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塘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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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西罗城，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水塘。提起它，罗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之所以声名远播，在于它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北京塘。一个小地方的水塘居然有一个“北京”的名字，听起来就让人感到惊奇。

其实那是一片开阔的水域，面积在三百亩左右。从龙岸驱车过去也就五六分钟的车程。罗城经融水洞头去往贵州铜仁的二级公路，像一条飘带拂过它的身旁，勾起人追逐诗和远方的冲动。塘内水光潋滟，岸边竹影婆娑。站在它的坝顶手搭凉棚，只见远山如黛，白雾飘飞，宛如人间仙境。小坳岭和大坳岭在不远处呈一字排开，像两个顽皮的牧童在塘边追逐嬉戏。千金岭突然横斜而出，撞弯了塘的腰部，遮住了北面的大部分水域。要想看清塘的全貌，需要沿着公路向北走上一两里路。于它而言，塘的意义已经淡去，芦苇和水草成了这里的主角。塘的尾部向两头岔开，宛如两片巨大的肺叶，在天地之间不停地吐故纳新。当地人已极少叫它北京塘，而是习惯称它为“二塘”。据说，当年为了方便佃户挑粮交租，下地栋的富豪韦德修出资修建了连通上下地瑶和下地栋村的二塘桥。我在前几次踏访中，因为方位错乱，左冲右突，一直未能寻到它的踪影。

俗话说：“人到村头问村主。”吸取教训之后，那天在村里转悠时，就急切想找到一个热心的向导。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韦姓本家。他在知道我也是“京兆堂”后人时，苍老古板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像是他乡遇故知似地欢喜异常，欣欣然为我向导。这样被人当作“自家人”的优厚待遇，让人很受用，甚至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在这个热情似火的本家指引下，几乎不费什么周折，我顺利地找到了那座传说中的“二塘桥”。它像一条姿态优美的灵蛇，穿行在繁茂的芦苇和水草丛中，连通着古往今来的喧嚣与落寞。此刻，春寒料峭，草色青青，山风鼓荡，前尘旧事如万马奔腾，蜂拥而至，让人应接不暇。

这片清澈的水域究竟承载了多少世道人心？见证了多少哀乐兴衰？走在它的边上，这样的疑惑挥之不去，弄得人心神不宁。

2

初次听说北京塘大约是在二十年前。从那以后，便念兹在兹。对于一个不太熟悉的水塘保持着如此长久的牵挂，让我感到无比震惊。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生命中要是没有一个或几个水塘，那他人生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不够完美。我的村庄没有河流经过，仅有几条从林子里流出来的小溪流。它们在奔跑的途中也会制造一些水塘，但大多深不没膝，广不盈丈，未能给我们留下多少伸展腾挪的空间。我人生最初的泳池是一个一亩见方的小水塘。它像一面小小的镜子，镶嵌在村子的前方，给这个名叫瓦窑的寨子梳妆打扮，同时也给这个闭塞的山村带来几分弥足珍贵的灵气和韵致。它本来是为秋天干旱的农田预备的，却在无意间成了我童年的泳池。它的源头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渠，夏天炎热的大太阳一烤，它便“入不敷出”。所以，塘里的水基本上是死水，水体浑黄，从来没有看到它清澈见底的时候。然而，当年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一到夏天，村里的小孩，不论男女，都到这里来玩水消暑。男孩随便找个地方，旁若无人，手脚并用，三两下便把自己剥了个精光，一个猛子扎入塘里。女孩则在石灰窑旁边的茅蓬里，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把衣裤脱掉，瞅准左右无人，便三两结队壮胆，用一只手捂住私处，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而出，下饺子似的扑噜扑噜跳进塘里。浑黄的塘水是一个天然的屏障，一旦跳入水里，除了露出水面的一颗颗脑袋，谁也看不清谁的隐私。而我则因为年纪太小，只能孤零零地在塘边逡巡，一脸艳羡地看着哥哥姐姐们在水里打闹。终于有一天，在几个大孩子的怂恿、诱惑甚至威胁之下，我抱着一根大腿粗的干透杉木，在浑浊的水塘里面胡乱扑腾，花不了半天时间，居然奇迹般地学会了游泳这个保命的技能。对我个人而言，这绝对是个大事件。要是没有那个浑浊的水塘，说不定我今天还是个“旱鸭子”，这样我的生命无形之中就多了一份夭折的风险。

