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

1

    平素谨慎小心的我不喜测度抑或狂想，每每行文，大抵都是些感怀老时光的蚯蚓或蝌蚪。但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在青春的尾巴上，审视着青春的影儿，这样的文字越写越深感老气横秋不起来。于是写文时的惯性思维与稚气的年龄局限便矛盾起来冲突起来，一种心力交瘁的情绪蔓延开来，房间里，电脑里，骨髓里，血肉里，或者键盘上飞动的手指间。终于，我陷入了一种另类的困顿和迷茫。这样的情绪导致：我不知道昨天是怎么回事今天正处于地球的哪个角落明天怎么办。

    终于，我准备起用一个准备了许多年的词组：许多年以后。

    许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到贵阳，我依然不知道这个城市的GDP几何，依然不知道那些水泥钢筋构筑的窗格子背后有多少温馨动人的故事，我的视野里，人群从始至终都是熙熙攘攘，公交车上永远挤挤挨挨，市西路的步行街仍然拉拉杂杂，一如我的心情。

    我是2012年4月1日带着妻儿来贵阳的，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适宜开玩笑的日子，许多贵阳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曰：子开什么玩笑。但是子曰：没有玩笑。要说玩笑，也只能说是上天给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从而导致我放下安静平和的日子，来了贵阳。

    这个事，得从儿子的出生说起。我儿子2009年10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早产，重4斤2两，后因窒息送至湖北省护幼保健院抢救，总算这小子命大，花了老子无六万之后，总算捡回一条小命。我依稀记得，他出生那天是罗甸县教育文化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当日凌晨2点，老婆从老远的地方打来电话，说羊水破了，要生，我一面憧憬孩子的未来，一面计划文化艺术节的新闻宣传任务，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当日中午11点，我正在接待贵州政协报、黔南日报、黔南电视台的记者们，大家都围了餐桌以后，裤衩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我知道孩子出生了，接了电话，果然如此，然后在餐桌上通报了这个好消息，这样通报的最后结果是，记者们纷纷祝酒道贺，几个热心的还提出将孩子名字取为“肖艺术”、“肖文化”、“肖文艺”的建议。当日下午14点，我再次接到老婆的电话，电话里泣不成声，说孩子送到儿科以后呆了几个小时便出现窒息现象，现在准备转院了。她电话里郑重地问我：要救吗？我说当然要救。后来我知道，其实老婆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车已经停在医院楼下了，打电话给其实不是征询，而是考验。

    当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考验我，后来在我打电话找人借钱的时候终于听到了真话。朋友说：“这种情况你得想好，搞不好孩子以后还会拖累你们的。”言下之意是让我选择放弃，虽然这样很残忍，但是终归是理智的。

    但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情绪经验告诉我，人生一世，有一些弯是绕不过去的，比如作为父亲的责任。即便这个父亲和年轻，即便这个年轻的父亲人生的路上曲曲弯弯坎坎坷坷，事业再无寸进，钱途渺茫得一如暗夜里的蛾，连扑火焚身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的情绪间隙里，一直支撑着我的，便是那重复了二十多年的理性思维。一是要自信、自尊、自爱，这是我们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二是要相信亲人、朋友和同事，从他们那里获取精神养料；三是要坚持，只要坚持，一切皆有可能。这样的信念，让我在这样的人生里，坚定，幸福。

    还是说说儿子的情况吧，这也算是对关心和帮助我的朋友们的一种精神上的回馈。

    2009年10月，儿子送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住了16天，出院后回红安县呆了2个月；

    2010年2月，孩子回到小城罗甸，才半个月便因为肺炎送至黔南州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其间我拿着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收费票据四处寻找报销无果；

    2011年7月，因为孩子无法走路送至贵州省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临床检查为脑性瘫痪，后因费用及假期原因无法有效治疗，其间我从罗甸县教育局转回民族中学工作；

    2011年12月，我与妻子再次带着儿子到贵阳市儿童医院检查，确诊为脑性瘫痪，其间多次向校长请辞相关职务；

    2011年2月，我们将孩子送至于罗甸县人民医院做腹股沟斜疝手术，其间到社保单位办理了孩子转诊转院手续；

    2012年3月，我独自到贵阳市儿童医院排队等待孩子入院，其间松为孩子发起了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师专办学点2001级本科班募捐活动。

    许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是2012年4月1日，纪念愚公的日子。我横跨太行、王屋二山，翻过九里十三弯、七道拐，经花溪古驿道，匆匆而来。一路上，车声隆隆，车窗玻璃里投映出一些关怀的目光。

    许多年以后，那些过去的老时光，大学里的影像，回到我的脑海里渐次清晰起来。

2

    儿子终于住进院去了，总算松了一口气。儿子到贵阳住院治疗，原本是早就计划好的事，但是没想到医院后却发现没有病床。于是我们一家从1月29日开始排队，一直等到4月，够折腾人的。

