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的戒尺

暑假期间，9岁的孙子参加了羽毛球和英语兴趣班，每天1个半小时，我成了负责接送的驾驶员。可在其余时间的支配上，爷孙俩常在作业与游戏之间产生分歧。小孙子总要提出玩会儿游戏，放松一下。但缺乏自律，一刻钟总会无限期延长。

冷静沉思，现在的孩子教育与我们儿时相比早已今非昔比。孙辈们的学习条件虽无比优渥，但最为缺少的是那种“桑树从小育”的礼数教育。这时，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启蒙老师杨先生手拿戒尺的严师形象。

杨先生戴着一顶黄毛帽子，两边的耳子耷拉着，一条黑色的围巾系在脖颈里，外边穿着一件秤花般状的蓝黑色对襟棉袄，手里抓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戒尺，腋窝里夹着用旧报纸裁剪得四角见方的生字块，瓦灰色的脸膛上看不出一丝血色，整天板着，给人不怒自威的感觉，尤其那戒尺让人胆战心惊。

杨先生本名杨基安，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级部门动员城里老师到农村锻炼，杨先生怀着振兴农村教育的一腔激情，抛妻别子，来到了我们这“麻团大的庄子，油条长的巷子”仅有2个生产队的南八尺沟村，当上了低年级的老师。

八尺沟虽小，有着尊师重教的乡风，不管家境贫富与否，只要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就会送去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就拿我家来说，兄弟姐妹六个人，除大姐不识字外，其余都是初中毕业，我和大哥则是高中毕业。乡下人对教师特别敬重，一般不喊老师，而是毕恭毕敬地称呼为“先生”，觉得这样，才显得对人的礼貌和尊重。

在乡村当教师，对于久居城市的杨先生来说，“苦不堪言”最为恰当。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的是那些生疏且厚道的乡亲们，终日相处的是穿戴不整、高矮不一且营养不良的娃娃们。

学校除了两间大教室外，西边有两小间作为教师宿舍，一间朱老师住，一间杨先生住。考虑到先生们生火做饭的不便，大队老支书决定给各家各户派饭，按照学生花名册轮流着安排二位先生的一日三餐。

派饭省却了两位先生做饭的麻烦，可苦了学生家长们，本来家家户户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苦兮兮的，但关起门来自己清楚怎么过。现在倒好，再穷也不能把个穷酸相丢给个外人，况且更不能伤了孩子们的自尊心啊。因此，当接到先生的派饭通知，家里人忙碌不已，翻箱倒柜地凑了几斤大米，准备着第二天的三餐。菜肴可不能简单，少说也得弄个两三样吧。可三样菜常常绞尽脑汁也难以凑足，一般都是拾几块豆腐烧咸菜、炖螺丝、涨鸡蛋，说到鸡蛋那可是农家人的小银行，油盐酱醋全指望着它呢！但没办法，只好忍痛割爱地做了菜。

记得春天的一个晚上，父亲接到通知，明天杨先生轮到我家吃饭。三春头上，我家大小八口人，个个都是吃饭的主，早就寅吃卯粮了，这下父母犯了愁。

第二天大早，母亲到做大队会计的四叔家借了5斤大米，一半萝卜缨子，一半饭米煮成饭，到时先生吃白饭，家里人吃萝卜缨子饭。菜肴到不算为难，因为父亲在参加大集体罱泥时罱到了一条斤把重的季花鱼，还有头2斤重的藻虾，在澡桶里养着，预备着这一天的到来，再炒个黄花草，烧个青菜汤，也就凑合了。

父亲烧好早饭，来到村西头的学校，请杨先生来吃早饭。听说今天先生上门，我格外小心地陪着，生怕有什么差池。不一会儿，杨先生和父亲一前一后地来了，只见先生双手操在衣袖里进了门。忽地，先生像变戏法似地从袖口里拿出一把戒尺和厚厚的一叠子方块字，全是用报纸裁下后，先生用毛笔誊写的，有汉语拼音的生母、韵母，还有人口手、耳鼻舌等生字，当着父母及家里人的面，要我高声朗读。也许紧张吧，竟然“Z”、“C”“S”发音不清晰，杨先生当即一戒尺抽在我的手臂上，疼的龇牙咧嘴，眼泪噙在眼眶里一直不敢往下掉！

杨先生严厉地说：“凡是读错了的，到学校再读20遍！”一旁的父母连声说“先生教训的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不知那天，是怎么到校和离校的，此后提及这件事至今都心有余悸。

再后来，在杨先生的严厉督促下，汉语拼音于我而言，可谓滚瓜烂熟。1978年全乡曾组织过初二年级语文统考，我以94分的成绩一举夺魁。高分原因是汉语拼音填字和音译汉全对，到这一刻不由得打内心感激杨先生，多亏了他的严厉和苛刻。

还是在上二年级的那年冬天，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村后的绿化地（坟地）里玩躲蒙子、捉迷藏的游戏。那天晚上，月光皎洁，亮如白昼，我们玩得忘记了做作业，如痴如醉。突然，树丛间，走出了戴着毛帽子、围着黑围巾，身穿对襟棉袄不苟言笑的杨先生，一声“要不要一起玩！”仿佛施了定身大法，我们再也迈不开步伐，哆嗦且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心里想：这下又少不了一顿戒尺子了！

接着杨先生来了一句“父母培养你们读书不容易，今晚每人回去搓10斤草绳，既然不学习，那就为父母分担些家务活，明天上课时检查！”这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意外。

第二天，杨先生言而有信地检查了布置的任务。自此，我理解了老师的一片苦心，好学生不仅要会学习，也要为父母分担家务！

那天下午，杨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家子女多，父母供你们读书真不简单，其实你是读书的好苗子，只要认真读书，将来会有出息的！”这一幕情景，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

那时村里的小学虽说是完小，但是复式班教学，语文、数学总是先生一肩挑，先是布置完一年级学生作业，再给二年级同学上课，杨先生就像一头老黄牛不知疲倦地耕耘着。

我读四年级那年的冬天，杨先生终于离开了朝夕相处六年之久的八尺沟村，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时光。我记得父亲和乡亲们一起，将他送到村后的轮船码头，还是那身行头，回到了他原先任教的城北小学。

后来父亲告诉我，临别时杨先生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他是真心舍不得我们这些孩子们。

八尺沟一别，我再也未曾与杨先生见上面。

1994年我进城做了新闻记者，专程到城北寻找，无奈拆迁，学校人去楼空。从此与启蒙老师杨先生相遇成了我念兹在兹的梦想！

想到现在的孩子们，俨然成了家中的太上皇，老师说不得，骂不得，更打不得，我不由得内心彷徨，更加怀念儿时读书的时光。我是坚决不赞成体罚的，但必要的惩戒是有好处的。我觉得把戒尺交给老师才是教育应有的模样！

当我端坐在电脑前，运用搜狗拼音打字写文章时，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杨先生诲人不倦的教学场景，尤其忘不了他手里的那把油光锃亮的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