这些年，为了了解一些地方风物，印证从史书上得来的人文线索，特别是为了探访周钢鸣、曾敏之、何启谞等前辈文人旧事，我曾多次孤身一人到龙岸的地面上行走。走进乡间社会的皱褶，呼吸那里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气息，审视那些珍奇孤绝的田野遗存，一度成为我写在大地上的作业。那些幽深的街巷、宁静的山村和坦荡的原野是每次行走的鲜活目标。每每在它们模糊面目的背后，我都会听到来自大地深处的声音。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龙岸大地方”这句话。但只知道这是说龙岸地方大，但怎么个大法？大到什么程度？谁是这句话的专利拥有者？从何时开始在人们的口中流传？不得而知。在我想来，第一个发出这样赞叹的一定不是龙岸本地人，而是无意间踏入龙岸地界的外乡人。只有亲眼目睹了龙岸平旷开阔的原野田畴后，才会发出这样由衷的感叹。细想起来，这句话至少包含这么几层意思：一是龙岸地域广，物产丰美；二是龙岸文化氛围浓，人杰地灵；三是龙岸多民族杂居，兼容并包。

有一个笑话说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记忆深刻。某天，一个老实人被人欺负，忍无可忍，便歇斯底里地喊：“我在龙岸打过谷！我在龙岸打过谷！……”言下之意是我在龙岸大地方呆过，见过大世面，你们怎么能打我！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谈，但从一个侧面印证一个事实：龙岸确实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倘若曾经到龙岸做过事或有个龙岸的亲戚，是一种特别的履历和荣光，甚至在被人欺负的时候毅然把它举过头顶，当成一面抵御别人攻击的盾牌。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还听到了一副饶有风趣的对子:“禄马白牛沙子塘边吃冷水，金鸡凤凰尖山顶上吐莲花。”这是用地名连缀而成的对联，上下联分别嵌入了龙岸当地的八个地名:禄马、白牛、沙子塘、冷水、金鸡、凤凰、尖山、莲花，对仗工整，妙趣横生。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些地方，并生出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恨不得立马赶过去一探究竟。

3

龙岸是一块深埋着英雄种子的土地，革命的火种一直未曾熄灭过，甚至在某个历史的瞬间熊熊燃烧，映红一方星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德山曾经在这里作为拳师以教拳为生，后经同盟会会员刘古香介绍投身反清阵营，并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一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925年北伐军北上经过龙岸时，16岁的少年周钢鸣就是被北伐军的一个师长赏识而参加了北伐军。随后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浪潮中创作了那首荡气回肠的《救亡进行曲》，表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和爱国情怀，激昂慷慨的歌声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龙岸成为广西抗战的大后方之一。为了避开日寇兵锋，桂林文化城的许多政府机关和文化机构、学校都迁到龙岸这个远离战火又相对富庶的地方来。当时的柳州专员公署、民团司令部、柳州日报社、广西临桂儿童教养院、私立龙城中学、柳州中学都在这里得以保全。柳州日报社迁到与龙岸墟一河之隔的夏珠村，继续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多年以后，为了铭记那段峥嵘岁月，柳州日报社出资在夏珠村建了一个柳州日报旧址纪念馆，表达报社对龙岸的感念之情。时任广西临桂儿童教养院院长的黄鸥鹍（罗城龙岸人）带领着300多名难童，穿越炮火，一路风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龙岸，在龙寨刘氏庄园里安顿下来，并在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安然无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柳州中学则在距龙岸六七里的下地栋村集中办学。纯朴善良的村民们以开阔的胸怀接纳了他们，为学校提供了学习生活所必需的场地、物资和宝贵的精神支持。一时间，那些古老的祠堂响起了琅琅书声，宽阔的庭院摆满了整齐划一的书桌，曲折的村巷蹦跳着身着校服的男女学生。鸡鸣犬吠牛哞马嘶中注入了嘹亮的歌声，村庄一夜之间迸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龙岸办学的一年时间里，柳州中学在龙岸当地招收了两期学生，很多龙岸学子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响彻龙岸上空的抗日歌曲，师生的开明风气和科学精神，给龙岸播下了抗日和文明的种子，给龙岸民风增添了新的内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年作为柳州中学操场、教室、宿舍的建筑除了个别尚存外，其余的均已荡然无存。但是龙岸人民博大的胸襟和仁爱的情怀至今仍在广为传颂，成为一份感天动地的集体记忆。

