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雄
网站用户
回了一趟老家，驱车返回银川，刚出巷子，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站立在马路对面，大树的旁边两三米处，依靠着一株同样活力焕发的小树。说这棵树小，其实也不小，只是七八米高，并且树冠上的枝叶都长得横过了马路，和旁边的大树比，确实显得有些渺小纤弱。看着看着，一股热情瞬间腾起，我驻足，咔嚓一声给大树留了一张回忆的照片。
这棵树的长势良好，身姿健壮挺拔，像一个父亲般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搂着树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它坚强卓绝、理性、端庄、伟岸，树叶茂密地几乎遮住了射到地上的阳光，全然没有南方那种秀美，好多小动物如猴子、金丝雀、燕雀等跳来跳去，偶尔迎来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好像在开会。无论燥热的夏季还是干冷的冬季，门口的这棵树从不委屈地抱怨过一次命运的不公平。
这棵树成长起来可有年头了。1998年南方发大水，我们这个偌大的县城也阵雨连绵不断，遭了近一个月的灾后，政府在民众的呼声中决定重修地下排水系统。于是在吊车和挖机的轰鸣声中，县城的主干道被彻底挖开，形成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成年人跳下去要借助设备才能爬上来，一根根直径五六米的钢筋水泥管道被工人们不论白天黑夜的埋入挖好的排水沟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除了正常上下班，还通过电视转播在不间断地关心和关注着南方灾情。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焦急地等待街道修复平整，交通好尽早恢复通行。
也许是迫于政府和施工方的压力，平日那些零零散散骑着摩托、开着小车的包工头们，也夹着小包来来回回地奔走在施工现场。街道修的几乎能够供行人和车辆通行，街道两旁的空间也明显宽阔了不少。有人提议，除了在街道两旁的人行道铺设砖块，何不再挖点儿小坑，从外地买来一批树苗种上，过几年就能长大，整整齐齐的绿色连成一片，人家南方人把这种给城市添点儿绿的工程叫做绿化。从此之后，城市绿化这个新名词渐渐被人们熟知。
我家巷子口对面的这棵大树就是那时候栽种的，树刚被种在马路两旁，只是清一色的光杆司令，除了一根直径约5公分的木棍，最下面连着的是一堆毛茸茸、乱糟糟的根，顶端被塑料包着，好像怕被着凉感冒了一样。树刚被栽上的时候，每过几天就有环卫工来浇水，一旁顶着太阳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热闹的老汉，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打趣道：“你这棵树要能活，我跟上你姓算了。”环卫工人大姐没说话，只是简单地笑了笑，意思是树活不活无所谓，干一天有一天的工钱呢。
好景不长，我在放学的路上，看到被大风刮过的街道，像遭受了海啸一样，原本规整的垃圾被吹的到处都是。快到家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临街开商店的老板，一个小心翼翼地扶着前几天种的树干，另一个用捡的砖块倾斜着垫在靠树根的地方，仿佛给树穿上了假肢。此时我的心情，如被损毁的树苗一样烦闷无比。我刚上初一，学校开始开设英语课。我的舌头怎么都拐不过来，课堂上英语说的阴阳怪气，老师还总爱叫我回答问题。好好的课文完全不像语文内容安排布置，尽是一段又一段的对话让同学们练习，旧课文差不多念熟了，下一篇又跳出来一只名叫Polly的鹦鹉，于是老师让同学们分组，进行情景对话，大家一口同声的推荐我扮演鹦鹉。
我出尽了洋相后，带着破败的心情，不经意看到这棵毫无生机的树，我越看越生气，感觉它也在看我的笑话，于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总对着小树吐一口口水，引得街上的行人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树毕竟是树，当时栽种的时候也没想着从树上得到什么，包工头们种树只是为了增加一项劳动内容，从而和政府多要一笔钱罢了。虽然树是我们的邻居，但是它没有语言能力，觉察不了人们的情感，有没有或者存在与否都与我们关系不大。偶尔看见几位中年妇女逛街逛累了，斜着身子用手杵在树干上歇歇脚。另外有几个奔奔跳跳的小学生，经过树的时候，用手里的红领巾狠狠地朝树抽过去，只听见啪的一声，仿佛人被抽了一个耳光，这帮学生才心满意足地走了。他们似乎在宣示，自己已经长大了，上中学了，这种对树的拳打脚踢更加证明他们是一群爷们儿，就应该让周围的环境对他们有所畏惧。
