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赶街

两年间，两度光临同一个地方，这在我的人生履历中绝无仅有，是大理让我完成了这样温馨而情意绵绵的“人之初”。

第一次光临时，大理还是我长途旅行返程途中用以恢复元气和补充粮草的驿站。骄阳似火的滇西北高原天空浩渺，大地宁静，山水清明，草木葳蕤，一如人间仙境。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探头探脑，左顾右盼，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神即给人留下笑柄。而第二次的造访则显得从容和淡定许多，伴着温和柔顺的下关风在苍山洱海间闲庭信步。那种微妙的感觉，只有身临其境的人能够体会，不足为外人道也。

那天驱车进入大理地界时，天色向晚，夜幕四合。被下关风死命驱逐的燠热空气扑打在我脸上时，它的那股热气似乎还没来得及消散。找到了事先预订的民宿安顿下来后，夫妻二人便空手出门，了无牵挂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间游走，并美其名曰“赶大理街”。看灯火闪烁，听商人吆喝，闻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漂洋过海而来的臭汗，沿着脚下平平展展的石板路向着妙曼的光影深处移动，直到无路可走。一路下来，商铺似乎还是那样的商铺，游人似乎还是那样的游人，灯光似乎还是那样的灯光，与之前在丽江古城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一下时空。想到这里，心中便有了一丝失落，一点哀伤。

略感欣慰的是，在一个灯火辉煌的门店我们遇上一个别有情趣的一幕：两个身着白族服装的小伙子手上抬着一个舂槌，和着节奏明快的音乐，像抬轿子一般手舞足蹈地舂着富有当地特色的糕点。这种植入了舞蹈的劳动使得过往的旅人驻足不前，你拥我挤，把门店和街道完全堵住。人们边大声吆喝，边东倒西歪的用手机拍照或录像，生怕一不小心即错过这惊艳的一幕。每一节的表演时间大约3至5分钟，音乐一停，表演即暂告一段落。商家这种别具一格的表演，赢得观众毫不吝啬的掌声和欢呼声。尽管商业意味浓烈，但由于其中加入了浓郁的民族元素，让过往行人惊叹不已。商家也倚仗着这别具一格的招数，在收获了一片喝彩声的同时，也赚取了大把的钞票。

眼前这条街道是由石板铺成的，异常干净整洁。一千多年前，当它还是平平仄仄的土路时，在它上面走动的是南诏国王、大理国王、明清将领和身着土布的白族百姓。段正淳当年行走在这条土路上的时候，他就是想破脑袋也绝不会想到，千年之后，有一个名叫金庸后代书生会写一本名叫《天龙八部》的书，而在书中，他自己是一个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就耳闻过大理，但从未亲临过。这片土地上永镇山川的三塔，怀抱日月的洱海，一年到头永不停歇的下关风，千百年来不停地向世人述说着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坚韧与脆弱、勇猛与怯弱、高大与卑微。

大理古城有一个奇怪的“曾用名”：羊苴咩城。它本来是白族先民“河蛮”的世居地，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被南诏所夺据，于是，它就变成了唐、宋时期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国都。直到公元1254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羊苴咩城才结束了它近500年的国都历史。作为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国都，羊苴咩城街市规整，三街六市，皆仿唐制皇宫而建，其建筑画栋雕梁，宏伟瑰丽，名震南疆。元代时，羊苴咩城是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所在地，明朝初年被毁。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指挥使周能在羊苴咩城范围内新建一座城池，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有着“九街十八巷”的大理古城。

每到一个地方，我的目光都会锁定在有些年份的旧物上。这次也一样，我关注的是那些隐藏在霓虹灯后面的城楼、城砖和那股荡气回肠的英雄气。大理古城的城墙敦实古朴，门楼高大雄伟，且造型别致，古色古香。与我之前看到的丽江古城不是一个套路。据说，因为丽江的历代统治者姓木，所以丽江古城既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呈一种向四周辐射的开放状态。大理古城一共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且都有意味深长的名字。北门也叫三塔门，登上城门远眺，不远处的黄白色三塔清晰可辨，就像三把闪闪发光的宝剑立在苍山洱海间，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这一方百姓的安宁。城门上悬挂着云南本土书法家楚图南先生题写的“史冠南疆”匾额，看上去沉稳苍古，闪射着一股让人心潮澎湃的光芒。西门也叫苍山门，上悬“滇云拱极”匾额，为康熙皇帝御书，自带一种难以言说的帝王气。东门也叫洱海门，有别于其他三门的地方是它门上匾额“玉海银苍”四个大字是篆书，写得珠圆玉润，给人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感觉。

