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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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听人说“道北”，是在一九七九年将嫁未嫁时。
那天，准丈夫郭某告诉我，“建新说，钟楼底下长大的女子可那个了”。建新是郭某的发小，住在自强东路北头的铁路东村。当时，我和他只见过一面。同时见到的，还有郭某的另一个发小六安。
我把建新的话传给了娘家妈。我的母亲闻言不悦，说，“钟楼底下长大的女子咋了，咋不咋的也轮不上道北的人说。”
彼时，我开始意识到，道北不是个好地方。
后来才知道，那些年的道北，是一粒粘在西安地图上的老鼠屎。而且，绝大多数本地人都认为，这粒老鼠屎，来自河南。
我的婆家，是道北的老户。早在临解放时，老一辈的婆家人就把家安在了道北的一个巷子里。婆家奶奶的娘家哥早年参加了革命，直接奠定了婆家奶奶的政治追求。老人家当年也曾名镇一方，还当过区上的人民代表。
我出嫁那年，婆家奶奶早已过世，婆婆带着我的几个小叔子小姑子，在白水农村继续着为期十年的下放劳动。留在西安的，只有刚刚当兵回来的郭某和他吃住都在工地的父亲。
八零年五月，郭某把我迎娶到北关纸坊村的一间民房里。婚礼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建新和六安。这两个道北小子正挤在人堆里看我。
又过了几年，天上掉馅饼，郭某分到了一套道北的房，我们和建新、六安戏剧性地住到了同一条街上。至此，我这个从钟楼底下嫁过来的“可那个”的女子，才得以全面地与道北结缘，并开始近距离地打量道北人尤其是建新和六安的生活内容。
建新的父亲在机务段上班，话不多，人和蔼。上小学时，建新有一次放学后和同伴们到铁路边玩，被火车压断了双腿，连膝盖也没了。后来他父亲带他装上了假肢。假肢是金属的，一头是一双假脚，另一头和断了的大腿相接。起坐时，建新会按一下双腿外侧的一个机关，咔嚓一声之后，人就站起或坐下了。最早，我曾把建新叫阿童木，被郭某施以白眼。他说，什么阿童木，明明是铁拐李。
建新出事那天，郭某和六安都没在场，但后来，三个发小却走得很近。
郭某说，建新刚装上假肢时，走不成路，他和六安就经常背着建新上下学。
文革期间，郭某一家被下放到山沟，建新也曾甩着一双假腿跟着六安前去探望。郭某一直不明白，下了车以后的那几个大坡，建新拖着秤锤一样的腿，是怎么爬上去的。
后来，郭某从部队上下来顺利地进了铁路，全靠建新托人给帮的忙。而建新的媳妇秀芳，是郭某帮着从白水找来的。那个时候，建新还没有开店，是新城区一个厂子里的宣传干事。
在我们刚搬到道北的那段时间，郭某和他的两个发小经常会找一些由头，凑到一起喝酒聊天。
有一回，建新以他母亲炒了一盆麻辣田螺为诱饵，召集大家小聚。开吃后，好像是我起了个头，他们就说起了道北。建新睁着一双兔子似的红眼——他喝酒上头，点着手指，一字一顿地告诉我，地图上是找不到道北的。因为它不是社区，不是街道，也不是村子。我问，那是啥？建新唆了一口田螺，嘴唇吧嗒着说，“对咱弟们来说，道北是历史，是朋友。看见没，我的腿。道北就像我这假腿，虽说沉得要死，可我离不开它”。建新的郑州方言说得非常标准。如果有河南话等级考试，他一定是一级甲等。
那次喝酒以后，我对道北的所知慢慢有了新的积累。
道北地界所指，乃西安火车站以北，龙首村以南，东到太华路，西到红庙坡的大片棚户区。其户籍所涵，即新城区的太华路街办和自强路街办的全部人口，计十多万人之众。
道北人的分类大致有三种。一是当地的土著，比如童家巷的农民。还有就是三四十年代挑着担子逃荒来的河南灾民，以及解放后为逃避打击而落脚到此的各类闲杂人等，比如六安家。再有就是服务于陇海线的铁路工人和大华纱厂的工人们，比如建新家。
搬到道北没多久，就听说建新的厂子倒闭了。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建新摇着他的专用三轮车，整天在道北的大街小巷里转悠。后来，他把着街口开了家烟酒杂货店。
建新个子不大，但人很精明。在一群健康人的眼皮子底下，他拐着腿，很快就把个三尺柜台的小店倒腾得风生水起。没两年，他的三轮车就由手摇的换成了电动的。
有一次，郭某出远门没在家，我要到东门外办个急事，要是骑自行车去，回来就赶不上从幼儿园接孩子。那些年西安还没有出租车。建新听说后，让他媳妇看着店，执意要亲自开三轮车送我，容不得推辞。当时是夏天，我老大的个子，穿着连衣裙突兀又滑稽地坐在三轮车的后座上，任由他驾驶着车子在闹市飞驰，那感觉，太难忘了。六安知道这事后，取笑了我和建新好长一段时间，弄得建新差点跟他翻脸。
六安家也是地道的道北人。他父亲原是国民党军官，镇反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在老家监督改造。六安的母亲跟丈夫离了婚，带着一堆孩子从河南讨饭到了西安。当时六安还是个奶娃子。
