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儿

那时候，大约是五六岁的样子。头发总是乱蓬蓬的，眼睛里没什么神采。要说有，就只是一些从奶奶那里知道的远得摸不着边的神话故事。眉毛倒是挺长，这令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战战兢兢，因为稍大一些的娃崽子总说眉毛长是人快死时显出来的症状。那么小的娃就知道怕死，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可笑。还有，我总是挂着长长的鼻涕，但总没有挂到地上去，因为每次当鼻涕快要拖到地上的时候，我就使尽全身的力气，把鼻涕收回鼻孔里。可是没过几分钟，那鼻涕却又不安分了，复又挂到胸口上来。这让阿妈很担心，她以为我是得鼻炎了。没想到后来上了初中，我的流鼻涕的习惯就灭绝了。

我的流鼻涕的习惯灭绝以后，阿妈虽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却并不开心。可是为什么不开心却总闹不明白，只知道心里缺了点什么。而且我常常想起，每年老村长左手提着一口不算小的铁锅右手拿着跟木棍边敲边喊的样子。他是这样喊的：大家伙儿听好了，开学了，读书了，送娃上学堂哦！人们并不理解这送娃上学堂意味着什么，大人们只是想到，将娃送到学堂去，家里的牛就没人管了，什么割草啊喂水啊之类的事就不好管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娃们就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了。不过大家喜欢看老村长扯着嗓子挣红脸的样子，偷偷地躲在自家的小窗洞里偷看。直到大人们把着一根细小的桃枝在屁股上抽打起来。“看什么看，牛圈里嚷起来了。”出于对阿爹阿妈的敬畏，那么点年纪的娃，自然不会继续欣赏老村长的傻相，都该干嘛干嘛去了。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我们这群娃崽子却又都上学去了，而且像我这样上过高中又进了大学和牧牛生涯永别的少说也有三四个。用从文先生的小说《萧萧》里的称谓就成了“洋学生”，而且村上的大老爷们也真是这样认为的。都把我们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不过，我跟其他的娃崽子们不一样。爷爷是村上的第一个老师，起先在镇上教书，后来到了村上办起了学堂。所谓的学堂，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堂屋。爷爷回村后首先拜访了老村长，把读书的重要性重三遍四地说，然后老村长的心思就活动开了。只说了一句，我去给你找学生去。阿爹是同辈人中可算懂点文化的人，后来爷爷老朽了。他就只好跟上去了，不过时运比爷爷好。到阿爹接管了爷爷的学堂以后，人们都很愿意将娃送到学堂去。也正是由于这原因，我家的堂屋很快容不下那么多学生了。后来村上的老少爷们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一年后，有了一栋可容纳上百个娃崽子的小平房。阿爹成了校长。我是校长的儿，是其他娃崽子的老师的儿，用他们的话讲，我是师儿，当然不一样了。不一样的身份当然应该做不一样的事，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被这样的逻辑支撑，反正我的学习很不错，在班上成绩不错。

其实“师儿”这个词听起来很像“私儿”，有些骂人的意思。但是我在一种别人缔造的又或者说是自己想象的逻辑里被围困了。每每别人“师儿”“师儿”地叫，我非但不会生气，而且还有些高兴的成份。

在“师儿”这一光环下被笼罩，而且自己成绩还不错，就多多少少地有了骄傲的情绪。后来我根本不听课了，不管是课上课下，总看些连环画之类的小人书。后来，看来看去小人书也找不到看的了，就偷偷地把爷爷藏在箱底的“唱书”拿出来看。所谓“唱书”，是一种用于闲唱的书。但也可说是故事书，讲的都是些和忠义有关的故事，有七字一句的，有五字一句的。在村上，每每有老人过世，大人们就把这些“唱书”搬出来唱，叫“唱孝歌”。当然“唱书”并不是家家都有的，有些根本不识字的老爷们就在听别人唱的过程中识记。后来我把爷爷箱底的唱书都看完了，很不情愿地将那些看起来有点厚的诸如《西游记》、《七侠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书拿起来看。哪知道这一看就愈发不可收拾。

