻，没问题后放回到面前密密麻麻的鸡蛋堆里。确定好了这批鸡蛋的质量，母亲仿佛捡麦穗似的弯腰将鸡蛋逐个装入早已准备好的小塑料袋，确定大概拾了差不多重的鸡蛋后递给“豆腐哥”称重。

母亲告诉我，检查鸡蛋的质量很重要，这不仅能够确保自己要买的鸡蛋没有残次品，而且这样的食材才能放心食用。我问母亲检测鸡蛋质量的根据，母亲简单的说是凭直觉。我想这也可能是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通俗易懂的经验，总之是无法定义和量化的。每次买完鸡蛋，母亲在回来的路上会对一旁的我说，确定鸡蛋质量没什么问题后，买鸡蛋的时候可不能挑着装，这样就容易剩下一些个头较小的鸡蛋，下次小贩很难把它们卖出去了，或者卖出去的时候价格偏低，这样小贩儿做生意容易赔钱。

如果说母亲对我们的点滴教导像涓涓细流，时间长了并没有让我感到波涛汹涌、澎湃磅礴的气势。但有一个场景却像记号一样，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当中。记忆中的母亲，隔段时间会炒一盘有鸡蛋的菜。母亲去厨房中相对干燥和阴冷的地方，取出四五枚鸡蛋紧紧的握在手里。母亲转身将鸡蛋轻轻的放入菜板上早已准备好的铝制小盆里，小盆的旁边放着一只表面印有梅花的瓷碗。母亲端着小盆径直走到靠近门口的水龙头旁小心的拧开水龙头，待水龙头的水溅在鸡蛋上刚好能够盖全整个鸡蛋表面时，母亲逐个捡起鸡蛋，像照顾小婴儿似得双手来回翻转冲洗鸡蛋，时而前后搓洗，时而左右和着水抠掉鸡蛋表面的污渍。

几分钟后，这盆刚出浴的鸡蛋宝宝被母亲用准备好的干净干抹布逐个擦干，洗过后的鸡蛋像河床上被河水冲洗多年的玉石一样发出晶莹的光芒。母亲端着盛满鸡蛋的小盆走到菜板跟前将小盆挨着瓷碗放在一起，母亲左手捡起一枚鸡蛋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右手顺势取出菜刀，嘴里喃喃细语，同时将鸡蛋拦腰轻轻的“宰”出一条小口子，伴着菜刀放在菜板上一阵厚重的响声，母亲麻利的双手捏住鸡蛋，用两只大拇指扣着小口子将鸡蛋左右轻轻一掰，蛋黄簇拥着蛋清瞬间从蛋壳里跳进瓷碗，整个过程像一对跳水队员从高台跳下，漂亮的完成了跳水动作。

站在一旁的我目睹了整个过程，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与其说感到无比的快乐，还不如说这是一种释放，一种生活态度被历练之后的放松。“宰”完所有的鸡蛋，母亲抄起一双筷子，仔细端详碗里挤在一起的蛋清和蛋黄，时而用筷子挑出细小的可怜的杂质，然后和着葱和盐用筷子来回快速搅拌打成鸡蛋酱。这道有鸡蛋的菜，让品尝到的亲朋发出了啧啧的称赞。

多年后，人们对鸡蛋的吃法更加多种多样。每当母亲看着路边热气腾腾被售卖的茶叶蛋，母亲总是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忧容。我心里明白，母亲似乎不太满意人们这样对待鸡蛋的做法。

长大后，我来到了大城市打拼，繁忙的工作让我无暇顾及生活的原本。一个夏季傍晚，饥肠辘辘的我打电话嘱咐妻子蒸了米饭，我在路过的菜市场买了鸡蛋和西红柿。回到家里，我急急忙忙的洗完手，准备好盛鸡蛋的碗。我拿起一枚鸡蛋啪的一声朝着灶台用力摔下，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我像被电流冲击了全身，蛋清和蛋黄顺着我的手指流到灶台上，而后沿着橱柜流到了地上。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般疼痛，妻子望着麻木的我没有说一句话，她好像知道这似乎是一个说来话很长的故事。

母亲常说，鸡蛋其实也是有生命的，要尊重的对待每一个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