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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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梦见妻子后醒来，我都会感到少有的空旷和孤独。那个你爱的人走了，仿佛带走空气中的氧，掏空了你的五脏六腑。刻骨铭心的思念就像结痂的伤口，只是你别轻易碰它，否则它会疼痛，会流血。
这几天我多是午睡时梦见妻子。先是梦见我们两人在等公交车，看见迎面驶来的能在小区门口停留的3路车，我们很高兴，便一前一后上了车。车上有座，我坐在对着车门的一张座位上，妻子走到车的后面找个空位坐下。她一般喜欢到后面坐，那里的座位比较高，视线好。我朝后面看了一眼，人堆里她粉色的衣服很醒目。于是彼此一个眼神，便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每次从梦中醒来，感觉妻子就在眼前。
窗外阳光明媚，我们却已经两个世界了，我永远再也见不到她。我感到无限的空旷和惆怅。我回想着这些情节简单而短暂的梦，是不是妻子要告诉我什么呢？她一定是在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之间曾经的恩爱，也提醒我要好好的生活。
一
马上就要元旦了，一个几十年的朋友携女儿来威海玩，我和妻子便决定请朋友来家里吃顿饭，同时邀请了两位居住在威海的同学。我当时觉得应该去饭店吃，妻子说还是在家里吃，家里有氛围，更自由，时间不限。我说也好，但就怕妻子做饭太累。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无论海鲜还是青菜，我都提前把准备工作做完。比如扇贝，蒸一下去壳，把肉洗干净，最后由妻子来炒。尽管那天我把能做的工作都做了，但最后客人走后，妻子说还是感觉有点累。她说以前从没有这感觉。
一周后，还有三天就元旦了，晚上，躺在床上的妻子对我说：“我感觉胸闷，气喘，微微咳嗽。侧身睡觉不舒服。”妻子喜欢侧身睡觉的，怎么侧身睡突然不舒服了？
我正在电脑前，便立刻根据妻子说的症状上网查询。网上说是哮喘。妻子说：“不能。我怎么能得哮喘呢。”
我说：“明天赶紧上医院。”第二天一早我陪妻子去威海市立第一医院。胸透后，医生说胸腔里全是积液，立即住院。住院后，医生取了一部分积液做病理，并告诉我们说，从积液的病理结果看，不太好。怎么个不太好，医生不说。并建议做一个胸腔镜手术，取胸膜做病理。
胸膜病理结果出来后，医生告知是双肺“弥漫性肺腺癌”。医生形容说“抓了一把沙子扔进去”，没法手术。之后又进行全身检查，发现肝转移、小脑转移。最终确诊为肺腺癌四期，其实就是晚期了。
我问医生，怎么治疗。医生说也就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我说，听说副作用太大。中医能治疗吗？医生摇摇头。后来，医生悄悄告诉我说，发现太晚了。这种情况下，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也有挺个一两年的，快的话，半年吧。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我的同学陪我取检查报告，小脑转移的事我们商量后没有告诉她，怕影响她治疗的信心。
妻子是一个乐观的人，平时从不把什么事放在心上。但是，被诊断为癌症，对她打击太大。她问医生不能是误诊吧。医生摇头。
回到家，妻子没哭，我先哭了起来。见我哭，妻子也哭了。因为，这等于宣判了一个人的死刑啊。我们不理解：这个病怎么能落在妻子的身上？我和妻子都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养成了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妻子也从来没有在那种粉尘和空气污染的环境下工作过。而且没有家族遗传病史，她父母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妻子性格和善、心胸开阔，做人做事都很豁达大度，怎么可能会患上这种病。现在找原因也是徒劳的，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妻子说，快元旦了，元旦之后接着是春节，病的事谁都不告诉。过完年再说。
妻子理性地拒绝了任何有损于身体健康的放化疗治疗，包括靶向治疗。我们赶紧联系去北京一家中医治疗肿瘤的特色医院。乘飞机时，妻子身上插着引流管，空姐让她填写了一张登记表。一路上，我心情沉重，脸部的肌肉感觉已经僵硬了。我去取行李的时候，妻子一个人坐在一旁等我，我远远望着她的背影——那个我熟悉而又亲切的背影，想着医生说的要有心理准备的话，泪水忍不住的流。