细说起来，时势造英雄或许并不是一句空话。一个地方要想人才辈出，个人的努力仅仅是一个方面，某些偶然的因素也会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天早上，下地栋村的老秀才卢国翰，像往常一样用完早膳，随手抄起那根乌黑光亮的手杖出了门，打算去跟村里另外一个老秀才韦立鸿论诗谈文。在平整光洁的村道上，他拄着拐杖，摇头晃脑，嘴里念念有词，沉醉在唐诗宋词的斑斓世界里。未曾想半道上突然与一个彪形大汉撞了个满怀。卢老先生大为光火，举起手杖意欲教训一下这个无礼的擅入者。然而待他定睛一看，发现来人虎背熊腰，天庭饱满，双目炯炯有神，自带一股英气，他的怒气便骤然减了三分。莽撞的壮汉见面前这个白髯飘飘的老人一脸愠色，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忙不迭给老人打躬作揖，语无伦次地连声致歉。卢老先生心怀悲悯，见来人态度谦卑，知书达理，绷紧的面孔立马舒展开来。接下来，老少二人按照礼数相互寒暄，互道早安。当得知壮汉未用早膳时，卢老先生立马延请对方移步来到家中，高声吩咐家人准备饭食，招待客人。随后，在壮汉狼吞虎咽和三言两语的交谈中，卢老先生得知壮汉此时正在穷途末路，无处藏身，迫不得已前来投靠，不禁悲从中来，怜意顿生。于是唤来自己的儿子卢西京，面授机宜，叮嘱其务必安排好壮汉的生计。在那个寒意未消的清晨，卢老先生不知道，此刻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落魄之人，竟然是数年之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沈鸿英。他更没想到，由于此人的到来，在龙岸大地上，英雄与鬼魅共同演绎了一个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草莽传奇。

在龙岸查访时，面对我探寻的目光，当地人对于其中的某些细节讳莫如深，不堪回首。然而，这块土地上的山水草木却记住了那个惊鸿一现的历史瞬间。无疑，当年如果不是沈鸿英来到这里躲命谋食，龙岸这块巴掌大的地方也不会井喷似地冒出那么多的风流人物。沈鸿英本来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因客家为土著所不容，发生械斗，其祖先便迁居广西雒容（今鹿寨）县城，以做小买卖为生。父母逝去之后，沈鸿英便随兄长沈鸿辉肩挑背扛，来往觅食于柳州各地。后来，因小本生意，经营惨淡，难以糊口，他又跑到柳城县沙塘和罗城县龙岸佣工。因性格爽直，不安现状，暗中与绿林人物交游，20岁左右即落草为寇，在柳城、洛埠、罗城一带作奸犯科，抢劫夺掠。倘若不是生逢乱世，日子难以为继，小商贩出身的沈鸿英估计也不会大老远地跑到偏僻的龙岸来打工，并误打误撞成为雄霸一方的一代枭雄。龙岸也不会成为他的“福地”，龙岸百姓也不会成为他的“恩人”。

沈鸿英发达后，念念不忘他落难时的救命恩人，于是派亲信返回龙岸接走老婆孩子，并在当地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搅起了一阵阵血雨腥风，演绎出了一个个或慷慨激昂或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喜剧。这些人当中，通过沈鸿英的引荐和提携考入军校，而后加入抗战洪流，并在台儿庄、昆仑关等抗日战场上痛击日寇，立下军功者，不在少数。像韦志鸣这样曾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部参谋，并得到李宗仁将军赏识，获赠李本人签名照片的人，并不多见。像韦梓香这样几经恶战却毫发无损，安然回归乡梓，课读子孙，教书育人，身染沉疴后钻研岐黄之术，并成为一代名医者也是家族的荣光。卢西京、卢斗北等人能文能武，穿越烽烟，建功立业，也是个人际遇和时势使然。尽管结局惨淡，仍不失为一种有血有肉慷慨悲歌的人生。

而沈鸿英自己则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中一败涂地。在当年以李宗仁、陆荣廷为代表的新旧桂系军阀对峙中，沈鸿英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是各方极力拉拢的人物。1924年，新桂系的李宗仁和黄绍竑把旧桂系的陆荣廷驱逐出广西政坛，沈鸿英部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然而，大功告成之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李黄二人对正做着春秋大梦的沈鸿英下了狠手，定点清除。沈从此一蹶不振，远避香港，客死他乡，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4

