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办老师的日子

当民办教师的日子

徐敬德

1964年8月的一天，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找到了我，说：“青龙中心小学要在我们村上办一个教学点，一个公办班，两个民办班。公办班是高小，老师由中心校派，桌凳由中心校带。民办班是一册班，老师由大队派，桌凳自行解决。你是高中毕业的，劳动表现好，大队决定派你饶君模去教一册班。工资每月22元。”

听了他的话，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当老师了！

我积极地投入到了建校的准备工作中，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准备的。学校建在千佛寺，千佛寺是个古老的寺庙，菩萨早就打掉了，只剩下前殿、中殿、后殿空荡荡的三通屋子。大队决定把学校建在后殿，派人担来一些泥砖，请两个师傅砌成一人高的土墙，把后殿隔成3间，再用草筋泥，石灰把墙糊一糊，教室就建成了。桌凳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解决，由学生自带。无需准备，剩下的就是去做两个黑板。当时，青龙场有个木器社，我就去找他们订做，问题也很快解决了。

忙完这些，离开学的日子就不远了。这天，一个朋友来看我。我高兴地告诉他：“我要当老师了，大队办了民办小学，让我去当老师。”他说：“好，好！这下好了，这样，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了。”突然，他刹住了话头，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就这个样子去上讲台？”“嗯。”我回答他。我知道，他是说我一身的破旧的衣服有损教师形象，可我只有这样的衣服啊！“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自己身上的外面的衣裤脱下来，递到我的手里，说：“送给你了！”

开学了，学生报名来了，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六七岁，书包更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最恼火的是桌凳，有的高，有的矮，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宽，有的窄，有的有桌无凳，有的有凳无桌，光是安个桌子板凳，就忙了大半天！

由于两个教室是一通房子隔出来的，只砌了一人高的墙，完全不隔音，老师讲课，讲小声了，后面的同学听不见，讲大声了两个班的同学都听得见。热天，没有电扇，全班都在以书当扇；冷天，教室三面通风，师生都冻得瑟瑟发抖。好几次因为天气太冷，冻得我捏不住粉笔……

后来，班级多了，大队干脆把千佛寺拆了，修了一个四合逗的学校，泥砖墙，牛肋巴窗子，还是没有电灯，没有电扇……为了解决桌凳问题，先是用泥砖搭红砂岩石板，结果是把学生的书、本磨得稀烂，袖子磨得稀烂，石板断了，泥砖垮了砸伤学生的事也时有发生……后来是把千佛寺的老黄角树砍了，做成桌凳，谁知黄角树是脆性，没有多久，桌凳就七零八落了……

民办教师的工资来源，是学生交的学费，学生的学费收不起来，老师的工资就无法保证，那时，每个学生的学费是每期3元，仍有好些学生交不起……

大概是72年或73年，新学期的学费收得比较好。开学不久的一天要放学的时候，负责管钱的老师说：“放了学大家不忙走，有点事给大家说。”等大家到齐了，他说：“青龙供销社到了一批上海手表，每只125元，机会难得，我给你们每人买了一只。今后的半年，大家别找我发工资了。”说完，他把手表一一发给大家。

那时候，在我们学校民办老师中，我的工资是较高的，有的老师是每月20元，还有三位老师每月只有18元，这三位老师要7个月的工资才够买这只表。

大家拿了手表，默默地走了。大家都心情是复杂的，想着终于有了一块朝思暮想的手表了，高兴。但一想到半年没了工资，又实在高兴不起来。

对这位老师，我们是又感激又抱怨，感激他，不是他用这个办法，我们大家都买不起表；抱怨他，整得大家半年没工资，半年的生活咋办？

之后的日子，艰难可想而知。一次，我实在没钱用了，去找他借点钱，他说：“哪里还有什么钱嘛？还有几个学生的钱没有收起来，你去收收，收到了你可以先用倒。”

我去了，结果是一分钱都没有收到，看到学生家里困难的情况，我根本没法开口。

民办老师的工作辛苦，一个人包班，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全是一个人教，而工资只是公办教师的二分之一……而这却没有影响到民办教师的工作态度，那时的民办教师，学历参差，教学水平参差，但工作态度却都是端正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家庭走访，都做得认认真真。这中，每个月都有工资是动力之一。以我为例，每月工资22元，是低，但和在生产队挣工分相比，就不低了。那时，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3角3一个，要有活干，挣10分，一天才能挣到3角3分钱。而教书，每月22元，每天7角还多一点，而且是天天都有，太划算了！就算每月18元的老师，也差不多相当于每天在生产队挣20个工分，还是很划得着的。