到医院后，看到医院多年来治愈的癌症患者的照片，看到医院组织的一百名治愈五年以上的患者去旅行的录像，翻阅院刊及里面记录的一些甚至比妻子还严重的患者如何绝处逢生的事例，我和妻子都充满了信心。我联系到一位肝癌治愈十一年的患者——佳木斯的余先生。我们电话聊了很久。11年前，他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在上海一家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医生说他也就能活半年时间。余先生做好了离开人世的准备。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开始记录每天的生活，以及病痛反应。后来他得知了这家医院，就来抓药吃，吃了半年，检查时，指标在好转。又吃了半年。竟然好了。以后，每年坚持复查，坚持吃几个月的中药。
从北京协和医院退休被聘到这家医院来当外科主任的老医师魏主任来到病床前，看了看妻子的精神状态后说，你没事的。你这么年轻，抵抗力强，没事。你这病要是在我身上，就够呛了。魏主任快八十岁了，留过美，以前也是很著名的主刀医生，如今告别了手术刀，投入到中医治疗癌症的事业中。老医师的话，让我们信心倍增。
第二天，开始治疗。此后的治疗过程和妻子的反应让我心情阴郁。因为妻子的身体在拒绝药物的治疗。中药熏鼻，恶心呕吐；口服中药，无论是汤药、颗粒、胶囊，吃进去立刻就吐。即使注射抑制胃部反应的西药，或者相应的穴位上扎蟒针都不能抑制住胃的激烈反应。吐过后，缓一缓接着吃，吃了还是吐。我听见她的胃翻江倒海般的呼啸声，就像胃里有一个巨大的怪物，在药液里挣扎一样。
妻子性格和善，喜欢跟医生护士聊天。护士们很喜欢她，说她是医院最美丽的大姐。
除夕到了，医院给送来两箱水果。护士告知我们，年三十晚上到食堂餐厅吃饭，院长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拜年。
除夕的晚上，妻子穿一身黄色的棉家居服，我搀扶她乘电梯到六楼的食堂。她不能走太快了，快了就呼吸急促、困难。那晚，她过得很愉快开心。我担心她坚持不了多久，准备等她吃几口饭陪她回病房的。但现场的气氛让她很愉悦。我们和院长同桌，同桌的还有魏主任，还有一位黑龙江省电视台的漂亮女主播，她患了乳腺癌。同桌的还有两位患者，都是因为其家人在这家医院曾经治好了癌症，才再次选择了它。
院长临时建了一个“年三十”的群，在里面发红包，大家抢红包抢得好开心。
后来，回到病房，妻子又在家人的群里抢红包、发红包。
要休息时，妻子说：“今晚过得热闹，开心”。后来当我回忆这句话时，我已经意识到，妻子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这孤独里也包括她无法对人言说的委屈和伤感。
妻子问她的主治医生，病人一般住多久才出院。医生说，最快半个月，也有一个月的、几个月的。出院后回家吃药，一个半月后再来住院复查，复查后继续吃药。
妻子想半个月后出院，回家吃药。半个月后，她感觉好像回家没把握，因为呼吸困难。院长也不同意。住到将近一个月时，她感觉可以回家了，我们才购买了火车票。医院安排车把我们送到北京站。在候车室，妻子坐久了气不够用，就躺在椅子上歇息会儿。我担心妻子上车困难，但妻子慢慢的走，最终顺利上车。
到家后，妻子不小心把引流管弄掉了。我打电话给她的主治医生反应情况。对方说，掉就掉吧，老插着也不好，容易感染。五天后，引流管的伤口愈合，妻子坚持洗了个澡。她感觉自己有好转了。但是吃药就吐依然没有改变。电话咨询佳木斯的余先生，他说，可以把胶囊里面的药面倒进汤药里一起喝。我说，吃药的方法我们都试了，怎么吃都吐。他说，为了活命，吐的时候用盆接着，吐出来再喝进去。
有一天，妻子没有吃药，发现就不吐了。第二天又继续吃药，又继续吐。看来，还是药的问题。后来妻子拒绝吃药了。她说，病没治好，胃得先吐坏了。一位朋友推荐一种食用菌片，说是能提高免疫力。妻子很相信，就开始吃它。但是妻子吃什么都已经很费劲了。她吃不了多少，更无法大剂量吃。后来吃饭也费劲了。我的心每天都揪得紧紧的。妻子的呼吸也更困难了。我去医院问她的主治医生，医生说有可能是肿瘤压迫肺管引起的。医生再次提醒我要有心理准备。
回到家，看到妻子消瘦的可怜的样子，我忍不住哭了，妻子说：“不许哭！别把我的眼泪勾出来。”我说：“不哭”。我跑到楼下卫生间，关上门，放任泪水使劲的流，哭完了再出来伺候妻子。
