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大衣

那时候没有富人。当官的穷，百姓更穷。

除了巴望着每月买粮和发工资的日子，人们也尊敬着秋天。因为在这个萧条季节某个并不萧条的时点，各个厂子都会打开库房，给职工们一人发一身劳动布工作服。就连我们那个作坊式的小厂，也不敢不认这个卯。只不过我们的工作服大都是用更便宜的化纤布做的，不遮风、不隔油，软塌塌的还闪着光，谁穿上都像贼。人们把这种类似于戏装的衣服叫“呼噜噜”。

一九七七年，地气东移，生活往正向回归。又过了一年，刚入秋，工友们就听说，好多个厂子都买了呢料，当工作服发给职工。我们厂也派大头王和李爱花去布庄看货了。

有天晚上，大概是礼拜六，妈把我和当知青的妹妹叫进了大屋。单人床上放着两块呢料，一块深蓝，有些稀薄。另一块是黑的，很瓷实。深蓝色的是我们厂发的，黑色的是母亲厂里发的。

妈指着黑色料子对我说，这块全毛的你拿去做了，到最好的裁缝店。别怕花钱。接着，她又拿起我发的料子对妹妹说，这截混纺的给你。

 “你呢？”我们问妈。

 “我有。咱仨一人一件。”

 第二天晌午，妹进了街南头的小裁缝店。我则买了最好的衬里，到南大街的克利服装店量了尺寸，定做了一件斜插兜的短大衣。

 在我和妹等着取衣的那几天，妈独自开始了她的大衣工程。

 先是我发现单人床上铺了多年的人字呢薄毯不见了。第二天，我在后院的晾衣绳上看到了它。

 “这东西做短大衣刚够。颜色浅，我把它染了。”一回头，只见妈站在我身后。

 “做大衣？这啥呀，难看死了，不成！”我生气了。我不能容忍妈穿着用旧毯子做成的大衣去上班。妈那时在服装厂作质检。

 “咋不成，做好了衣裳你再看，不比谁的差。”这个“谁”，一定是妈厂里那个尖嘴利舌的于组长。

 清理阶级队伍那年，在父亲被戴上白袖章的第二个月，于组长不知怎么想的，突然当众说妈当过大学校长。在那个年代，这就是要揪斗人的节奏。只念过私塾的妈原本不爱说话，可那天说话很噎人。她说，你说我是校长，我说你是教授。咱俩一伙，你可要记好。

 后来，于组长又嫌妈总不跟大家一起吃午饭，就偷看了妈的饭盒。那些年，家里缺钱少粮，妈的饭盒里不是被我们兄妹掰剩下的包谷面发糕，就是红薯、咸菜。于组长便说妈装穷。

 炉子上烧着烙铁，桌上铺着熨得平展展的薄毯。毯子中间有一溜已经磨损，露着经纬，像谢了顶的头皮。而且，虽然经过染色，但原先的人字图案依旧清晰，只不过白、灰色交织的图案变成了灰、黑色交织，看上去更加老旧。

 昏黄的灯光下，我在煤炉边闲翻书，母亲展开一件干净的“呼噜噜”工作服，在小床上颠来倒去地比划、裁剪。后来，我的这件“呼噜噜”工作服就成了母亲大衣的衬里。再后来，这个冬夜里暖暖的场景就常驻在了我的记忆里。

 一九七八年的一个冬日，我和妈第一次穿着各自的大衣去上班。

 门口，在一圈深蓝色大衣的围拢下，我的黑大衣引来一片夸赞。但我笑不出来。在城市的另一头，妈和她的大衣也许像我和我的大衣一样，作为个例、异类，正在接受众人的说三道四。针对妈并不体面的大衣，于组长也许又在说她装穷。甚至，她会掀起妈的大衣，去检视衬里的质地……

 后来我问过妈，那天有没有人难为她，她说没。

 就这样，在我和妹妹的愧疚中，母亲穿着她那件让儿女们汗颜的大衣，在清贫中艰难地走完了她生命里最后的七个冬季，直到八五年去世。让人不解的是，妈临走时，服装厂来吊唁的同事中，哭得最痛的竟是于组长。

 二○一二年的寒衣节和母亲的忌日错在了同一天。我请了假，兄妹五个到少陵塬给母亲上坟。祭拜结束前，妹妹头抵着坟地长跪不起。我没有去扶她。我知道，她在和母亲说话。

 灿烂的阳光透过睫毛上的泪，在眼前拉扯着无数条长长短短的线。色彩变幻中，我好像看见妈站在坟头。我不禁脱口说道，妈，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