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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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小南门端朝北，就到了四府街的地界。
关于四府街名字的来由，听到过的有两说。一是由陕西方言“柿树街”讹传而来，再就是这条街上曾建有秦王四太子的府邸。到底哪种说法更靠谱，于我来说意义都不大。我只知道，我是四府街的女子，这里有我的根。
如今，走在这条曾经闭着眼都绊不倒的小街上，儿时陈迹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店铺，和鼻息四周的五味杂陈。
小时候的四府街，僻静且宜居。一街两巷的皂角树，像街头巷尾那些本分的女人，不动声色地温顺着小街的眉眼。尤其到了秋天，树上吊起的一串串皂角，慢慢从绿转紫，再由紫变黑，有时还会掉到地上几个。孩子们捡到了，就携了回家。过几天，皂角就成了他们衣服上淡淡的香味儿。
这是一条地道的西安街道，不论是粗喉咙还是细嗓子，随风落地的都是陕西方言。街两边，大大小小的院落错落成排，不分贫富，一水的白墙青瓦。有的院子门前还有石门墩和木门槛。
四府街南起小南门，北至琉璃街。当中被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一截为二。把守东头的是五味十字，把守西头的是土地庙十字。它们的联手，让四府街有了南北之分。
南四府街上有四条小巷子。先是短短的龙巷，在路东。我的同学刘艳琴的家就在里面。
出了龙巷往北不远，是紧邻四府街粮站的先贤巷。巷子很窄，里面有个环卫局的家属院，我曾去那里找我的同学贺宝瑛玩。她院子住户很多，家家都是低矮的土坯房。她妈没工作，但她爸工资高。记得她家有个套间，屋顶上吊着一个筐子，里面都是白蒸馍。
出了先贤巷再往北是杜甫巷。杜甫巷的北隔壁是我的母校南四府街小学。杜甫巷里住着南小的杜老师，她的女儿曾和我在同年级念书。
南四府街路西还有个冰窖巷。冰窖巷的路面宽，在土地庙十字和甜水井都有出口。
北四府街上只有一条巷子，在路西，叫“面巷”。巷子有两三米宽，勉强可以走马车。这是一条丫字形的小巷，我家就在这里。
四府街上大多是民居，单位只有几家。南段路东，有西安晚报社、粮站和南四府街小学，还有一个弹棉花的小门面。对面路西，有个誊印社和一家门脸很小的裁缝店。
文革期间，裁缝店有个女的托我妈给她带了几个月的娃，是个两三岁的女孩，叫“丫丫”。有一天，几个壮年男人到我家，问丫丫她爸最近来过没有，说他是反革命。如果见到他，要马上打电话报告。过了两天，下着雨，一个穿雨衣的瘦高个男人到我家，丫丫看见他就扑上去叫“爸”。我妈说你赶紧走吧，人家留有话，我们得马上去报告说你来了。 丫丫的爸连雨衣都没来得及脱，抱了抱丫丫就走了。我妈接过丫丫，丫丫大哭，我妈也落了泪。
丫丫爸走后，我到四府街北头打了公用电话，说人来了又走了，对方说知道了。那天晚上，丫丫被她妈接走了，丫丫妈说以后她不再去裁缝店上班了。从此她们就没了音信。丫丫大名叫张秦湘，现在也该有五十岁了。
南小对面还有一家小百货店，我们叫它“合作社”。合作社北面是一家小食堂。食堂再向北，和土地庙十字相接的路口上，是一个修车铺，它的西面是一个菜铺子。菜铺子平日里菜和人都很少。但只要来了菜，蜂拥而至的人们立马就排起了长队。有几年暑假，家里的菜由我买。每当我护着装满西红柿的菜篮子从人堆里大汗淋淋地挤出来的时候，就像摘到了星星。
北四府街南北把头处，各有一家杂货店，是我们打酱油醋的地方。北面杂货店的紧邻，有一家娃娃书店，我们叫它“三才”。南面的杂货店最早叫“自鑫成”。不长的玻璃柜台下面，有很多好吃的。有一次我病了，打完针，我妈在自鑫成给我买了一小块山楂膏，被我哥和我妹眼气了好一阵。
自鑫成再往北，是锦江刺绣厂。六六年，北四府街最早的居委会主任谢芝贤的儿子杜富科带着我们一帮小女孩排节目。我们在面巷的活动站前面表演了藏舞“毛主席的光辉”。从刺绣厂借来的十多条彩旗，被我们一人一条裹在身上，外面罩上妈妈们的黑色平绒大襟上衣，只穿进一只胳膊，腰上系着彩条枕巾。那些舞蹈动作至今还记得。