有一天，躺在床上的妻子看手机微信朋友圈，看着看着就哭起来。她一哭，我的心刀割般难受。我能感受到妻子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儿子从网上给他妈妈买了一大束鲜花，快递送到家，我立刻插进一个玻璃瓶内，摆放在窗台上。并且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鲜花的近景，一张是妻子和鲜花的全景。全景图上妻子躺在床上，伸出两指做出胜利的姿势，身后是窗台上的鲜花。妻子把这两张照片发送给朋友，并强调是儿子买的，内心的喜悦不言自明。
妻子关注了一个叫 “拍打拉筋”的公众号，说是通过拍打拉筋，可以疏通经络，治愈病痛。她每天让我拍打她的胳膊、腿，肩膀。凡是拍打的地方，都会青紫青紫的，这也是经络不通的反应。有一天，我坐在床头帮她拍打一整天，她说：“今天过得真充实。”后来，我再回想这句话，其实是妻子内心孤独无助，需要有人陪在身边，说话或者跟她一起做点什么。
从北京回来，妻子把自己的病情陆续告诉了弟弟妹妹和一些朋友。她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她担心父母年龄大了，承受不了。她想等“五一”节后回家再告诉父母。
她每告诉一个朋友，朋友就会安慰她，她就会哭一场。她试着写日志，只记了两天，写了两小页，这成了她的绝笔。
从北京回来一个月后，妻子再次住进医院。此时，呼吸的困难已经让她躺在床上无法坐起身来。救护车来了，担架无法抬她下楼。我不得不抱着她乘电梯下楼，把她放到救护车的床上。妻子已经离不开氧气，她紧抱氧气袋的样子就像搂紧自己的生命。而她的眼神是那么无奈和无助。我忍住哭泣，冷静地做着最后的努力。我知道这努力也是一种徒劳的挣扎，但我又多么希望有奇迹发生啊。
我联系好一辆救护车，一旦妻子好转一点，就马上回大庆。但是妻子不同意。我电话告知她弟弟妹妹，让他们赶紧来，来劝劝姐姐，然后我们一起坐救护车送她回去，路上人多好照顾。
CT的结果显示，妻子的右肺已经不工作了，左肺也是千疮百孔了。肝上的肿瘤比三个月前大了很多很多。怪不得妻子呼吸那么困难，原来就剩一个肺了。我跟医生说不能如实告诉患者啊，这样她就绝望了。
其实，妻子至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自己不行了，她一直充满希望。她是在充满希望中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是，已经无法回大庆了。
好在弟弟妹妹及时赶到，见到姐姐最后一面。那晚，妻子说话已经听不太清楚了，她还知道心疼我——她的丈夫，她呜呜噜噜地对弟弟妹妹说：“让你姐夫回家睡觉。他好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了。”
我依然觉得妻子能挺两天，挺到孩子从国外回来见上她一面。因为白天她昏迷的时候，我在她耳边说：“老婆，儿子订好机票了，他要回来看你。”妻子突然睁开眼睛望着我。那眼神就像刚从深睡中醒来，还没弄清什么事儿。儿子是她的骄傲。每次说起儿子，她都会自豪的对我说：“是我生的，没你事儿。”我说：“是你生的。我没跟你争功。”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学习成绩优异，被国内一所名校推荐到国外一所名校读博士，享受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在国外参加工作。
半夜一点多，我一觉醒来，电话就响了，是小姨子打来的：“姐夫，快过来，我姐好像不行了。”
不到10分钟我赶到医院，虽然仪器上显示的脉搏还在，但妻子已经停止呼吸，由于供氧不足，她的心脏渐渐衰竭了。我抱住她的头，贴近她的耳朵，喊着她的名字，她没有反应。
她头发的味道、她脖子皮肤的味道，让我如此的迷醉，如此的熟悉和亲切，很久很久没有闻到我熟悉的味道了。是的，下班时，我们无论谁先到家，都会迎接后到家的那个人，然后两人轻轻拥抱一下。这似乎已经成为习惯。这拥抱中，我熟悉了她的发香。那一瞬间，我泪如雨下——因为这味道，我以后再也不会闻到了。
也许妻子听见了我内心的想法，听见了我亲切的呼唤，她的眼角流下一滴晶莹的泪水。小姨子说：“姐夫，我姐哭了。她听见了。”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化复兴，油田各单位纷纷成立诗社、文学社。我所在的采油厂自然不例外。我也加入了厂文学社，成为一名为理想奋斗的青年社员。文学社每周日在厂团委集中活动，或请老师来为大家讲课，或分析研讨大家交上来的文学作品。文学社聚集了一帮青年，鼎盛时期甚至上百人。最后我也没有认识所有的人。但是我认识了英子。