民办教师的辛苦，还在繁重的课余劳动，老师们为家属多在生产队寻点工分，常常是包揽家务，还一有空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假期、星期日，就是参加农业劳动的日子。那段日子，我每年能挣一千多工分，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农村妇女。

那时候，肥料欠缺，民办老师近水楼台，可以把学校厕所的粪便担回家做肥料。放学了，担一担粪便回家，不仅不觉得臭，不觉得羞，反而还有几分趾高气扬，只有民办老师才有这个权利啊！

为了担粪，我还着实尴尬了一回。

一天放了学，我正准备担粪回家，一个学生对我说：“徐老师，校长喊你到办公室去一趟。”

来到办公室，看到同事们都在，正在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走，校长说话了：“徐老师，你过来看看，这只钢笔是谁的。”

我看了一眼，说：“我的。”

校长说：“不要随便回答，看看清楚再回答。”

我又看了一眼，肯定地说：“我的。”

校长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说：“这只笔是学生在女厕所里捡到交到我这里的，你说说，你的钢笔怎么在了女厕所里？”

什么？我的笔在女厕所里？这怎么可能?

看看校长的脸色，看看同事们的眼神，这事肯定是真的，这，这，这这……

我的大脑迅速转动起来，思考这中的为什么，终于，我找到原因了。

我解释说：“肯定是我去男女厕所的夹壁中间去掏粪，笔掉了，掉在了粪槽里，准确地说，是掉在了男女厕所之间。是女同学看见了。从女厕所那边捡了起来……”

“这个解释还算合理。”校长说，“把你的笔拿去吧。”女同学来交钢笔的时候，确实告诉过校长，笔是从粪槽里捡起来的。

见我过去拿笔，同事们纷纷站起来回家，原来他们是特意留下来，看我 “出洋相”的！

现在的人，别说是一只钢笔，就是一部手机掉在了厕所里，哪怕只是占了一点粪便，都是没有人要再要，再用的，而那时候的我，我还敢说，还包括我的那些同事，是不嫌弃曾经掉进粪坑的钢笔的，那时候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地珍贵！

那时候，不仅肥料欠缺，柴火也是欠缺得要命。轮不到我担粪的时候，我就担挑箩篼去上学路边的瓦窑上去担炭灰。上去学校的时候，把箩篼放在瓦窑上，回去的时候，就担挑炭灰回去。炭灰是瓦窑烧砖瓦的废弃物，里面还有些微小的炭粒，担回去和上黄泥做成炭灰球，还可以勉强烧一阵子。担炭灰，一身灰；和黄泥做炭灰球，一身泥；烧过之后，又担出去倒，又脏又累。这是实在没有烧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办法。

考试没有油印机，没法印试卷。考试的时候，老师把考题些在黑板上，同学们一道一道地抄，由于考试的题较多，字写小了，又有同学看不见，考一回试，题要写几黑板……

教音乐没有风琴，全凭嘴唱。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彭山烈士陵园扫墓，全校突击教《扫墓歌》：“穿过小山岗，走过请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举手来宣誓，烈士墓前表决心……”教到半会不会的时候，教歌的老师就唇干舌燥，累来遭不住了。我顶了上去，指挥同学们高年级教低年级，低年级教高年级，男生教女生，女生教男生，前边教后边，后边教前边，左边教右边，右边教左边……整个气氛活跃了起来，圆满地完成了教歌的任务，给音乐老师解了围。

那次扫墓还出了事——一个学生走丢了。

那时，看电影是难得的事，想到同学们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彭山，就安排同学们看了一场电影。到电影院一查，一个同学走丢了。接下来是焦急地四处寻找，直到天黑都没有任何讯息。第二天，才接到眉山新桥派出所的电话，让学校去领学生。原来那个学生走到新桥去了。

