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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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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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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针的故事

都说母亲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觉得还得加上几个母亲爱不释手的老物件,才能完整的组成一个家。这个家在数九寒天大老远隔着窗户就能看见屋子里冒着大白气、堆了整整一案头的花卷、白面馒头;这个家也能让我推着自行车刚进院子、看见地上啄食的老母鸡却情不自禁,扯开嗓子朝里屋喊一声“妈”;这个家在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母亲总是埋怨却舒心的让我满满地带上几大包、吃的用的就都够了。

自打记事起,母亲就整日缝缝补补,还时常不忘教导我们说,母亲小的时候,外婆就有意识的教她洗衣、做饭、做衣服。家里被称作“针线盒”的物件,总是高高的放在家里小孩子够不到的柜子上,母亲怕小孩子碰到针扎到手。另外,母亲的“针线盒”里有她平时收集整理好的各色线和大小不一的针,哪只针是用来缝裤脚、哪根线用来撍纽扣都有严格的讲究。如孩子们过“六一”的时候胸前还得绣个精美的图案,这时候得用彩线,这是母亲用梳下的头发整理后换来的。珍宝似的“针线盒”,母亲保存的很好,母亲甚怕孩子们扰乱她排列整好的线。而“针线盒”里的老物件要数那只年代很久远的顶针了,在母亲看来,针和线都好配,但如果丢了这只陈年的顶针,那就了不得了。因为只有这只似乎比我岁数还大的顶针,母亲爱不释手,这只铜制顶针,浮着一层透光的包浆,密密的针眼般的针窝记录了无数个挑灯的夜晚,那可是母亲一针一线的岁月。顶针套在母亲的中指上大小合适,偶尔手指起茧,套不进去的时候,母亲双手撑住顶针,用力轻轻一掰,顶针通人性的迅速钻进母亲的手指头里。先是缝纫机的声音,后有窸窸窣窣错落有致的、上上下下缝缝补补的手指挥舞,灯光照出母亲的影子,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属于母亲的画卷。

小时候我和弟弟的衣服、鞋子,大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的缝制做成的。开春的时候有衬衣,夏季的时候有小孩子蹦蹦跳跳穿着的夏凉裤。秋风扫着落叶来临的季节,棉线绒裤从来没有让我们感到丝丝寒意。冬季还没露头的时候,母亲就择一天气晴朗的日子,拎着一个大袋子,唤我们到她跟前,从袋子里掏出一件件已经准备好过冬的衣服、鞋子。衣服的料子是市场上买来的,丝滑棉柔、冬日的寒气被母亲的爱意驱散的无影无踪。圆口的丝绒面料布鞋是母亲在孩子们睡去、无人打搅的夜晚,收拾停当,一个人和灯光作伴,戴着顶针像绘画般勾勒出密密的针脚、沟壑纵横。

我家住在一个小县城。奶奶故去后,爷爷离不开农村,便选择和家里的其他亲戚住在离县城百公里以外的农村老家。爷爷偶尔来城里住一段时间,年事已高的爷爷,总觉得住在城里不适应、不方便,也没有邻里街坊和他岁数一般、并且能够聊天拉家常的老人。父亲单位赶上工程建设,几乎每天半夜才回家,但总是尽可能陪爷爷聊天、打发老人的寂寞。生活中大多数时间,母亲则对爷爷嘘寒问暖,择一暖阳高照的日子,母亲用手推车推着爷爷出去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我和弟弟顺势快活、一前一后的走在爷爷小推车两边。

我高二的一个夏天,像往常一样,中午下课不久就回家吃饭。快到家的时候就闻到了家里母亲做饭喷喷的香味,推开院子大门,只见母亲在靠近下水道的地方洗衣服,旁边的洗衣盆里只剩下一条有些刺鼻味道的线裤。母亲催促着我放下书包,赶忙提起水壶帮她倒水,母亲好顺势洗干净这条裤子。