英子早知道我的“大名”。初次见面是在一个要好的文友家。我们正谈的热烈，一位女子前来找文友看电影，文友说，咱们一起走吧。然后把我介绍给那位女子。对我说，她叫英子，也是咱文学社的。我说没见过，因为我参加活动少。
这就是当时的文学青年，率真烂漫。
和英子确立恋爱关系的第二年，干了五年焊工的我就被厂宣传部调去，从此成为机关一名专职与文字打交道的宣传干事。
英子成为我妻子的时候，我24岁，她23岁。她在厂地质研究所工作，那里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好多女孩子都找本单位的大学生。多年后，我曾开玩笑说：“你真傻，放着单位大学生不找，非要找一个电焊工。一看你找对象就标准太低。”
英子反击道：“电焊工怎么了？你当时是电焊工，但后来不是当上科级干部了吗。我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你的。你就像一只潜力股，虽然当时没有涨，但以后肯定能涨。看看你找的老婆，当时什么工作，后来还干什么工作。相比之下，你的眼光就不如你老婆了。”妻子是故意气我，说得我无话可说，但我听着很舒服。其实那时候大学生还是很少，且多家在农村，条件不如油田的职工。
后来证明，我没有选错英子。她善良、大度、正直，明事理，做事果断，不卑不亢。我娶她的时候，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一辆吉普车把她从那个偏远的采油厂接到让胡路。她对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跟我一样不感兴趣。我们简单办了几桌酒席，然后出门旅行一圈就走完了结婚的所有过程和仪式。单位给我们分配一户砖土结合的平房，带个小院，夏天我们在院子里种上格桑花，满院的色彩和暖意。
我们一起把房子吊了棚，横竖拉上铁丝，在铁丝上糊上白纸。水泥地画上菱形块，间隔着刷上蓝色和白色的油漆。当时那个条件下，屋子被收拾得既干净又漂亮。
结婚第二年，宣传部把一个报考成人高校——省宣教管理干部学院的名额给了我。我以优异的成绩被省宣教管理干部学院录取。九月一号开学，九月下旬，我的孩子出生了。当时没有电话，无法和家里联系。我回家后，孩子已经出生10天了。妻子生产时做了侧切手术，出院回我父母家的6楼，是自己一点点走上去的。
这是我一直对妻子歉疚的事。后来，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当时别的产妇的丈夫都在现场，产妇都是丈夫抱回去的。
我说，我欠你这一抱啊。每当我们一起逛街时，妻子走累了，就会说：“你抱我走一会吧。”我说：“抱着走不远，背着吧。”其实妻子是故意撒娇。
没想到，我欠妻子的这一抱，是在她临终前补偿的。如果是上天让我这样补偿这一抱，未免太残酷无情了。
妻子属于那种娇小的女人，外表看上去柔弱，但内心坚强。一个人在家，无论大风雷雨闪电，她都不怕。我曾为了工作出差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她一个人接送孩子上学、做饭，有条不紊，使我能安心在外。
中年之后，翻阅她年轻时的照片，我说：“你就像个小青杏，又青又涩。如今才开始慢慢变熟。”妻子皮肤白皙，其气质和着装风格属于优雅型，穿衣打扮就往这个风格上靠。妻子的好多衣服都是她的一个从事服装设计制作的好姐妹给量身定做的，布料是她的姐妹从香港和国外订购的。因为妻子喜欢色彩，喜欢美，衣服搭配得年轻，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我常常对她说：“咱们家就可你年轻了，可我老吧。”有时候一起出门玩，我走得急了，她跟不上我的步伐，总保持一段距离。我说：“认识的，知道咱们是夫妻。不认识的，还以为你是小三呢。”她就得以地说：“难怪你一见到老婆就满眼放光。”跟她逛商场，我总能遇见年轻的女服务员问她：“姐，你这身衣服在哪买的？”她说：“做的。”“做的啊，这么好看。真漂亮！”
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不太好，好较真。但妻子从不跟我计较。即使我生气了、发火了，她也是待我冷静下来后再跟我理论。事后她跟朋友聊起家常，也会说到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她说：“人家干活多，还不让人家多说几句吗。”