小树在没有受到任何关切的情况下长大了，任凭雨打风吹，像一个卫士一样伫立在街边。有一次发大水，山洪怒吼着向县城的几条主干道扑过来，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儿在大人的疏忽下被洪水推倒，在小女孩儿的尖叫惊吓中，洪水漫过了孩子的身体，卷起孩子就要离去，孩子父母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惊慌失措。只听见远远地跑过来救援的一位老爷爷大喊：“快抱住眼前的树，把树死死地抓住！”小女孩儿终究麻利地抱住树干，最终避免了一次灾难。从此往后，凡是经过小树的行人，无论再忙都要转过头看着树，嘀咕一句：“上次就是这棵树救了一个孩子。”
一个夏季的傍晚，熙熙攘攘的人群把大树对面的医院围了一圈儿，走近才得知，原来几个乡下的老农去外地打工，不料发生了车祸，几具人被抬进去的时候，早已断了气。医疗条件有限，医院管理层最终决定将人停放在医院大厅的侧面，家属来了便于料理后事。于是，周围观望的人群里有人喊了句：“直接放到地上太凉，需要找东西支棱起来。”大家都表示同意，但找来找去没有任何可供支棱的东西啊，难不成把病床给拆了？后来又有人提议把门口大树上的枝丫砍下来，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人总比树的地位高嘛。几个小伙子没费一会儿功夫就爬上树，硬生生把能砍的树枝都连砍带掰地弄下来，最终这几个离去的人躺在了被树枝做成的床上。我从人群的缝隙费力地挤进去，连同旁边的几个妇女，从去世的人口袋里掏出他们的个人物品，整整齐齐的码放在靠头的位置。
我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临近过春节，在医院工作的儿科阿姨来家里串门，看到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玩耍，便给了我和弟弟每人十块钱。我趁着大人们闲聊的空挡，跑到县城广场一侧卖鱼的大叔那里，不由分说挑了几条颜色最艳丽的金鱼带回了家。送走了客人，母亲在做饭，我提起装在袋子里的鱼向母亲炫耀，母亲追过来，抡起大手朝我一巴掌。
“你巴不得等人走了，乱花钱的毛病你彻底不改了？”母亲神情愤怒地说。
“那是阿姨给我的钱，又不是给你的。”我像一只刚出圈的小马驹，倔强的朝母亲吼了一句。眼看着母亲追上了我，我一溜烟夺门而出。
我冒着冬季的冷冽，双手来回不住地搓，身体的单薄和仅有的一件衣服让我打了一个冷颤，从未有过的自由让我瞬间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我计划着是否干一票大的，或者至少走个外地，听家里的堂弟兄们老说，兰州是个大城市，发展好，离我们这里也近，扒个装煤的火车，经过一夜就能到达。兰州牛肉面馆最缺人，只要你勤快，一个月挣个千儿八百不在话下。要是再勤快的话，没准店老板就会把女儿许配给你，这样你就可以继承女人家族的生意了。我们村上就有好几个人，带回来外地女人，是不是兰州牛肉面馆老板的女儿就不知道了。我摸了摸饥饿的肚子，走到一个卖红薯的大叔面前，大叔忙得不可开交，周围的客人站了一圈儿。女孩子居多，大多数要的都是一斤左右的红薯，看着脸蛋被冻得通红的女人，我往前凑了凑，用鼻子使劲嗅着女人的世界。
待到买红薯的人逐渐散去，大叔问了我一句：“小娃娃是不是饿了？来，这个半斤左右的红薯给你，拿去吃。”我边吃边向大叔打听，哪里能坐通往兰州拉煤的车？如何才能在牛肉面馆找到一份工作？兰州的女孩子漂不漂亮？大叔一头雾水，问我读几年级，我说快六年级了。大叔哎哟一声，说道：“娃娃，你这要是打工，属于童工，没有愿意要的。再一个，你好好上学，等长大了，兰州的漂亮女孩子多着呢，很多人家里有钱，这个不用担心。”大叔接着便转过身子，用目光寻找周围的公共电话，要给我家里打电话，让家长来领我回去。
我表示自己能找回去，随即告别了大叔，朝着家的方向一滑一瘸地走回去。
冬季老家的天气，像动物躲进了冰窖，到处显得寒冷透风。更像一台运转的冰柜，猛地打开盖子，一团白气像从化工厂的烟囱里冒出来一样，冷的那样唯美。偶尔有小情侣，在隔着树的夜幕下，开心的分享着因爱情流过心田而产生的故事，他们嘴里哈出的热气直流而上，像刚出蒸笼的馒头，雾气缭绕，久久不能散去……
好久没回家了，是时候带着父母回去，看看那棵老家门口的树了。到如今，我竟然不知道这棵树的名字，也不知道它会不会生我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