在北京塘边行走，一些头角峥嵘的人物在我的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有些人物至今仍让人念念不忘。比如邱代祥，尽管顽劣不堪，但却聪颖异常，有过目不忘的异能。凭着满腹锦绣和伶牙俐齿，成为罗城远近闻名的讼师（律师），甚至连县太爷也对他高看一眼。道光《罗城县志》里载有他一则《冲安庙灵泉记》的小文，说冲安庙旁的山谷里有一石窍，“天然如池，深不盈尺，广不方丈”，终日雾气腾腾，周边的泥土石块四季温润。人们来这里做佛事，给它焚香祷告，袅袅香烟中，一只神蟹便从石缝里钻出来，泉水也随之缓缓涌出，不久即汇聚成塘。“凡宰割烹饪之需，无不资其利用”。但是，等到祭祀一结束，“蟹复入而泉立止，而微润者亦复如常”。如此神灵地灵泉灵之异事奇闻，在邱氏笔下摇曳多姿，读来饶有情趣，让人心生向往。

而卢氏子孙中，出类拔萃者更是层出不穷。卢氏开基祖卢景韬本身就是个儒商，他的儿子卢居仁也是个领六品衔的附贡生，而他的五个孙子更是了得，是清一色的贡生。在崇尚农耕文化的乡间，这样“五子登科”现象，真是非同凡响。卢奂若、卢克初二人的山水画，造诣极高，被人称为“卢家山水”，享誉百年，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乡间人才不一定都要在博取功名上去体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创造财富亦不失为一条正道。韦德修就是这样的奇才。他原来也是个读书人，在取得附贡的功名后，抛开举业，专事贸易。他的祖先是清康熙年间来到下地栋扎根的，那时的小商品贸易已经相当发达。他在出生成长的过程中，家族里也许就有人在从事贸易方面的营生。耳濡目染之下，便走上了经商的路子。在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他成了富甲一方的巨贾。这无疑是另一种成功的人生。民国《罗城县志》记载他的那一桩奇事，至今让人回味无穷。故事说他“财雄一乡”之后，将银子分别装在瓦缸里，并排放在库房的墙脚，有几十缸之多。这一天，他到库房例行巡查，发现银子少了八缸。四处查看，门窗完好，而银子却不胫而走，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这天，融县（今融水）古鼎村村民路某突然前来求见，说他家里突然多出八缸银子，每锭上都打有韦府字号。路某觉得这银子来路不明，是不义之财，不能隐昧，并特意跑过罗城来通报。韦德修在万分惊愕之余，认为自己库房里的银子无缘无故地跑到路某家里去，这是路某前世修来的福气。路某在一大堆金银财宝面前面不改色，并据实相告，想必也是个积善之家。经过一番交谈，韦德修得知路某的儿子尚未婚配，便萌生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路某儿子的想法。于是，第二天便托媒人前往古鼎做媒，双方心意想通，一拍即合。“子女玉帛如意以偿”，双方就此结成了儿女亲家。后来，韦德修在暗中查访得知，原来早有一只狐仙降临路某之家，一住数年。他那八缸银子的由此及彼，就是这个可爱的狐仙暗中运动所致。然而，人神共处，狐仙撮合，几缸银子成就一桩美满的婚姻，终究是一件美事，更是一桩奇谈。

前些年，为了写一篇反映书生事略的文章，我曾在龙岸的双降作了长久的盘桓。在那里，我看到了中国文脉在偏远乡间的延续传承和地方文人的刚毅忠勇。今天，在下地栋，我遇到了相似的情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都是耕读人家人才培养的一种本能和自觉，用不着谁来提醒和督促。正是因为乡间有了这种文化传承的本能和自觉，中国文脉才如一根柔韧的丝线，接通古今，不至于在乡间衰落和断裂。

5

在堪舆家的眼里，风水是自然界的力量，是宇宙的大磁场能量。风就是元气和场能，水就是流动和变化。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所以天人才能合一。风水学说白了就是相地之术，换句话说就是勘察地形走势的方法。风水学尽管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一味斥之为“迷信”，其中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比如：房子要起在高处，以便通风和采光；要依山傍水，以便于生产和生活等等。