中年之后，我越来越认识到妻子内心安静的宝贵，岂止是安静，而且淡定。她从不抱怨什么，也不怨天尤人，做到了知足常乐。这也许与她的经历有关。妻子童年少年时代没有遭受过我所遭受的，相对比较安逸，内心没有过多的物质欲望和奢求。所以她不会为外界的多姿多彩所诱惑，又能在自己现有的生活水准上，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不像我，童年少年时期在贫穷的农村挨过饿，受过累。走上社会，总想努力拼搏一番，有所作为。妻子说我：“我家毛驴儿不用扬鞭自奋蹄”。除了“毛驴儿”（年轻时候有点倔强）的昵称，她也会常常亲昵地叫我“大公鸡”，意思是我勤奋，起得早。我听惯了这些昵称，也常从这些昵称里感受到妻子的爱意和对生活的满足。
人们形容聪慧的女人上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妻子就是这样的女人。妻子喜欢阅读，她可以一本书静静的看一天而不觉时间之快。在厨房，她可以创造出富有诗意的美食。草莓、桑葚下来，她熬制草莓酱、桑葚酱，自酿葡萄酒、山楂酒，以及自做酵素、牛肉酱等等。我们俩人吃不了多少，她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周围的朋友品尝，从中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自己的价值。在我写作时，她会备上甜点或水果，冲一杯咖啡或新茶端到我面前。古人说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又岂能与之可比。
妻子特别喜欢花。每次出门，她只要看到，就驻足欣赏，并凑过去不停地嗅着，仿佛那花香能为她的身体注入一种无上的能量。她的衣服、发卡、装饰腰带、鞋袜等，都带有花朵的图案。也许妻子就是花的化身，这花开的晚，短暂，但开得雅而美，她的芬芳感染着空气，也感染着周围呼吸空气的人。
三
妻子不在了，我常常陷入回忆难以自拔。好友们来看望我，劝我：“别老想了。尽快走出来，毕竟你还要生活。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坚强起来。你好了，她在天国也安心。”我说，道理我都明白。可是即使不去想，回忆也会自己蹦出来。
我曾经做过肛肠手术，自己无法上药，必须妻子帮忙。每次，妻子都笑呵呵的对我说：“快趴到床上，把臭屁屁露出来。”她手拿棉签，蘸上药往肛门里涂抹。这种活只有自己的妻子才能做。冬天，我出门忘记戴手套，回家后双手冰凉，妻子敞开怀抱说：“快放进去，暖一暖。”妻子去世后，我做了个手术，当我手术后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时，是弟弟妹妹小舅子小姨子轮流照顾，此时我怎能不更加想念我的妻子？因为别人无可替代她。
我和她朝夕相处、形影不离30多年，这个年龄的人又愿意回忆往事，这往事里怎能摆脱她呢。她是我人生这部戏中的女主角。一次我们驾车出行，我对她说：“你在，家就在。你在哪，家就在哪儿。你在车上，家就在车上。”现在妻子不在了，家只是个空房子，而不再是家。难道不是吗？
壬寅年寒冷的冬天，我降生在中原大地一个贫穷的乡村。在我出生三个月后癸卯年的一个早春，苏北农村一个叫英子的女婴降生了。一年后，婴儿的妈妈抱着婴儿，身后跟着10岁的儿子，他们一起从苏北农村来到松辽大地一个叫大庆的油田。丈夫在这里参加石油会战，当时正在油田唯一的一张报纸会战工委机关报《战报》报社任负责人。
女婴到油田不久，患上病毒性痢疾，各种药都用了，就是治不好。婴儿开始便血，呼吸微弱，奄奄一息，已经不行了。护士对婴儿的妈妈说，没有希望了，还是先放到太平间里吧。妈妈紧抱着孩子不撒手，母性的本能让她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从前线采访回来的丈夫找到医生，问他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医生说，还有一支进口的针剂可以试试，但是需要会战领导特批。丈夫立刻去二号院找会战领导说明情况，领导批示同意。当进口的针剂注射进婴儿的体内，婴儿很快哭出声来。女婴的父母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
这个叫英子的女婴命不该绝，因为尘缘未尽，她还要和那个中原大地上出生的男孩相会，成就一段属于他们两人共同的30多年的姻缘。
多么神奇啊，命运让这两个出生不同省份的孩子成长为少男少女，最终相会在大庆杏南油田。如今，54岁的英子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这段姻缘已尽，上天要她回家了。天国之家，被阳光充满被花香充满的灵魂永恒的家园，她在那边等着我，等着我们。
这样想着，我会感到好受多了。
（首发于《地火》文学季刊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