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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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哥的一个情节，至今难以忘怀，一直想写些文字，但，提笔就是沉重，甚至有些伤感。
我们家兄妹六人，在那时的小山村里，可谓家大人多，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母亲整日劳作，年底在生产队分得一些粮食和分红得来的十来八块钱，糊口度日，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只是少小的我们，不识愁的滋味，不懂大人的苦与难。生活的担子，全压在了父亲母亲的肩上。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无以好坏，只有优劣，六七十年代的我们，山村就是我们最大的世界，在这个由泥土、牛羊和草木组成的世界里，我们无所不能，各自扮演着孙悟空、沙和尚或杨子荣、李向阳，以及能与这个世界对接和自身存在价值相匹配的角色，这个世界超越了现实生活，甚至与眼前的所有格格不入。
当我们由姊妹五人变成六人的时候，随着队伍的壮大，角色和派别如黎明前南山的山曲线越来越分明起来。
长兄当然是首领，尽管兄妹们大多都上学了，但学习任务都不重，哪像现在，放学了还有一大堆的家庭作业，就是疫情下封控在家，也不会放过每一颗贪玩的心，变着戏法折腾出什么网课，大人也被“网”在其中，不得安神。我们那时的放学，就是放假，就是江湖上那句谁听了都舒畅的话：我的事情我做主！大把大把的时间，让我们兑换成了黄土地上飘升的尘烟。
所以说，自由不仅是政治家的纲领宣言，也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天马行空，该玩就玩，才是孩童时代的乐园。
我们在大哥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以土院为指挥部，沿大门外的土坡，穿过邻居润全家的院子，直插根掌柜的土窑顶，最后兵分三路，占领二黑大爷家周围的树林与草坡。就在隐没于树林的小分队，暂时离开指挥官的情况下，我们便设立起自己的山头，当起了一时能说了算的大王。一般情况下，我和老三自成一派，因为我俩年龄相近，老三也有意追随我，想跟着我打天下，在大哥那里排不上位的他，在我这里至少可以排个老二。
自古以来，闹独立，搞山头，都是遭人唾弃的，尤其是会遭到头领轻则挨批，重则处置的。老大虽老实厚道，但几回下来，他还是看出了端倪。在一次讲评会上，大哥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我，从此，我们之间便结下了“梁子”。
不管是事出有因，也不管是有意找茬，我是有些耿耿于怀的，老觉得老大不像以前那么贴心，尤以对我不冷不热模棱两可的状态，令我心生不快。为此，我郑重其事地告过“御状”，父亲自觉证据不足，且有诬告嫌疑，圴驳回上诉，置之不理。母亲出来调节，人微言轻，和了稀泥，不了了之。
老三是个铁了心的主儿，明里是在大哥的麾下，暗里是我得力的干将，加上他人缘好，一帮左邻右舍急于参加“革命”的弟兄们，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和老三便由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了身份，明确了组织，进行了分工，并学着电影里的，统一了队伍的名号为“学后武工队”。每天两件事，学校上学和村里的“南征北战”，拉队伍、“闹革命”的时间和心思，远远超过了上学的时间和所费的精力。钻地道、占山头、抢沟滩，我们一时闹得周围鸡飞狗跳，人见人烦。
大哥已“超凡脱俗”，实施了战略转移，整天跑校上学，回家帮父母亲干活，和我们基本划清了界限。大哥无论以什么理由脱离“低级趣味”，我和老三的内心里，由原来的庆幸到了后面的失落，毕竟少了一个相对稳重成熟的首领，抑或是一个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为此，我们常常组织起自己的队伍，在大哥放学途经村头时，安排一些诸如演练和演习的场景，以此吸引老大回心转意，也从另一个角度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老大毕竟是老大，我们除了得到他有限的赞许外，多数时候是他以礼相待的眼神和沉默不语的一笑。
战争多在风平浪静和出人意料的时候。这天中午，忙碌了半天的父母亲，在为我们做中午饭，我们这些等着饭吃的人，是不会呆在夏天火热的炕头上的。我在寻找着我的“枪”，也在寻找着不在视线当中的大哥。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在我家房背后屋檐下的阴凉处，大哥正专心致志地拿着锄头，也就是我常使的“枪”，学着大人在地上一垄一垄地锄着松软、还有些凉爽的土地。
很难想象一只低头吃草的羊，被一只潜伏的狼窥视的感觉。我就是那只“披着衣衫的狼”。轻手轻脚，但速度很快，我随手从墙边捡起一块手掌大小的瓦片，本来是想找一块相对松软的土坷垃的，左瞄右瞅，平展的地面上根本没有。时间不等人，六七岁的我，手拿“武器”，就像电影里的英雄攥着一颗拉响了引线的手榴弹，前方就是我要征服的敌人。
