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只大我半岁。
这次我们终于都进了号子。我们都隔离开来,关进单独的号子里,没跟其他犯人关在一起,免了进去挨其他犯人的收拾——一顿饱打,据说这是必备的见面礼,但也说明我们的事没完,等候处治。
我们进号子是迟早的事,我早就这样想,也这样给堂兄说。堂兄不以为然,说只要小心就不会翻船,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难道还会在阴沟里翻船?我就仗着他这句话撑腰壮胆,继续跟他干。我们也连连得手,吃香的喝辣的,甚是痛快。在场面上,我们出手也阔绰,吆五喝六,还算个人物。
然而,今天,我出来了,堂兄还在里面。
我们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饱。反正父母都不认我们了。这都不怨他们,其实,我们连累了他们,让他们做人抬不起头,在人前矮三分。
我跟堂兄读书都不行,初中毕业高中都没考上就回家务农。最初,我们一点都不习惯这种拘束的日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背太阳过山,插秧,点麦,锄草,施肥,掰包谷,翻红苕藤……我们几乎每天都是汗流浃背。在这劳作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抽烟喝酒,以此解乏。
正当我们慢慢适应了农田耕作的时候,而我们这片土地划归给了高新区,统一建居民点,笔直的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我们由地道的农民摇身一变而成为居民,吃商品粮,就是过去说的吃皇粮。但我们这种居民,是无根无底的浮萍,每月每人就靠政府下拨的110元作最低生活保证金,其余就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有进厂的,但厂里一月三四百元还得不到保证,大多数还要拖欠,因为厂里效益并不好,所以好多人做了一些时间就退出来闲耍。有蹬三轮的,吃得苦,每天能挣现钱二三十元。另外口岸好的,开个门面,卖点米面油盐酱醋和一些小百货,贴补家用,日子就要过得滋润些。当然,房子搞出租,当初流动人口少,再廉价的房都租不出去。后来,高新区来了许多外地搞传销的,房子就好租了,慢慢也长起了价,日子稍稍好过点。而绝大多数人都在贫困线上,没事干,就抄起手耍,当起地道的居民来,几个凑一桌,或搓麻将,或打长牌,打得非常小,5毛钱一盘。
我和堂兄自然也不适应失去土地后的生活,整天也不知道干什么,抱着膀子在不大的街上闲逛。
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经常到外地整钱。
一次,我们好几天腰无分文了,就去打摩的。我们侦探清楚了那个小伙子有钱,就搭他的摩的,说到哪里哪里。他也没多想,讲好了价钱,就一路奔驰而去。树木、行人、小山、村庄都飞速地向后跑去。快拢目的地时,坐在我后边的堂兄掉下车了,顺势滚下坡。我赶紧叫小伙子停车。小伙子脸吓得卡白,直问摔倒没有摔倒没有。我说当然摔倒了,不然你来试一试。堂兄在坡下直呻唤,右手擦破了皮,血直往外冒。小伙子说,我赶紧搭你进医院吧。堂兄说,住院你有多少钱?小伙子说,不多,我只有三四百块钱。堂兄说,那够了,给我,我自己去医。要是不同意没关系,我们俩在医院吃住几天,恐怕不是你三四百块钱能解决的。我是为你好,你想想吧。小伙子沉默了一阵,说,那好吧,那就委屈大哥了。堂兄说,没关系,我是看到你挣钱不容易,所以只要那点。不然,随便怎样也要你千儿八百的。你搭人搭得安逸,把人摔到坡下面,走到哪里你都说不走的。是不是?小伙子像鸡啄米直点头说,是是是。谢谢大哥,大人大量。谢谢大哥,大人大量。小伙子乖乖地把包里的钱全数给我们,只有394元。堂兄和我得意地看着小伙子一脸歉疚地骑车而去。