    说起排队，大抵是因为中国人多的缘故吧，反正任何事都得排队。我记得原来在单位的时候，领导跟我说：你先历练几年，然后保准提拔你到一个重要点的位置上来。现在你资历不够，勉强提上来怕别人说闲话。权当是排队买票吧！对领导的话，我向来是信服的，所以就站到了已经编好的队伍里。一排就是2年，两年后，总算是有一点被提拔的苗头了。结果那位和我说这话的领导却下了岗。换了一个新领导来，又说：你们这个队伍排得乱七八糟，都没按高矮秩序站，重新编队！我个子本来就不高，这不是要把我踢走吗？我想。于是我很主动地站到了队伍之外。

    但是当我走在从花果园到次南门转往大西门，再经紫林庵往头桥，最后到达浣沙桥的时候，我知道给儿子排的队并不与此类同。因为在康复科不像其他科室，这是一个医患维持相对稳定的科室，有些孩子从住进去到出院，一折腾就是数年，这样一来，在满员的情况下，要排到一张空床，就得等有人出言，但这无疑是困难的。医生告诉我，在康复科，一般一个月能挤进一两个孩子去就不错了。

    这样的结论让我不知所措，一方面孩子的病情等不起，门诊治疗的话高额的医疗费用就成了大问题。3月25日，远在清镇的昌贤君打来电话，问起我排队的情况，我只好把情况如实告诉给他，他说帮我想办法，于是便耐心地等待昌贤的消息。

    天幸总算是住进去了。在进行三大常规检查后，医生开始安排治疗方案：电刺激脑循环治疗、导平治疗、痉挛肌治疗、输液、运动训练、水疗如此等等，一天七八个治疗项目，费时不少，费钱也不少，好在经过几天以后，孩子居然喜欢这样的治疗，精神状态渐好，便觉得不管怎么都值了。

    孩子进行治疗的时日里，间或有同学过来探望。

    许多年以后，当那些身影再次走进视野里，才发现自己真的变了，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致使我陷入了某种尴尬的际遇里。那些曾经共有的话题早就不复存在了，同学们一来就问孩子的具体情况，问完以后互相再问问近况，说说这数年的经历，便各自陷入了沉默。另一方面，那些原本青涩的情怀早已不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需要拿出一副成熟的气息来。

    关于成熟，我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成熟的最重要标志是什么，就是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话语权这种东西很奇怪，话语权的分量与话的多少、语速的快慢常常是呈现反比的。多年混迹机关的我知道，在机关讲究几个原则，多看多听多做少说。一个絮絮叨叨的人需要进化到经常说，一个经常说的如能偶尔说就更靠谱了，当然倘若能从偶尔说变成半个月憋一句话，那简直就成神仙了。所以成熟的人往往多思善想却不急于表达。但是在我，不说，更多的是因为那些怯懦的因子。

    历经多年安静平和与世无争的小城生活之后，原本黄话连篇的我，性情上恰如一朵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卧看云淡风轻，静听风吹雨打，几乎成了某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定势。

   许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在贵阳市儿童医院。我一面听同学们说自己的故事，一面怀想自己的人生。

   一个同学说，孩子有一次生病，我独自一人在医院带了十三天；

   另一个接口，孩子才半岁，本来还有奶奶带，没想到正赶上弟弟家也生了小孩，妈妈便只能过去照看，现在妻子只能带着孩子上班；

   还有一个说，我们家还好，四个人轮流带，似乎没费多少功夫，孩子便一岁了。

   还有一个说，我孩子也在这家医院，7楼，肺炎，过几天就百日了。

    ……

    许多年以后，世事真的变了。同学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奔跑，在各自的事业里奔忙，在各自的生活呼吸着别样的氧气。但是马王庙的庙子呢，似乎凝结成记忆深处的一抹灰色。每每坐这公交车从旁侧过，学校旁边那根大大烟囱都会划出巨大的投影狠狠地向我压来。

3

    许多年前，在某个飘着微雪的上午。

    母亲说：等我病好了，就到罗甸住去，那些活路我干一辈子了，不想再干了，专门给你家带小娃去。我说，妈是该歇着想想清福了。当时母亲笑了笑，将手指伸到一个黑塑料袋里，捉了一块我从贵阳带回去的腌萝卜。随即说，到时候给你腌几大坛放在家里，随便吃，吃不完就拿出去买。我老婆说，到时候给妈弄个小门脸，卖点啥都好。

    谁知道过完年后，母亲就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时间大约是2008年底，那年我在罗甸民族中学工作。上半年母亲总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她想抽空把疝气手术做了。那是跟了母亲多年的老毛病，因为是老毛病，所以便一拖再拖。我工作的地方离家有300多里，来回一趟不容易，加之那年正好带毕业班，我这边也是一拖再拖。后来我老婆只好建议母亲到我工作的地方做手术，我老婆那时候就职于罗甸县卫生局，虽然当时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一家人都没拿她见外，她也并不把自己当外人。并保证如果母亲过来的话她帮着找县里最好的医生做。可是因为跨了地区，平坝县合医办不同意，说是如果母亲执意要到罗甸手术的话，便只能自费。老人家毕竟节约了一辈子，一听说要自费，便打消了念头。