下地栋村地处龙岸南北交通之要冲，是龙岸圩、莲花村、龙凤村、榕山村、八联村、三灵村、高安村去往融水怀宝、三防和贵州的必经之路，且距离龙岸圩镇很近，只有六七里的路程。而村北面的人们想向南去，下地栋村也是必经之地。邱天寿率三子一婿迁来此地时，正逢康乾盛世，小商品贸易已经相当发达。这就给居于南北要冲的下地栋村提供巨大的商机，商铺林立，生意兴隆，为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财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下地栋村的北面有崇山峻岭作为倚靠，挡住了北边的来风，且整个下地栋村的房子呈坐西朝东布局，避免了人们常说的“西晒”之扰，自然形成一个冬暖夏凉的格局。这样的村庄布局从风水学的角度上看，是入得了堪舆家的“法眼”的。

骆氏二世祖骆天桥（字尚司）于明朝末年由融安迁到罗城龙岸，开辟了上地栋村，同时还开筑了北京塘。而下地栋村的第一批居民是邱天寿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而它的建设者应该包含后来的卢氏家族。邱、韦、卢都是外来户，尽管他们迁移的时间、方式和路线不尽相同，然而，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寻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之所。当然，他们迁移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战乱、瘟疫、洪水、穷困等等都是迁移的理由。邱氏的原籍是湖南郴州，韦氏原籍广西柳城，而卢氏的原籍则是广东封州（今封开）。他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而来，并机缘巧合地聚集在一起，共同参与和见证了一桩桩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

龙岸周边群山环绕，中间土地平旷，河网密布，看上去像是天地间立着一个巨大的碗。“碗”的底部沟渠纵横，阡陌交通，物产丰美。倘若没有这些上天赐予的优越禀赋，善于“视流泉，相阴阳”的邱天寿也不会选择它作为最后的落脚地。邱、韦、卢三氏后来的螽斯蛰蛰、瓜瓞绵绵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下地栋的邱、韦、卢三姓之间都沾亲带故。因为他们之间互有婚嫁，他们的后代或多或少都有些血缘关系。这契合中国氏族观念里聚族而居的理念，是典型的中国乡村结构图谱。

多年前，在安徽的黄山边上，我遭遇了一个名叫宏村的古老村落。村子建在一座不高的山脚“水口”处（“水口”是风水学的一个概念，是水流进或流出的地方），坐北朝南，负阴抱阳。它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屋，聚集了徽派建筑的典型元素，比如马头墙，白墙黛瓦等等，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旅游景点，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为了护住命脉一般的“水口”，人们在那里种上名贵的树木，建造亭台楼阁，镇住水口（其实是保护水源）。在村子的南面，有一片开阔的水面，人们叫它南湖。一座拱桥跨过湖面，连通南北。远远望过去，湖面上像是镶嵌了一轮圆月。最为叫人惊奇的是村子中央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半月形水塘，人们叫它水沼。它汇聚着顺着水渠南流而来的水。周边建筑倒映其中，随着水色山光日夜荡漾，像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月明之夜，那天上月水中月交相辉映，天上人间，真假莫辨。这样临水而建的村庄，在中国南方随处可见，同里、周庄都是标本一般的存在。

“福石城中锦做窝，土王宫畔水生波。”僻处深山的湘西老司城里，红灯万盏，人头攒动，要是没有一泓汪汪的碧水，那万山丛中的摆手歌也不会那么缠绵旖旎。没有那水色山光的映照，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便没有了诗意的炊烟、晚归的牛群和千年的悲欢。水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和最后的依靠。离开水，人类的生存就失去了最后的凭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逐水而居，遇水而安是人类遵循的生存法则。

北京塘就是下地栋村的“水口”，甘甜的生命之水自北向南逶迤而来，滋润着这片土地上的草木和子民。远远望过去，下地栋村就像是一个熟睡的婴儿，躺在大地母亲温和的怀抱里做着甜美的梦。这是大自然的造化使然，也是先人智慧的完美体现。据说，村北原来种有大片的香樟和枫树。这些树在夏天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夏风一吹，整个村子便弥漫着一股特殊的香味，蚊子便四散而去，成为远近闻名的“无蚊村”。让人惋惜的是，大炼钢铁的那些年，树林被砍伐殆尽，被人塞入炉堂化为缕缕黑烟。今人再也无法复制那段美妙的时光。

