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林家铺子》书评

老舍、茅盾两位名家笔下的《茶馆》、《林家铺子》都是近现代旧中国小资产阶级被压迫、倒闭的缩影，尤其是“裕泰”茶馆（第三幕）的倒闭、“林家铺子”的破产，都发生在同一年代，都有着相似的结局。

话剧《茶馆》，借老北京城里“裕泰”茶馆在三个时期的跨度(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将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贯穿全剧。《茶馆》三幕话剧，承载了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通过“裕泰”茶馆三个阶段的陈设变化，展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而《林家铺子》以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江浙农村为背景，当时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内有国民党官吏的敲诈、地主高利贷的剥削，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在江南浙江地区的一个小镇上，林老板精明能干、忍气吞声、手段狠辣强硬，一直艰难维系着自己赖以生存的杂货铺。

一个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一个是杂货铺的老板，同为“掌门人”，也都学会了店铺的经营办法和处世哲学。在那个混乱疾苦、处处压迫的社会环境中，能把小茶馆、小店铺经营得井井有条，能在不同身份的茶客、顾客面前周旋应对，王利发、林老板有着相似的应酬态度与方式。在《茶馆》《林家铺子》中，上至国民党官僚、士兵、商会、流氓头目，下至清闲市民、贫苦百姓，都是王利发、林老板的应酬对象。俩人性格中都有处世圆滑、精明强干、恭顺谨慎的成份，也散发着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气息，良心深处却也不乏善良。这种双重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在黑暗腐败的社会环境中不敢得罪权势，为自家生计只能想方设法进行改良、妥协，最终被逼得家破人亡。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王利发内心深处尚存正义，而林老板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利己主义。

从而立之年到不惑，再到耳顺、不逾矩之龄，王利发彻底清醒地认识了这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所以他选择了自杀来控诉这个黑暗的旧时代。自尽前的独白，既有自我哀叹与谴责，又有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控诉与抗议。确实，给子女指明了人生正确的路（去解放区），送走了亲人（儿子、儿媳、孙女），保护了八路及家属（康大力、康顺子），王利发此时也许是这一辈子思想最解放的时刻，也是他这辈子做出最正确的事。相比之前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隐藏着自己的内心思想，这次可能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作为江南水乡的林老板，其实从出场到逃亡都有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小商人性格特点。在江南小镇，林老板的杂货铺子虽不算大，却也是小镇上数得着的字号，既养着林老板一家老小，又维系着小镇上的经济命脉。当林老板被扣留，面对商会会长用债务和卜局长的要挟，寿生想尽办法抵出全部货物，终于赎回了林先生。同样为了生存，林老板不顾朱三太、张寡妇等这些更基层劳苦人民的哀嚎，只身携带女儿卷款逃难，留下前半夜刚拜堂的女婿寿生与多年相濡以沫的病妻，全然不顾他们在虎狼般的债权人、警察下如何存活。次日王寡妇撕心裂肺的呐喊，是否能让读者饶恕在孤舟上落寞、凄凉、绝望的林老板？在小资产积极人性方面，相对于王利发，林老板显然善良不足，狠毒有余，目光短浅，觉悟太低。

其实，王利发、林老板都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国小资产阶级形象的缩影。在遭受战乱、国民党敲诈、基层购买力下降的困境中，他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不堪言。在王利发、林老板身上，不难看出他们精明干练、生意头脑灵活，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改善经营模式的行动。西直门的德泰、北新桥的广泰、鼓楼前的天泰等这些大茶馆全先后关了门，只有王利发的裕泰茶馆还开张着；街上大大小小的铺子倒闭了二十八家，而林家铺子依然“硕果犹存”。凭借多年的生意头脑，王利发在有生之年苦苦撑起了裕泰茶馆，林先生也熬过了凄凉的年关。

显而易见，对于王利发、林老板等当时小资产阶级而言，他们确实在苦心经营，他们身上不时闪现出劳动人民的善良、本分、勤奋。但在沈处长、庞四奶奶、卜局长、商会会长等一个个恶势力走狗的软硬兼施下，赤裸裸地压迫、剥削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像王利发、林先生一样希望通过诚实和勤奋经营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苦苦挣扎，最终难逃破产、逃亡甚至丧命的厄运。

从另一个角度发现，《林家铺子》中林大娘在面对林氏杂货铺因为东洋货问题被封铺、债主临门、林先生被捕、女儿林明秀险遭被抢等困境时，她始终喊着那句“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其实她作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家属，还是将希望寄托于菩萨，期待着虚无缥缈的神明来搭救她。在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十多年后，封建主义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民百姓还没有觉醒，这是小资产阶级自身局限性所致。

戏剧、小说等艺术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茶馆》、《林家铺子》中，老舍、茅盾都不同程度运用了留白的艺术手法。这种“留白”，留下了希望。《茶馆》中，康顺子去西山寻找八路军康大力，而王立发的儿子王大栓、儿媳周秀花、孙女王小花也去了革命区；《林家铺子》虽然没有写林家人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林家的悲剧揭示了饱受压迫的社会底层百姓只有团结起来，只有通过武力抗争的方式，广大劳苦人民才能获得重生。

同样，小说《林家铺子》中也没有说林大娘和寿生留下后遭到了什么非人的待遇和折磨。虽然债主上门，恶语相向免不了，但也还有商会长出面调停，后来还来了两个警察上门维持秩序，阻止债主进门。文中，寿生称病不起，林大娘以泪洗面对人，那些贫苦人民也没有其余的办法。试想，如果没有社会动荡和贪官污吏欺压，人们就能通过自己的辛苦劳作谋求幸福生活，这留给读者如何才能过上安定幸福美满生活的思考。

面对时局动荡、官僚欺压、积贫积弱的社会大背景，无论是裕泰茶馆被霸占、王利发上吊身亡，还是林家铺子倒闭、林老板与女儿林明秀逃亡，都刻画旧中国小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诚实和勤奋经营换取生存希望的梦想被彻底毁灭，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造成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思想的局限性、政治上的动摇性、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造成悲剧的次要因素。两部文学作品也暗示了饱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百姓团结起来，最终从觉醒走向武装抗争是时代发展必然趋势，昭示出当时中国革命发展、救国、富强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历程。（席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