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窑红瓷瓶的神秘和高贵,是海内外收藏家的共识。郎窑红是清朝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佐奉御旨在景德镇官窑,督办仿明宣德时期祭红釉彩烧制成的一种新型红釉皇家祭器。
“郎窑红”的前身,祭红陶瓷在全世界博物馆中不足百件。祭红的烧制过程添加有黄金、玉石、玛瑙和珊瑚等珍贵之物碾成粉末掺入釉料中。相传又有老窑工之女为完成这一使命,用玉女之体祭身窑中,于是,烧制成的红釉陶瓷,被称为祭红。但是,到明代中期,这种烧造技术就已经失传。直到康熙40年,以郎巡抚姓氏为官窑名称的郎窑红才重现人间。
“郎窑红”以铜元素为着色剂。其“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品相,成为清王朝皇室贵胄的新宠,平民百姓难睹其尊容。
母亲的陪嫁品中有一对圆肚高约40厘米的“郎窑红”花瓶,身为清末秀才的外祖父,把这只珍贵的“郎窑红”藏品送给了即将出嫁的母亲。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一只花瓶被拦腰砸断,另一只幸存下来。大地震后断电、断水,这只幸存的花瓶口正好能够容下一根蜡烛。
我们一家人就是用这古花瓶做烛台,在潮湿的简易房中,点亮了光明,温暖了全家人的心扉。这只烛台伴随我走出大地震的阴影,伴随我走出少年的年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老家在修建正式房屋时,一名走街串巷的中年贩子来到唐山丰南农村的村落。我当时读中学正在家里放暑假。我和母亲经不住贩子言语的诱惑,于是,拿出那只尚存花瓶给他看。
贩子说,自己只为收藏并不为利,并且,这只瓶子是现代景德镇的仿品,不值多少钱。
我说,能卖多少钱?他说,顶多20块钱。我和母亲商量后对贩子说,没有600块钱,我们绝对不卖。
贩子踟蹰地走了。我想,当时父亲在原铁道部唐山车辆厂的一个月工资为40多块钱,这相当父亲一年有余的工资,一定能把贩子吓回去。
可是,第二天贩子真的拿着600元人民币来到家里。面对着一家六口人只有父亲和大姐有一定微薄收入,家里新房待建,需要买很多建筑材料才能建成新房,我和二姐、小妹都在求学的现实。
母亲毅然的把那只花瓶卖给了贩子,但是,母亲的心情却黯然了很长时间。我当时安慰母亲的话语似乎是“单瓶不成器”。
弹指一挥,40多年过去了。母亲已经去世近5年。我由青年的满头青丝步入白发缕缕的中年。如果那个贩子还健在,也应该也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回家乡经过那个贩子居住的唐山郊区村落时,曾想进村问问贩子的情况和母亲郎窑瓷瓶的下落,但我始终没有鼓起勇气。但愿如贩子所说,他仅为了瓷器的收藏。
近几年,那只“脱口垂足郎不流”口沿显露胎骨,呈浅红色单釉的“郎窑红”花瓶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和梦境。那只给我们全家带来光明和心灵慰藉的“烛台”本身就是家庭成员之一。但是,为了挣脱拮据的生活,母亲奉献了自己的心爱。
前几年,江西朋友送了我一只景德镇现代仿品“郎窑红”三阳开泰瓷瓶时,一种睹物思人的感觉油然升起。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我思念母亲时会情不自禁的看一看那只仿制的“郎窑红”瓷瓶。
“得到的并不为之珍贵,珍贵的是那些永远难以得到的。”这句勾勒着人生的哲理的名言,似乎预示着人生始终在舍得间轮回。
初稿于2012年秋月北京万寿路,定稿与2022年夏月北京大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