后来这样的事还演了几次,只不过地点换了,角色轮流来,但都得逞了。
我进了号子,想了很多,特别怀念我与堂兄的童年。
我们从小住在一个院子,一起上学,一起放牛,可以用“形影不离”这个词,可院里的叔叔伯伯婶婶们却喜欢说我们俩穿了连裆裤,也是。没有哪个敢欺负我们任何一个。说打架骂人,我们从来都是一起上,我们差不多成了孩子王。一下课,我们身边就有一大群孩子围着转,凡是受我们保护的,只要谁欺负了我们的兄弟,他定没有好果子吃,那肯定是鼻青脸肿、鼻血长淌、头破血流,而且还不敢给老师和家长告状,老师和家长问到起只说自己不小心摔的跌的绊的,因为他怕我们孤立他。
中午放学了,我们总是把书包腾空带上,偷公路边晒席里的麦子、稻谷和玉米,然后藏在黄荆笼里,吃了午饭拿上到河对面的果园粜李子、苹果、桃子、杏子、梨儿等。总之,根据季节,什么成熟了就粜什么吃。有时,还要打几盘扑克才回去,大小王为对家,捡百分,铲光头。谁被铲了光头都不服输,非要铲回来不可。因而,有时回家都两点过了。父母差不多又出工了。我们三下两下吞完饭就赶快去上学,毕竟有三四里远。但我们经常爬飞车——手扶拖拉机、大拖拉机(用方向盘的)、汽车。农村都是土公路,坑坑洼洼的,车子一般都跑不快,而我们的光脚板在路上跑得飞快,很轻松地缀上。跑这一路的司机也有经验了,见我们这些学娃子在前面晃,快拢时就加足马力,也很轻松地把我们甩远了。我们也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不在公路上晃了,干脆下河逮鱼去,搬些大石头把路拦了,等他们车停了,我们就去当好人帮忙搬,自然就可以搭车了。但司机也有不守信用的,等我们搬移了石头,又飞快地开跑了,我们只有顿足捶胸骂娘。
也有一回我跟堂兄倒霉。也是午后上学,我们看见一辆手扶拖拉机在爬坡,比较慢,车兜里两边各坐了一个中年人。我们发力猛跑追上,车上的中年人直摆手不要我们爬。不要我们爬,我们就偏要爬。等我们爬上去了才明白别人是好意,原来车上拉着一个死人,而我们的光脚板就踩在死人直挺挺的脚杆上,我们已吓得半死。我看见堂兄的脸如死灰,我想我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心咚咚的跳,手脚都吓软了,没有一点劲。这是我们第一次跟死人零距离接触。车上的两个中年人盯着我们笑。后来,好心的司机主动停车,让我们下来。我们坐在路边吐了半天,什么也没吐出,只是感到恶心。而接连几天,老是梦见死人。
我们也搞恶作剧。中午睡午觉。有同学早早来了伏在桌上睡。我和堂兄却悄悄把一个爱睡觉的男同学——我们班的瞌睡大王——的裤子脱了,因为那时的男孩子刚好不穿开裆裤,而裤腰是那种镪腰裤,也就是说,腰杆上一根绳,而裤腰扎上去。这种裤腰很容易退脱。所以,我们把那男同学的裤子挂在教室的横梁上,像一面黑色的旗子。下午上课,值生喊起立了,那男同学还在睡,同桌把他叫醒,他才感到两腿是光的,凉的。我们哈哈大笑。还是老师帮他把裤子夺下来。最后,我和堂兄挨了老师的批评。
下午放学,有一回我跟堂兄路过刘家院子,见院坝边的桃子树上的水蜜桃熟透了,红酥酥的,馋涎欲滴,而院子里又没有人。于是,堂兄爬树,我就在树下望风,看哪个最好,并牵起衣兜接桃子。堂兄边摘边啃边丢,这时他在树上可能望见了大脚刘婆婆赶出来了,可嘴里啃着桃子来不及喊,直挥手,而我在树下很尽职地提着衣兜里的桃子张望树上,以为他在问哪一个,就大喊那一个可以那一个可以。刘婆婆的拐棍已落在我身上了,堂兄已腾出嘴大叫快跑。我也回过神来,手没松衣兜转身就逃,跑有十来丈远就停下来,一边啃桃子一边气刘婆婆——你来呀你来呀。而堂兄在树上不做声,见刘婆婆气得大骂,他悄悄溜下树跑了。桃子是吃安逸了,可我们那一段时间不敢走刘家院子外过了,只能绕道走了。