北四府街的另一家单位是油漆厂的喷漆车间。喷漆车间隔壁是一所气派的大院子，住着我的同学李亚莉一家。她的父亲长得有些像孙中山，举止庄严，非常人可比，早先是群众电影院的老板。
喷漆车间对面是几间棚板房。靠北边那间，住着一对当地人，女的满头白发，额头上常年戴着一个金属带子，听说是降血压用的。六十年代末，她是街上的造反派头头。八几年的一天，我路过她家门口，隔着马路，老远就看到她家门口马路牙子上放着块儿门板，她面朝南，头朝东，仄楞着身子，毫无反应地躺在门板上，任由旁边的女人往她身上一盆盆地泼水。听路人说，她病了好多天，跟前没人，已经快断气了。
小时候，除了几个大家属院有自用的水管，四府街上绝大部分居民用水都靠的是公用自来水站。记得每户家里都有一张划着小格子的水票。每提一桶水，水站的人就会用一个蘸了红印油的毛笔盖在水票上打个戳。我们巷子的水站在巷子中心位置。巷子里十五个院落里的几百号人，吃得是同一个龙头里流出的水。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我也是从十岁左右学会挑水的。我家离水站有百十米远，才开始挑水时肩膀被扁担压得生疼。我只要一叫唤，我妈就说，别不知足啦，巷子里面住的那才叫远，人家还得挑着担子过门槛下台阶呢。
当年，除了户口本和各种票据，西安城里的住家户们还有两样最重要的证照：粮本和购货本。其中，粮本是重中之重，我妈恨不得拿它当神敬。
南四府街粮站在一个小四合院里，它管着附近居民的口粮供应。六七十年代，家家粮食紧张，我家男孩子多，口粮缺口更大，而我又是家里的长女。于是，这家粮站就成了我当年心中的圣地。
按规定，每个月的十六号是我家买粮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家里就像过节一样。我妈会高兴地把已经扫了几遍的面袋子拿出来，对着空荡荡的面缸再扫一遍，然后差我们去买粮。在粮站，看着那些给顾客称量米面的人，我不止一次地羡慕过他们，觉得卖粮是世上最好的职业。
除了买菜买粮，四府街上让人想起来就要挠头的事，就是倒垃圾了。
那时候，我们把垃圾叫“腌臜”。由于街坊们做饭烧水都用的煤炉，腌臜的主要构成当然是炉渣和炉灰了。每天下午，只要清洁工人手里的铃铛一响，由主妇和半大孩子们组成的倒垃圾大军，就会掂着五花八门的垃圾筐垃圾桶，一路小跑地往巷口奔。
停在巷口的垃圾车藏在一片乌烟瘴气中，透过漫天灰尘，隐约可见两个清洁工人站在垃圾车后挡的下方，把随手接到的一筐筐垃圾举起来扔到车厢里。车厢中间站着的清洁工倒完筐子里的垃圾，再把空筐子扔到人行道上。
已经空手的女人们孩子们这时会再次钻入呛人的灰尘中，找回自家的空筐子。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家里倒垃圾的活归我干。每次倒完垃圾提着垃圾筐回家，连嘴里都是灰，一咬牙磕叉叉响。
同西安城里别的街道一样，四府街的角角落落中藏着数不尽的故事。熟悉的琐碎里，除了清贫，还有欢乐和憧憬。
前几年过六十岁生日，我免了一切俗套，执意回到四府街探旧。
当年住过的面巷，已经被一堆楼房取代。巷子唯一剩下的遗迹，是一堵老墙。
靠着发小事先的提示，我顺利地找到了那块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墙。斑驳的灰砖上，外露的棱角已被岁月磨圆。半中腰原本突出的墙楞，也早已被厚厚的水泥抹平。当年，不知有多少个发小曾经在墙楞上站立过——我们伸开手臂贴着墙面站着，玩“人民捉强盗”。
那天，我像一个丢了魂的人，长久地站在这堵孤寂的老墙前，巴望着能在这里搜寻到一星半点的往事踪迹，哪怕是半张纸条，抑或是一行数字。然而，纵然历史触手可及，但塞满墙缝的，只是些被岁月凝固了的灰尘，还有惆怅。
其实，要找的，都在自己的脑子里，并将和余生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