    没有什么病是可以一直拖下去的，这母亲去世后我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大约是2008年6月吧，农忙刚刚过去，便进入了一段稍微清闲的被称为“躲立夏”的时节，刚好二哥又正好从凯里打工返家，母亲寻思还是不等我了，于是便和二哥一起去了安顺，准备去做讨厌的疝气手术。

    我常常想，如果那个手术能一直拖下去，母亲的人生会不会有所变化。虽然这样拖着是残忍的，但是我相信如果上天能给我们一家再次选择的机会，那也行大家都会选择拖下去。相对于安顺地区医院术前检查的结果来说，那根本算不得什么。

    据二哥回忆，医院实际上就座了一个B超检查，费用也就100多块。当时医生支开了母亲，对二哥说：你妈妈身上还有其他问题呢。什么问题?医生说是胆囊癌。然后拿了B超检查单指着那些影响给二哥看，别说二哥只有小学文化，根本看不懂那些画面。我想即便是一流医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在脑袋被这样可恶的消息重锤一击后，恐怕也会眼前一花，什么都看不明白的。然而医生并不管病家是接受得了不，他就正告我二哥：这个病已经到了末期，估计剩下的时间也就三个月了。如果你们家能准备十多万的花，我有把握延长到半年后。

    三个月。半年。二哥打了我和大哥手机，把这两个数据告诉我们。为了这两个该死的数据，我终究放下手里的工作，匆匆忙忙地往老家，大哥也向厂里请了家，从江阴坐了飞机回来。当晚，我长成后第一次要拿大主意的家庭会议在那个被唤这养马冲的小山村里召开了。会议内容伴随着对安顺医院诊断结果的怀疑展开，会上我们三兄弟通过决议，得送母亲到贵州省医学院作详细检查。在我们看来，一份B超检查就下这样的诊断是多么不合符逻辑，是多么武断的事。次日，我们便带着母亲匆匆去了贵阳。

    虽然我们都瞒着，但母亲是很精明的，一方面大哥在江阴打工已经五六年了，一直没回过家，便问大哥：“你怎么有空回来？”显是隐隐地觉到了什么。大哥说，来躲立夏呢。躲立夏，在我们那里甚至连节日都不算，只是大家赋予这炎热的农闲时光的一个特定的称谓而已，显然说服不了母亲。母亲笑了笑，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瞧你们这通折腾。还去什么贵阳，照我说咱们在安顺就可以。

    顺利到贵医附院后，检查一项项地做，血液化验、CT、增强CT、B超，一个检查结果出来，我们就绝望一次。母亲一看检查项目这么多，心里就更打鼓了，吵着嚷着要回家。最后我们只好骗她说胃里有结石，回去很危险，这才打消了她的顾虑。几天后，母亲转到省肿瘤医院住院。那边毕竟是专科医院，治疗手段多，效果好。 

    可是我们没有料想到的是，这样一来，便瞒不住了。一是母亲开朗的个性导致她很快和同病房的患者熟识起来，隔壁病床这样说的：你是不是住错院了，结石病怎么跑到这家医院来了，这里都是癌症呢。母亲说，医生说是结石，那就是结石，反正这把老骨头交给他们了，管他们怎么治。二是医院的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缺陷，每每到晚上，总会听到院子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哭喊声。这样一来，母亲便醍醐灌顶了，明白了一切。但是看到我们努力地瞒着，她也装糊涂，尽可能配合治疗，算是成全我们兄弟几个的孝心。但是治疗毕竟是要花钱的，这生活剧的演出成本是高昂的，一个月以后，母亲便提出了回家的要求。那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心知肚明了，但没有人说起那个字眼，没有人愿意捅破那层纸，去破坏那一丝残存的希望。

    回到家后，大哥开始往各地去寻找那些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偏方，去了云南，去了昆明……而我，因为老婆是医生的缘故，只是不断地往家里带回吗啡、曲马朵等止疼的精神类药物。那些日子，我们三兄弟在老婆的指导下，人人都成了护士，谁都能给母亲输液打针。不管怎么样，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了。

    那好像是大年初六的样子，母亲忽然提出想吃炒肥肠，二哥便马上骑车出去给她买，果然当天晚上精神很好，整盘肥肠都吃下去了。吃完，她习惯地抹了抹嘴，说：打个电话给你们姨妈，让他们明天过来，该准备做兜尸垫盖了。年初八，三个姨妈果然如约而至，母亲的精神更好了，她笑着对姨妈们说，你们就先做着吧，反正迟早是要用的。谁想得到，四天后，就用上了。

    许多年以后，我忽然明白，那是母亲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她必需打起精神来，交代交代身后的事情，我和二哥结婚的事情怎么办，家里的财务怎么分，大哥的孩子以后在哪里读书，如此等等。一一交代完之后，正月十二上午，我听到母亲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大，便按照惯例起床给她注射室曲马朵、输氨基酸。但是母亲说：“别费那功夫了，我要走了，我不能给你带孩子了。”我把针头插进她的血管，没有回血。在换一根血管，还是一样。

    许多年以后，在贵阳市儿童医院，当同学问我：你妈妈怎么不来帮你带带孩子？我的鼻子一酸，便进入了一种叫做“失语”的状态里。

（作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