波光粼粼的北京塘在满足农田灌溉的同时，还能养鱼。塘内所出产的鱼，味道鲜美纯和。那些草鱼、鲢鱼、鲤鱼、鲫鱼、塘角鱼、鲶鱼、斑鱼、点秤鱼，只要一瓢清水，一把盐，便香甜可口，没有一点腥味。而且，这里的鱼，骨头酥脆，不像别处的鱼长着坚硬的骨刺。一锅热气腾腾的鱼总是挑动人们丰富的味蕾和敏感的神经。

北京塘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如此不可或缺，所出产的鱼又是如此的鲜美，自然引起了别人的垂涎。围绕着这个北京塘前前后后引发了多起官司。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北略村（一个古村落，现已消失）的梁胜光、杨化元等人垂涎北京塘的鱼利，与上地栋村打官司，试图通过诉讼达到占有的目的。当时官府还算清醒，作出了公平的判决。大意是说北京塘乃上地栋人开凿，塘中之鱼亦由上地栋村人经营，旁人不得染指。上地栋人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一个凭证，便将判决文书镌刻在石头上。这块一分为四的小石碑，我看到它的时候，它正躺在博物馆昏暗的库房里，且只有三块，另一块不知去向。馆长说，另一块在当年征集的时候就已不知所踪。

此后的四百多年间，北京塘又引发了好几场官司，分别发生在宣统二年（1910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围绕北京塘的几场诉讼，无论是四百多年前北略村与上地栋村的官司，还是一百多年前上下地栋的纠纷，表面上看是利益的激烈争执，从本质上看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强烈欲望。当人们看到官司打了这么多年，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积怨越来越深，严重干扰了自己的生产生活，实在有些不划算时，他们便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方式和办法。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诉讼的办法解决的，最为稳妥的还是协商和调解。于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两村和当地有识之士的尽力斡旋之下，四百多年来，围绕北京塘的官司终于尘埃落定，多年的积怨和纷争从此趋于平息。邱、韦、卢、骆四姓从此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互有婚嫁，亲如一家。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封存在时光的记忆里，时刻警醒着后来人。从龙岸走出去的作家何述强，对北京塘旧事印象颇深。据他说，他的祖父何明皓（时任龙岸乡乡长）曾全程参与和见证了北京塘纠纷的调解，化解了一桩百年的官司，可谓功德无量。

6

北京塘边上的许多事物周身都散发着人间的烟火气，残垣断壁，门框窗花，旧联古匾，我喜欢它们那种苍古沉静的气息。尽管它们早已被时光的烟尘所淹没，但它们在人心中投下的影子还在。那些坚硬的深入地下的石头还在，那些散发着幽碧光芒的青砖还在，甚至那些生死悲欢的仪式也还在。它们会在某一个撒满蛙声虫鸣的早晨或某个万物沉静的夜晚唤起人们的幽思或怀想。

那天，在那个韦姓本家的带领下，我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了所需的族谱，还听到了许多新奇的故事。比如那座向着北京塘的北门楼，他们把它叫做“生死门”。他说，旧时，嫁过来的新媳妇要从这个门楼进入村子，要是从别的门楼进来，就会被村里人小看，认为那是走旁门左道。只有死了男人的寡妇再醮或鸡鸣狗盗之徒才会走那些门楼，正大光明的人走的都是北门楼。新媳妇第二早挑水也从这个门楼进出，以图吉祥。等到孩子出生了，到婆王和社王那里报告家里添丁，也要从这道门楼进出。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生”。要是村里的老人过世了，那么他（她）的棺木也要抬到这里摆放，接受人们的吊唁。所有的法事也都在这里举行。最后，时辰到了，棺材也要从这里上肩起步，还山安葬。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死”。总之，所有村里人认为重要的事都要在这里举行，比如孩子参军在这里欢送，学子赶考在这里启程，外出谋生在这里道别等等。在人们心里，北京塘的灵气就是他们的灵气，北京塘的通透就是他们的通透。北京塘是他们迈步向前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如果在别的地方举行就显得不够严肃和庄重，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够“利市”。在村民眼里，门楼是一个纽带，一头系着生的欢乐，一头连着死的悲切。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在这里氤氲，缠绕，聚散，生命的轻重，荣辱，贵贱，在稀松平常的迎送之间，不留痕迹地完成了最为惊心动魄的对接。而邱氏宗祠墙上那篆体的“椒衍”“瓜绵”和“十章衍圣言，凭方寸地侍九重天，万古讲观尊太学；一卷蓼莪诗，以八旬儿奉百岁母，几人耋寿养高堂”的对联，氤氲着一缕缕《诗经》原野上的幽古气息，让人瞬间沉醉在混着阳光和青草味的风里。