一天，六安一家要饭到了我的婆家奶奶门前，婆家奶奶见状心有不忍，先施舍了饭，又腾了间房子安顿六安母子们住下。六安一家立脚后，就在生产村附近找了块空地，平地里挖坑，整出了一个地穴式的窝棚，脱离了篱下所居。听家人说，六安一家在住窝棚时，六安母亲也曾用讨来的粥饭周济过好几拨前来投奔的乡人。
待我见到六安母亲时，老人家已届杖朝之年。尽管她早已不缺所用——六安很孝顺，也手大，尤其是对他母亲，但他母亲依然一副乞丐模样，甚至直到咽气也不愿换掉旧日衣衫，执意要以一个疯婆子的面目让吊唁者瞻仰。
听婆家人说，六安母亲在生产村一带曾经很出名。文革时期，街道的造反派们因六安父亲的问题，要揪斗六安的母亲。六安的母亲当即脱了光膀子，手握菜刀，披头散发地追得造反派满街跑。就这样，一个走投无路的道北女人仅用了缚鸡之力，就化解了一场连男人们都无法应对的家庭灾难。
六安中学毕业时，因受他父亲的影响，竟没有一个单位要他。后来，别的同学都拿着介绍信到各自单位报到了，六安也硬着头皮去跟着工头搞安装，学建筑。多年后，当同学们还在一门心思为争得调资名额而努力表现的时候，六安不但挣钱买了房，娶了媳妇，还有了一个长大后学业有成的漂亮女儿。
有好事者曾评说过道北人的粗鲁和低层次。其实，人与环境之间是互生互动的关系。也许正是因为被阳光放弃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苔藓霉菌，有时候，发生在阴沟里的火花则更能折射出耀眼的光辉。
可能是生长环境所致，郭某的个性也很“道北”。
八零年初，郭某单位派人对我进行婚前政审。在接下来的组织谈话中，政治处的人对郭某说我家不行。“你如果坚持和她结婚，就得脱衣服了”。“脱衣服”就是转业，郭某当时是警察。“那就脱吧”。第二天，他带我去领了证。后来他告诉我，政审的事，用不着让建新和六安知道。我意识到，在要前途还是要我的选择面前，我很可能被他的发小们否决。
郭某在外面脾气不很好，说话逆耳。但他对我和女儿却很少变脸。对我们最早的一次发火，是为了一个戴手铐的人。
那天我下班早，从幼儿园接了孩子就骑车拐到了西闸口等着他下班。没想到他正在办公室问口供，屋中间站着一个戴手铐的男人。
我们只好悄悄坐到一边，女儿拿着一个桃子准备吃。郭某沉着脸，继续着他的审讯。忽然，电话铃响了，郭某侧身去接。这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那一贯内向的女儿突然径直向戴手铐的男人走去，把桃子往人家手里塞。“干什么呢？过去！出去！”没等我反应过来，郭某就快步跨到屋中间，边训斥，边把女儿推到了墙边。
后来他解释说，工作就是工作，不准乱来。他还说，刚接手预审时，有一次他给了嫌疑人一根烟，没想到嫌疑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藏起了半根并带了回去，害得他们科室因此被看守所投诉。
大概在九十年代初，郭某接过一个大案。那些日子，他下了班啥也不干，一头钻进材料堆里，想了看，看了想，而且还时不时地和领导在电话里争执。我说你吵啥吵，领导咋说你就咋干吧，谁做决定谁兜底。他说，人命关天，我谁也不认。看着他的傻样子，我说他一根筋，太“道北”了。他“哼”了一声说，“我嗤你一鼻”。
世事代谢中，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随着道北的拆迁，三个相伴了半辈子的发小相继搬离了老房子，很少见面了。道北的一切也都被时代变迁的新貌所淹没。
建新又在八府庄新居附近盘了个小店，继续日复一日的忙碌着，只是行动慢了很多，有些力不从心的迹象。去年过年去看他，他说不准备再干了，等关了店，就回家带孙子去。他的儿子已工作多年，在城圈里买了房，“咋？也成俺钟楼底下的人了”，三十八年后，我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六安在十年前得了癌症，已经去世五年了。去世前一年，他给他外孙子办满月，我们都去了。六安那时已经瘦得脱了型，但还跟以前一样，满场转着招呼大家喝酒。他说他新近信了教，我说也好，有个寄托心就不空了。
郭某已退休多年。令人刮目的是，退休后，他竟然学会了弹古筝，懂行的人说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了。我曾笑着问他，弹琴时手指头挤不挤，他说你不要嫉妒，老师拿我当榜样让大家学呢。我说，你个道北人，有啥了不起。
确实没啥了不起。当年我曾问郭某下辈子变啥，他说变老鹰。我说那我就变一个老鹰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东西，哪怕是蚂蚁，是泥鳅，在一片远离飞禽的地方，自在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