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青年才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青年才能创造出未来的崭新世界——这是我在读了《青春之歌》后最深刻的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说:“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到年轻人中间和青年学生相处,到学校看看。”一国领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青年学子中,激发青春的斗志,激励前行的勇气,感受青春的力量,这是我们党百年以来从未放弃的一项工作,也是我们党赓续红色基因,传承优良传统的基础。
《青春之歌》是沉淀在心灵之中抹不掉的记忆。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高中时期,这部掉了书页的书籍在班上传阅了多天才传到我的手上。那时学校的集体宿舍都是通铺,屋梁上挂着一盏十几瓦的灯泡,尽管光线昏暗,但还是在三个夜晚读完了这本书。后来,有了电影,更直观的画面让人看后更加热血澎湃,那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让我们成长的足迹更加坚定。一时间,林道静、卢嘉川等一批优秀青年形象成为我们心中追逐的明星。
《青春之歌》是杨沫青春三部曲的代表作之一,充满奋斗感人至深。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描写了一批热血青年为打碎黑暗的旧世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与反动阶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部作品描写了林道静从迷茫到成长、到坚定、到无畏的成长经历,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型代表,更是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投身革命历程中走过的一段必经之路。
林道静出身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深受异母的凌辱和虐待,从小养成孤僻倔强的反叛性格。她憎恨害死她生母的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为反抗命运离家出走,寻求新的人生。
作者是这样描写林道静质变过程的:“在同一寓所白莉萍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与他们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道静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道静终于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了。”尽管如此,但与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要求相差甚远,她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以及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常常流露出来,也会因对敌斗争经验不足给革命工作或多或少造成一些损失。
思想上的彷徨和迷茫令她万般痛苦,卢嘉川牺牲后,林道静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她遇到了“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的林红,在知道卢嘉川就是林红的恋人这一事实后,更加对林红“把痛苦埋在心里”那种革命精神所折服,最终在林红的帮助下,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投身于革命的伟大事业中。
当然,围绕林道静身边的除了卢嘉川、林红、江华等坚强的革命者之外,也有像余永泽这样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更有着戴愉这样混迹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正是身边一个个人或悲壮、或懦弱、或包藏祸心的表演,让林道静看到自己追求的革命目标的高尚与光荣,看到自己所干事业的伟大与神圣。
有人说,青春之歌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杨沫1914年出生在北京,成长过程中正好遭遇到五四运动的爆发。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让正值妙龄的作者青春萌动,一腔热血激情澎湃,满腔热情如日中天。对于经历过的革命洗礼,作者洋洋洒洒千言轻车熟路,使人在阅读中如身临其境,画面感强烈,奋斗感显著,正义感激昂,即使在掩卷之后一个个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既是对全国青年的谆谆教诲,也是对全国青年给予的厚望。
在我们党取得巨大辉煌和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的今天,重读《青春之歌》,让我们弄懂了什么是信念,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心。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经历中,那些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为了一个信念,甘洒热血写春秋;为了一个信仰,甘愿把牢底坐穿;为了增强信心,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这样“我为党做工作奉献很少”谦逊和自省,让一批批热血青年加入到这支声势浩大的革命队伍中来。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疫情肆虐的今天,那些穿着防护服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广大青年志愿者,用青春和奉献书写着人生新的青春之歌。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广大青年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谱写更为动人的新时代青春之歌,正是党和人民的热切期待。
青春不老,青春万岁,青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