多年的旷野寻访，不计其数的刮藓读碑，把本来棱角分明的我打磨圆润光滑，变得像初为人母的女子一样富有耐心。有时为了找到某样东西，就是烈日炎炎或阴雨绵绵也要执着前往。在漫长的等待中，为了打发时间，我不得不给自己找点事做，以打发那无边的孤独。那天在下地栋，为了一睹一副传说中的“百字联”的真容，在等待迟归主人的间隙，我在村中巷道里游荡。在一座老房子的边上，我发现了一堵坍圮的厚实的墙。墙是用鹅黄的卵石砌成的，长约20米，高约2米。墙的顶部爬满各种藤蔓，模糊了墙的本来面目。据村里的老人说，砌这种墙的灰浆是用石灰、黄泥、糯米、黄糖搅拌而成的，坚硬如铁，连步枪子弹都无法击穿。墙的里侧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那里曾经耸立过一座气派的祠堂。我从墙的一处豁口进入了那片空旷的荒地，左右翻拣，期待在荒草丛中拾到一两块秦砖汉瓦。然而遗憾的是，除了收获一身的鬼针草，遭遇一只只因我的入侵惊恐而起的蝴蝶和蝗虫外，一无所获。站在荒芜的围墙边上，抚摸那些沁凉的石条，耳畔响起宋人“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的苍凉声音，不禁悲从中来。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下田育秧的女主人终于在巷子的尽头荷担而归。我抬手看了看腕表，时针定格在下午的五时一刻。此时的天光已经变得暗淡，视野正在逐渐缩小。我随女主人进入她家开阔的庭院里。她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濯去双腿上的泥浆，我则仔细打量起周边的环境。这是一个足有六七十平方米的大庭院，所有的农具都摆放在这里。由于春节刚过，农事初启，那些暂未派上用场的铁器上布满了黄泥样的斑斑锈渍。一架农用车停放在一旁，车头正对关闭的柴门，说明男主人在农忙之余还在从事运输的副业（或者主业）。老房子在新房子的正前方，中间有一道小门相连通。女主人一边忙碌一边与我搭话，知道我的来意后，她噔噔快步上楼，消失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过了几分钟，她双手提两块竹片下楼，颇为随意地摆放在水泥地上。竹块长一米左右，宽约十厘米，上面结满厚厚的灰尘，一看就知道好久没人造访过它们了。女主人从屋檐下拿来一把扫帚，在竹片上来回刷几下，上面的文字便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在扫帚与竹片唰唰摩擦的瞬间，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像是被某个不明来历的硬物击中，隐隐生疼。用几个小时等待，被我视为珍宝的文字，最先与它亲密接触的不是我的双手，而是清扫鸡屎牛粪的扫帚，真是斯文扫地！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为它们做过多迂腐的叹息。我蹲在地上，仔细分辨着上面的文字。上联写的是读书，下联讲的是怡情。上下联各五十个字，所以卢氏族人把它叫做“百字联”。卢氏族人对它无比珍视，郑重地将它录入了族谱，镌刻在家族的记忆里。对联是上文提到的秀才卢国翰于光绪二年（1876年）写的，目的是“戏自剞劂，以补壁空”。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年轻的书生每次穿堂而过时，面对悬挂在堂屋墙壁上的自撰联，脸上一定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他似乎时刻都在告诫自己，读书时务必“统千古贤圣名言，当求诸见见闻闻，诵诵吟吟，体体行行，肃肃兢兢，严严整整”，怡情时则要“将一腔迂疏俗态，消得个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便便荡荡，活活泼泼，浩浩轩轩。”这既是读书人自律，也是时势对他们的要求。

从书法的角度看，对联个别字的书写极为随意，不合章法，只能算是中品。这是切合作者的身份和资历的。因为写这副对联时，它的主人年仅25岁。无论从学识修养还是人生阅历都处于起步阶段。