最为让人流连的是古城的南门。城墙之上那爬满青苔的城砖，依然不停地给人们讲述着它硝烟弥漫的故事。南门也叫五华楼，这似乎是大理古城的正门，人们进入古城大多从这里进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大理”二个大字，是大才子郭沫若手书。匾额有两块，一为木质，挂在北面门额上。一为大理石质，镶嵌在南面门额上。据史料记载，五华楼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羊苴咩城中最宏伟的建筑，始建于唐大中十年（公元846年），是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国宾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它“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蒙古忽必烈入大理，驻兵楼前……”《蛮书》说它的建筑“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豪华，让人浮想联翩、叹为观止。

那天晚上，我们不知疲倦地一直在走，是一次没有掺假的“赶街”，弯来绕去，绕去弯来，在不知不觉中便出了城。回头仰望，我看到了被灯光环绕着的“苍山门”三个大字。人声鼎沸的古城已被我们抛在身后，眼前的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放眼向马路对面望去，在光影摇曳处，“三月街”三个大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同时，我也看到了悬挂在牌坊立柱上堪称绝唱的对联：“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就在那一瞬间，我本来极为淡定的心忽然不淡定了，有一种不赶完三月街誓不罢休的冲动。因为它让我突然想起家乡那歌声飞扬的“三月三”，想起那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想起圆润诱人的红鸡蛋，甚至想起千年的故事，千年的传说和千年的传奇。

回到那温馨宁静的农家旅店，迫不及待地用手机百度了这个不打招呼即撞入我心怀的“三月街”……

三月街的来由，有两个版本。一个来自《白国因由》的记载，另一个与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寻息息相关。

先来说第一个来由。据说，古时候的大理被一个名叫罗刹的恶魔所盘踞。他专以人的眼睛为食，每天都要吃掉无数人的眼珠。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谈“罗” 色变。有一天，观音大士来到大理，探知了其中的原委。素以慈悲为怀的观音便巧施法术，制服了穷凶极恶为害一方的罗刹，还当地百姓一个清平世界。为了不让罗刹东山再起，观音大士即在这里登台讲经，化解百姓苦厄。当地百姓则以蔬食供奉观音。后来，这里便成了讲经庙会。每年的三月十五日这天，当地的百姓都会聚集在一起，用蔬食祭祀观音大士，乞求她长长久久地保佑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据说观音大士为了不让老百姓因为供奉自己而错过了农时，耽误了生计，便让百姓在祭祀自己的同时兼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久而久之，观音讲经处便成一年一度规模宏大的集市。为了纪念观音的恩德，当地人便把这个集市叫做“观音古市”，流传至今。

第二个来由是，唐代的南诏国时期，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寻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和唐使崔佐时在苍山中和峰脚下的苍山神祠里举行了一次会盟（类似于现在的两国元首会晤）。在这次生死攸关的会晤中，南诏国王异牟寻与唐使崔佐立了铁卷一式四份，盟誓与唐王朝世代友好，和平共处，永息干戈。为了纪念这个给南诏子民带来和平的重大日子，异牟寻便晓谕举国子民，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苍山神祠前的广场上举行一个隆重的集会，用以纪念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

当时，大理国出产一种良马闻名中原，得到了大宋王朝的垂青，每年都要从大理购买数量庞大的大理良马。南宋王朝甚至还在广西的邕州（今南宁）设立了买马司，专门进口大理的良马。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月街则变成大理规模宏大的良种马匹交易市场，每年的良马交易量都在1500匹以上。据史籍记载，每年的大理马市均商贾云集，湖广四川的商贩以丝绸、纸笔、人参等日用百货交换大理的马匹、刀剑和药材，交易的时间有时长达十几二十天。三月街俨然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马匹和药材集市，影响深广。