“这是谁的裤子,怎么这么难闻?”我随意的问了一句。

“你爷爷的。快帮我接点儿温水,用水壶给我倒水,我洗洗弄脏的裤子。”母亲没有来得及多解释。

我故作勉强的顺着母亲的旨意,放下书包后磨磨蹭蹭拖着家里浇花的铁壶,不情愿的将火炉上水壶里冒着热气的开水加入铁壶。迎着母亲洗衣服的方向,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刺鼻难以掩饰。我紧紧的捏住鼻子,踮起脚尖避开一滩滩溅在地上聚集而成的小水洼,提着壶朝着母亲洗衣服的方向走去。倚在母亲对面的墙上,我捏鼻子的左手更加紧了,面前传来母亲嘟囔和不满的声音。我直起右臂却像一台机器一样僵硬的倒水,水壶里的水顺流而下,溅起的水花像大风过后被扬起的蒲公英种子一样,撒的满地都是,母亲半抬起右手胳膊,用袖子麻利地擦掉了脸上的水花。母亲口吻有些愤怒,终于在我们僵持了一阵,我仍然机械似的努力配合。于是,母亲计无可施,不由分说的用手里的“水棉裤”重重的扇到了我捂着鼻子的脸上。我只觉嗡的一声,手里的水壶连同壶盖伴着清脆的响声瞬间躺倒在地上。突如其来的惩罚,让我断然不能与从小依偎在母亲身边、有好吃的大多数留给我、从来都是悉心教导我的场景联系在一起。我噙着泪水,远远的跑开了。那一刻我仿佛成为一个大人,永远也不能原谅小孩子一般的母亲。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总是不按时回家,吃饭也多了些许时间,母亲仿佛知道我的小心思,故意避免和我正面接触。这期间,弟弟成了我和母亲之间沟通的媒介。当我放学回家看到弟弟背着手靠在门口等了良久,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守望;当我草草的扒拉几口饭就把碗推到一边,弟弟用筷子夹了几块肉放到我的碗里,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心意;当我还没到夜深人静却溜上床的时候,弟弟催促我还没有完成功课而不能早睡;当我收到学校表彰却回家找不到奖状时,却发现一颗顶针扎扎实实的压着奖状躺在母亲卧室里;当我脖子上的红领巾戴了一个多星期、又黑又油,清晨刚要出门的时候,鲜艳的红领巾被清洗的干干净净挂在门口的晾衣绳上。这一切,都是母亲和弟弟配合的结果。

北方女人的性格是倔强的、刚烈的,但这种坚毅的背后是千百年来对一代代子女严格要求的标准。

有天晚上,我带着怏怏不乐的心情路过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又一字排开“针线盒”里的大兵小将:针、线、软尺、剪刀等。灯光下,母亲手指上戴着那枚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顶针,母亲的影子更加熟悉与深刻。与以往不同的是,母亲第一次戴上了老花镜,手里攥着前些日子给我爷爷洗干净的裤子,针脚并针脚、上下来回熟练的做着针线活儿。

我猛的一回头,身后站着弟弟,弟弟悄悄的对我说:前些天爷爷拉到裤子上了,母亲很着急的给爷爷换了干净的衣服,爷爷舍不得丢掉穿了很久的裤子。于是母亲洗干净、顺便重新缝一遍。那天让我帮母亲倒水,情急之下母亲打了我。这件事,导致母亲情绪很低落。

听了弟弟的话,我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思绪胡乱的飞舞。思量了许久,我递给弟弟一个纸条,让他悄悄的放到母亲那枚顶针旁边。

事情仿佛就这样过去了。

当天夜里,我睡熟之后,不知何时又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母亲坐在我的旁边,仔细端详着我,微笑中一颗晶莹剔透的泪水,掉下来打在我的脸上。母亲对我说:等我眼泪干了的时候,你们就长大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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