到后来我考初中的时候，以并不高的和“师儿”这一身份并不相称的成绩进了初中。新的环境里，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作为“师儿”的真相，我耳根子相对清净些。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于学习的兴趣大不如前。

我们家离镇中学有一段路程，要走一个小时。村上总共有四个考进那所初中的，每天我们都起得很早，吃过饭后，就一路从寨子里口哨连天地吹出去。口哨，是一种点缀自己的心情以及点缀山村里的清晨的方式，也是用来召唤同伴的办法。起得较晚的其他几只瞌睡虫总会在第一声口哨响起后急急忙忙地出里家门。有时候，我们出了家门并不直接去读书。而是跑到村子后面的山洞里去玩玻璃球的游戏，再不就跑到山上去抓蛇或掏鸟窝。抓蛇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很危险的游戏，但在我们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每条蛇都是那么听话，那么乖，而我们就调皮一点，抓到蛇后，我们并不弄死它，而是用小刀，在它背上划一道口子，用一根很长的线悄悄地拴在蛇身上，然后放它到地上爬，我没就顺着细线跟着蛇走。每次，蛇都会带我们找到一种用于治疗刀伤的良药。掏鸟窝，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大抵是想获得一些看到别人被人捣毁房屋以至家庭破裂后的快感。那么点年纪的人就知道干那么坏的事，想想真是不应该。而我们，也从来不想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当期末我们因为拿回了并不像样的成绩单而被阿爹阿妈海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如果不干那些蠢事好好学习而最终能拿到一个像样的分数多好呢？

对于我，就算不干那样的蠢事，照样有其他的蠢事可做。

在镇上念初中的时候，中午我们并不回家，于是就跑到镇上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书摊上去磨蹭。管书摊的那位是个中年汉子，大约四十多岁，挺随和。虽然我们并不光顾他的生意，却也不撵我们走，我们要看什么书只要说一声，他没有不允许的。但磨蹭来磨蹭去，那个书摊上的书再不能吸引起我的兴趣。

虽然对于那个书摊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的兴趣是磨蹭得七七八八越发少了，但是我好文的兴趣却从此培养起来。后来因为这样的兴趣，语文倒是学得不错，其他科目大不如前。也正是因为这样，到了中考的时候，我才能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意思上了高中。内中有这样一些缘故，大约我不说，别人是很难明白这“顺利”两个字的深层含义的。

原本按照阿爹的意思，是想让我考中师，然后回到村上去从他手里接下那根他从爷爷手里接下的粉笔。但那是他的意思，我想上高中，然后进大学。不过中考的时候我还是在阿爹的强权下作了孝子，依他的意思报考了中师。我前面交代过的，语文以外的其他科目成绩下来后，当然我的中考总成绩就不会理想。后来我没考上中师，郁闷了好一阵子后，我成了县一中高一（4）班的一名插班生。我终于走上了自己想走的路，而父亲呢？似乎退而求其次地对我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上了高中后，因为学写诗歌，我变得善感起来。常常把别人寻找垃圾桶的目光当成是秋波，常常把一些细碎的事记录在本子上，常常夜不成寝。而且我还知道一些原来并不知道的事，奶奶说的那些神话故事原来都是用于哄骗的伎俩，原来眉毛长并不代表快要死，原来流鼻涕是因为地心引力。而且，有一种想象一直跟随着我，咣！咣！咣！是年幼时老村长手里的铁锅和木棍，类似于后来我所接触到的西洋打击乐器，但那声音不是摇滚，是震撼心灵的符号。在我意识到那声音作为一种符号铭刻在我心里的时候，父亲刚好到了退休的年龄，我只有以一种似乎无可奈何又似乎心甘情愿的心情地选择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