放假,我和堂兄在河边看牛。我们比赛砍水漂,看谁砍的水漂多,砍的水漂远。我们在水边找片石,然后站在滩边,一个一个地来。先是堂兄,他砍的水漂可以多达十一个,石片在水面嘌嘌嘌飞向对岸,一连串的水花飞溅,非常漂亮。我砍的水漂最多七个,还漂不到对岸就沉下水了。然后,我们又比赛摔远远,看谁摔得远。当然,又是堂兄赢。后来,我们的牛跑得不在了,堂兄叫我去找。当然,我就去。我爬上河岸,见两头水牛在一个小土坡上吃草了,旁边就有稻田,我就不敢走了,怕牛吃秧苗,便独自在小山坡上耍,捡起小石头向河里摔远远。哪知我听到一声哎哟,我说糟了,赶紧向坡下的河边冲去,发现堂兄蒙着头,血流如注。我赶紧抓了把黄泥巴面面按在他的伤口上,过一会儿,止住了血。堂兄才记住牛,说牛呢牛呢。等我跑上小山坡,两头水牛已被队长牵住了,啃了一片秧苗。堂兄够义气,没告是我惹的祸把他砸伤了,但牛吃了队里的秧苗要扣父母的工分,我是活罪难免,饱挨一顿打。堂兄因为有伤口,伯伯婶婶免了打。
然而,这次我和堂兄进号子,其实不是一回事。
我有很长时间没跟他合伙干了,那是因为我得了肝炎。等我病差不多好了时,我就有些害怕,尤其涉及人命关天的事。近来,出租司机遭抢,还有出租司机被杀的事在晚报上屡屡报道,我怀疑与堂兄有关。堂兄越干胆子越大。他说有天晚上,就在生活的小区,他单独抢了一个护士。那个护士深夜十二点下班,一个人回租的房子,当她开单元门时,趁她不注意,从后面蹿上,一把将她闷昏了,抢了坤包里的手机和六七百块钱,手机也卖了几百块。他已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游戏规则。
前天,我在大街上散步,看见堂兄凶暴暴地赶过来,我就害怕。一害怕,我就跑。我跑,他就追。看到他要追上了,我就喊救命呀救命呀。而街上的邻居却说王二娃害病害疯了,成个疯子了。他们都怂恿我的堂兄把我弄回去,别丢人现眼。堂兄正要把我押回去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把我们一起抓进了号子。
昨天,在审问室。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我心里却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最近又干什么坏事了?
没有啊,我得了肝炎,还没全好,哪敢去干坏事?
少油腔滑舌,你堂兄追你,你为什么喊救命啊?
我是喊着玩的。
喊救命,能随便喊着玩吗?
真的。没其他意思。
今天,我走在回家的街上,许多街坊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这时,骑自行车卖报的经过,一路喊:看《晚报》看《晚报》,特大新闻,警察破获女出租司机被杀案,警察破获女出租司机被杀案。
我赶紧买了一张《晚报》看。报道的正是堂兄,他强奸了女司机,抢了女司机的钱财,杀人灭口,还用汽油烧了出租车。堂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以为毁尸灭迹就破不了案,本来这案子是不易破的。但堂兄去娱乐厅泡妞喝酒压惊时,却用女司机的手机给他的同伙打了一个电话,警察就顺藤摸瓜找到了他。
但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在大街上,为什么堂兄看见我就凶暴暴的?为什么我突然要喊救命呀?
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已犯事了。
2005年7月于普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