这事放到现在来讲，近乎是天方夜谭。找不住老师了，电话一打就能解决了，实在联系不上老师，坐个汽车就回家了，根本不会发生走到新桥去了的事。但在那时，发生这样的事却是很正常的事。

几年前，就发生过新桥的学生扫墓走到我们大队来了的事。

一天晚上，我正在吃夜饭，一个社员来了，说他发现一个小孩在马路上哭，说找不住家了，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先锋小学的学生。就把他带我家来了。

我看了看这个孩子，眼生，应该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但问他，他还是说他是先锋小学的学生。我说：“你说你是先锋小学的学生，那你说说教你的老师名字给我听听。”那孩子说了几个名字，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经过详细询问，才知道他是眉山新桥的先锋小学的学生，随老师到彭山扫墓，和老师走散了。想独自回家，就去问到先锋小学怎么走，他问到的是彭山人，甚至是青龙的人，就答复他一直往北。于是，他就一直往北走。走着，走着，发现路好像不对，又问路人，结果，还是回答往北，他就这样走到了我们大队。发现不是他的家，就急哭了。我对他进行了安慰，请他吃饭，安排他睡觉，第二天，把他送到了青龙派出所。

没想到几年后一天，几乎同样的事有发生在了我们的学生的身上。我想，我们的那个学生也许是问到眉山人了，不然，他不会走到新桥去。

那时，学校没有图书，讲故事对同学们有很大的诱惑力，我想到了用讲故事来约束同学们好好学习的办法。

那时候，我教数学，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有两节数学课。我告诉同学们，只要你们星期一到星期五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教学任务完成得好，星期六的数学课我就讲故事给大家听。同学们听了非常高兴，课堂纪律好了许多，我也就遵照承诺，星期六就给他们讲故事。我讲故事喜欢在教室里走动，我走到哪里，同学们的目光就集中到哪里，那目光，是专注，是赞赏，是聆听，是享受！感受到同学们的专注享受的我，何尚又不是享受呢？

在电视、电脑、手机普及的今天，这种享受就很难找到了。

工作之余，民办老师们也爱打平伙。那时打平伙，吃的最多的是肥肠。那时吃肥肠，不是因为爱吃，是因为它便宜，4斤肥肠才相当于1斤肉的钱，更主要的是，买它，可以投机，不需要肉票。那时候，肉票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民办老师很难得到它。

买肥肠，可以投机，不需要肉票的消息是从一位家里喂有老母猪的民办老师那儿获得的。他家的老母猪产崽的时候，在生产队长那里开了一张证明，不要肉票就买回了一副肥肠。而且他在买肥肠时发现，卖肥肠的人根本没有仔细查看，只要有一张证明就行。开一张证明对我们这些民办老师是易事，生产队长盖章嘛随便找一个人的章来盖了就是了，反正卖肥肠的人不会认真看，就是遇到了认真的人也不怕，他能记清全公社那么多生产队队长的名字吗？

肥肠买回来，是不会有人计较肥肠难洗的，每次都有自告奋勇去清洗的人，而且，谁去清洗都会非常认真，这一是要把粘在肥肠上的污物清理干净，更是要细心地保留好附在肥肠上的宝贵的猪油……

即便这样，打平伙吃肥肠的事也不能多做，这一是因为用这种方法买肥肠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害怕久走黑路遇到鬼；二是民办老师们收入太低……

看着公办老师做着比自己轻松的工作，拿着高一倍的工资，民办老师真是非常地羡慕，做梦都想转为公办老师，可惜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

直到1982年，才有了民办老师通过考试转公办老师的机会。这年，全县转4名，小学语文、数学，中学文、理各转一名。我参加中学组考试，考了一个中学语文第二名，无缘转正；1983年，我又参加了民办老师转公办老师的考试，这年是只分中小学，不分学科，各转两名，我考了中学组第二名，本该转正的，却被第三名用加分的办法挤掉了；直到1984年，经过第三次考试，我才得以转为公办老师。算起来，我的民办老师，已经足足当了20年。

现在，每当走进宽广美丽的校园，看见宽敞明亮的教室、精致漂亮的桌凳，或者看见老师们开着汽车去上课，甚至看见有人卖肥肠，吃肥肠，我都会想起我当民办老师的日子。都会真心地为今天的孩子们高兴，为今天的老师们高兴，为今天的社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