近些，再近些，我怕远了瞅不准目标。就在只有两三步远近的时候，我的“手榴弹”出手了，具体的目标或靶心，就是我大哥略有前倾且头发覆盖下的后脑勺。“啪”的一声，准确地讲是“哇”的一叫，随大哥抱头鼠窜的一声惨叫，在我看不清楚他紧紧地护着头的双手，究竟是血还是泥土的时候，正在做饭的父亲闻声便从夏天才开的窗户上，飞一样地跳下了紧挨房屋山墙的地上。
见势不妙，夺“枪”而逃，孩童的心智提醒我，至少不能吃眼前亏，被父亲纠住，现场责打一顿，说不定很少打过我的大哥，也会恼怒报复。在所有人全力抢救“伤员”的时候，我已经躲藏在了我家对面一堵破墙下堆放的柴草里面。
一时胜利的我，起初被第一次挑战大哥的成功带来的快意所包围，一石三鸟，既扫了大哥一向的威风，又夺回了我的“枪”，更主要的是报了大哥中午指责我“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耍”的一箭之仇。
我在静静地等待。一阵沉静过后，便是房前屋后的呼唤声和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大家在跟寻我。像上树掏鸟窝一不小心，从一房高的树上出溜下来，真的落地了，倒有些担心和后怕起不来，我为什么要用瓦片砸大哥的头？大哥的头流血了吗？他会不会……我后怕起来。
母亲在“呜呜”地哭喊着，她在喊我的名字，看来大哥没事，起码是不会有大事。我听见大哥在安慰母亲：“我到沟滩泉子（水井）那里找找。”他们是怕我“畏罪自杀”了。黑暗中，我倒狠不起大哥来，一想到他看我上小学了，把自己最心爱也最稀罕的油笔送给我，看我冬天上学冷，还把母亲给他缝的棉腰子脱下来，非要让我穿上，说他不怕冷，再说也小得穿不上了，还有大哥平时对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呵护……
唉！我哭了，险些哭出声来。想着想着，我就在这杂草下睡着了。柴草掩埋了我，也掩埋了我全部的担惊与悔恨。
梦里不知天长短，等我一觉醒来，从柴草的缝隙往外看，天已经暗了下来。一家人心灰意冷地在房檐下站着，议论着，父亲的声音大些：“小娃娃家，打就打了，跑个甚！”“要是娃娃有个甚了，可怎弄呀？”母亲在担心着
经验告诉我，再不能“恋战”。就在大人们进屋做晚饭的当口，我毅然从黑暗走向光明，把小孩子的一点点羞涩抛到脑后，一头穿出柴草堆后，蹑手蹑脚走到了堂屋门口，不好，迎面蹲守的正是被我打伤的大哥！
说时迟，那时快，我拔腿要跑，早有防备的大哥一把把我拉住，并紧紧地抱住：“你跑哪里去了？把我们吓死了！”摸着头上包扎的白布，大哥又平静地说：“我没事，也不疼，擦了一点点皮，你别害怕。”大哥边流着眼泪，边安抚着我，好像出手打人的是他而不是我。
晚饭是平时少有的手擀汤面，外加大哥暑假从山上扳回来的营盘蘑菇，大哥紧挨我坐着，从不爱发火的父亲，今天一样和蔼可亲，一向爱唠叨的母亲，只忙着一碗一碗地往炕上端饭，我和老三见吃不要命的，只知道埋头苦吃，尤其是做下不是的我，虽自知理亏，但照吃不误，两个不谙世事的妹妹嫌饭太烫，边吃边玩着。
“娃娃们，今天的饭做了一大锅，你们慢些吃，小心烫了嘴。”父亲在提醒中缓和着紧张的气氛，“你们大都上学啦，要好好学习，再不能灰皮打瓦啦！哪个表现好了，过年就给缝一身新衣服。”任村干部的父亲，像给社员开会一样耐心。父亲在暗中肯定着大哥，也在鞭策着我。
大哥的头被一块白布包着，夜里，他侧着身子躺在被窝里，旁边的我想问问大哥头疼不疼？脑子还清楚吧？但，我没有问，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怕这一问，影响了他的心情乃至我俩的关系。伴着大哥平静的呼吸声，我慢慢进入了梦乡。
从那之后，大哥成熟了许多，他身上溢出的爱和善，也更加具体和长久，他为穷家和父母亲分忧的愿望也日胜一日，柴米油盐酱醋茶，过早地进入了他的视线范围。用自身行动影响带动我们，也是大哥日趋长大的明显标志，在学习上，他是我们姊妹们望尘莫及的榜样，“文革”时代的高中生，在村上没有几人。
岁月不仅可以抚平伤口，而且能抹平记忆。“瓦片事件”如被雨水冲刷的院墙，变得斑驳陆离，间或有些渗淡，人们只所以习惯向前看，因为回头看总有一些伤痛。人类疗伤的本能，指向了人们更多的事情，还在前头。
每每看到成年后的大哥，我想到的不是那个瞬间燃烧的晌午，以及无知引发的后果，而是生活中大哥的善良、包容，还有厚道、忍耐滋养着的爱一般的花朵，自由地摇曳和绽放，这些都如山村清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无不在影响和默化着年幼的我，以及我们。
在以后的日子里，长大的我们，聚少离多，偶回故乡，看着大哥，我会在内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不在大哥受到我袭击后的当晚，也可以在第二天，哪怕是以后，向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当面赔个不是？为什么不把心里的话，如实地向大哥说个清楚呢？为什么不能对大哥好些更好些……
当所有的问号被大哥五十七岁的生命定格成眼泪和思念的时候，我知道，我永远地欠大哥一个真诚而具体的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