徐霞客曾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对大理三月街进行详细的考察，并在《滇游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录：“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蛮物亦无不至”“男女杂沓，交臂不辩。”同时代的白族学者李元阳在《云南通志》中也写道：“三月十五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三月街贸易之繁盛，风情之浓郁，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清代，三月街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大理县志稿》这样记写当时三月街盛况：“盛时百货生意颇大，四方商贾如蜀、赣、粤、浙、桂、秦、黔、藏、缅等地，及本省各州县之云集者殆十万计，马骡、药材、茶市、丝绵、毛料、木植、瓷、铜、锡器诸大宗大理交易之，至少者值亦数万。”

乾隆年间的大理举人师范更是在一首名叫《月街吟》更是把三月街盛况写得风情万种，摇曳多姿。诗是这样写的：

乌绫帕子凤头鞋，

结队相携赶月街。

观音石畔烧香去，

元祖碑前买货来。

读罢，让人身临其境，心生向往。

现如今，三月街已经成为大理州各族人民的法定节日。每年前来参加三月街交易的国内外商家和慕名前来的游客达上百万人次，成了真正一个“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商旅盛会。

“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赶街”一词似乎是南方人的发明。不仅云南人这么说，湖南人、贵州人、广西人甚至四川人也都这么说。街是需要“赶”的，赶什么呢？赶时间。去得晚了，街就散了，白跑一趟。赶街赶的是一种速度与效率，赶的是质量和成色。不像现在，人们赶街慢悠悠的，像在是散步。以前七天一街，现在三天一街，不仅仅只是时间概念上的变化，更是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探测器。俗话“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说的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感慨。想当年，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点燃的是无数人的激情和梦想，描绘的是一座城市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这似乎与“赶街”的精神品质高度契合。

大理人既有“千年赶一街”的执著，也有“一街赶千年”的韧性。那条名叫“三月”的街赶了千年还在赶，从唐代一直赶到今天还没赶完，还没赶够，还没赶过瘾，还要一代一代接着往下赶。唐宋元明清，你我在同行。赶街的队伍也一再庞大，不再是一个人在赶，而是一家人在赶，一村人在赶，一州在人赶，一国人在赶，甚至连老外也加入到了他们浩浩荡荡的赶街行列，前呼后拥，人声鼎沸。这锲而不舍的赶街大军千百年来一直这么赶着，赶出了一个地方的文化，赶出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赶出了一个地方的名片，赶出了一个地方的千古传奇！

这有点像时广西壮族的歌圩，人们赶了这么多年，今天依然还在兴味盎然地赶。当年的刘三姐成了歌仙，但她清脆婉转的歌声还在无数油光发亮的发际间流淌。当年白底黑面的布鞋还在一双双脉脉含情的目光中传递。当年响彻云霄的呼哨声依然在无际的旷野中蓬勃生长。五色饭依旧，红鸡蛋依旧，小红伞依旧，它们穿越阡陌，穿越四季，穿越时空的隧道，始终保持着旧时的容颜、质地和味道，不停地掀起一个民族的红盖头。她是南国大地上的文化盛宴，滋养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她风情万种、婀娜多姿地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用古老的壮音和着大海的涛声演奏一曲交响，迎接火红的朝阳、汹涌的波涛和点点的帆影……

大理的三月街与家乡的三月三，它们像两棵在两块土地上生长的树，心有灵犀地守候着同一汪碧水，仰望着同一块蓝天。这是一种没有约定的文化共振，是人类不谋而合的心灵共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耐人寻味，发人沉思。

那天，在大理街道一旁的台地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偶尔来，或一直在。”这本来是一条房地产广告，但在我看来却是大理的城市话语。作为一个过客，或许真的只是“偶尔来”，而大理作为一个东道主却“一直在”！

这似乎是一种坚守，一种等待，更像是一种期盼，一份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