看完对联后，女主人把我带到那座老房子里。站在房子长方形的天井里，我细细地揣摩着正屋大门上已经泛白的牌匾和两根三四米高的六边形石柱。牌匾并不稀奇，稀奇的是那两根石柱，因为它们让我想起山东曲阜孔府里铁栅栏圈围的巨大龙柱。但那是类似于帝王家的物件，进不了寻常百姓家。而眼前这两根石柱则透露出屋子主人“山河永固”的淳朴愿望，给人以某种安妥和舒适的感觉。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女主人则滔滔不绝，一边给我介绍家族的旧事，一边弯下腰扯着天井石缝里疯长的野草。在她的言语里，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惴惴不安的情绪。她说这房子太老了，自己没有更多的钱来维修。现在他们夫妇两个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房子不在自己有生之年垮掉，好给祖先有个交代。但却很担心孩子们脑子一热便把这份祖业转手或拆掉，辜负了他们这片苦心。

在北京塘边读着素淡清雅的画作和带着几分乡野气息的文字，似乎比在书房里翻阅古籍更为受用一些，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提神醒脑的神奇功效。在那座老屋里，我看到了几幅壁画和几句联语，风格卓异，精妙奇崛。其中的一幅画的是迷蒙的远山，飞溅的流泉，仙鹤珍禽翔集其间。不远处的河面上泛着一叶悠然的扁舟，而近处的岸边则树影婆娑。画意疏朗淡雅，好像有一股无穷的诗意在山水间流淌。壁画两侧还配上了一副这样的对联:“爱我无如酒，怡情莫过琴。”联与画相映成趣，形同双璧。从画风上看极有可能出自“卢家山水”的代表人物卢奂若或卢克初之手，而联语则极有可能为卢国翰手书。以前龙岸当地流传着一句“周家猫，何家鹞，卢家山水”的民谣，说的是周家人善画猫，何家人善画鹞鹰，而卢家人善画山水。今日一见，实非虚言。

7

站在450岁的北京塘边上，仰望头顶这一方天空，不禁感慨万千。在逝去的漫长岁月里，它时而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时而日丽风和，星光灿烂。而此刻，我最想看到的却是林梢间的清风徐来，北京塘的水波不兴和屋顶上的袅袅炊烟。

有人说，因为当年围绕北京塘的几场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所以就叫“北京塘”。这个说法在坊间颇为流行，且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下地栋土著、法学教授、离休干部韦齐先生斥之为“屙尿听闻竹壳响”“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在其《故园泥土的芳香》一书中，他这样解释北京塘取名的由来：“北京塘边有个千金岭，合理的推测这个塘原名百金塘。由于好事者的胡吹瞎说，以讹传讹，因而便将讹为实了。”

现年89岁的离休干部骆杰老先生对当地风物颇为熟稔，谈及旧事如数家珍。我几次在那间建在半山腰的老房子里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戴着老花镜一丝不苟地翻阅古书或书写书法条幅，周身散发着一股儒雅之气。在与他的交谈中，北京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按照他的说法，“京”有高大的意思。北京塘地处村北高处，水域开阔，乃村北之大水塘，故名“北京塘”。回到家翻阅字典，意欲印证骆老的说法。字典上说，“京”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里的“京”字，描画的是一座高楼的形状，高台之上建有高高的房子，看上去像个瞭望塔。《释诂》云：“京，大也。”其引伸之义即凡高者必大。相较而言，骆杰先生的解读似乎更为引人入胜，也更富有诗意一些。

其实，要弄清北京塘命名的由来并不难，看一看明万历二年的官府判决文书就可以了。“批据骆尚司□□信居等与北略村梁胜光、杨化元等郎舅至亲，不得藉此北京塘鱼兴讼多端，仰着塘鱼仍归尔上地栋村永远管业，切勿恃强滋事可也。”这段话明确给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至晚在万历二年（1574年），也就是说在水塘开筑完成之后，上地栋村的骆氏先人即为之取名“北京塘”。古人爱好风雅，喜欢给自己钟爱的地方取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字，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后人多事，牵强附会，人云亦云，以致真相被长久蒙蔽。

方寸之地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出了那么多的奇人异士，让人惊奇。如果没有邱天寿的精明睿智，没有沈鸿英的莽撞短视，没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水塘的日夜映照，这块土地就不会撒下那么多的欢笑和泪水。偏处桂西北一隅的村落，也不会经过几百年的起落沉浮变得如此的晶莹剔透。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吟诵着苏东坡的《鹧鸪天》，走在北京塘弯弯曲曲的塘岸上，夕阳余晖中，那一张张曾经的面庞，此刻是那么的鲜活、灵动、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