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雾里看花

                            一

掌灯时分，我正要关铺时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急匆匆地推门进来。

“师傅，她嫌这鞋跟低了，麻烦您给整一整”，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双红色女式高跟鞋来放在地上。

我拿起鞋子通体检查了一遍。这是一双“皮尔卡丹”牌女鞋，跟大约有8公分左右，正是现在街面上最流行最时髦的女鞋。

“好吧！您后天来取行吗？”我抬起头问那位衣着讲究的男人。

“行！”他说

送走客人后我关上门开始“修理”墙角的那些客人送过来急等着穿的鞋子。

“巴黎这地方，先敬罗衣后敬人。”《巴黎圣母院》里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在这座经济发达、物欲横流的城市里虽然不完全是“以衣取人”，但以此阅人的比重却占得很大。对于我们修鞋的，往往会在几十双价格不一、品牌不同的鞋子里辨析出鞋子主人的身份与经济实力来，其实这基本上是成正比的，诸如刚才那位男士，如果不是大款巨贾，那一定是政府部门的扼要领导了。一边钉鞋一边通过鞋子猜想它的主人成了我工作、生活中的两大主题。

二

夕阳如同女人腥红的唇一样诱惑而显摆地泊在不远处的山峁间，偶尔掠过一丝风带响了树枝上零星的几片叶子，发出轻微的“沙沙沙”的声响，我踏着被夕阳揉碎的沮丧向家走去，一路上寻思着该向玲子编个什么词为今天回家晚找个无懈可击的理由。

我和玲子结婚已经三年多了，人们说夫妻是油酱醋粘起来的饽饽，这话一点也不假。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瓢盆罐碗中磕着碰着吵着熬了过来。家庭战争的频率并没有因时间的增长而降低，而引起“战争”的“导火线”往往是她训斥我夜不归宿、吃喝嫖赌等等，我最受不了被娘门儿束着叨着。“娘们儿是不能惯的，”我相信我的那些哥们的话有道理。

世上的许多事不是一直保持恒久不变的，诸如过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发展规律已被一位出色的作家改为十年河西十年河东了。他说时代的车轮被经济推动着转得越来越快了，这个规律也得改革一下了。引起我主观上想“熄战”的原因是玲子有了我们生命的延续，为了能圆老父老母早日抱孙子梦，我选择了降低“火力”的办法来停止“内战”。可一向漫散惯了的我在努力坚持了没几天时间后，就在那些哥们的“电话诱惑”中“呼之出墙”了。

“今儿又到哪儿鬼混去了？”果然一进家门玲子便盯着我的脸问，仿佛稍微放松一下警惕我就会为找错理由而将心慌意乱全写在脸上。愚蠢的女人，她总是喜欢用一种主观臆断来习惯性地妄加猜论我的行为！我有一种犯人被警察审讯的感觉，一路上编好的词统统在我搅动的肠胃里被愤怒吸收了。

“单位上有事”，我抑着性子说。“你捣鬼最好找个好一点的理由，六点下班，你三点就离开了单位！赌鬼！”玲子咆哮着，脸憋得通红。

跟踪我？她在跟踪我！我忽然有了一种失窃后的惊慌，她竟然窃了我的自由！

“老子的事你以后少管！”我冒出一句脏话，全然忘记了我还称得上是一个文人，一个曾经写出令许多多愁善感女孩读后潸然泪下的诗和散文的文人。

    “你流氓，混蛋！”玲子睁圆了杏眼回敬我，眼泪如喷泉一涌而出。

    “啪——”，慌乱中我掴了她

一记耳光．等我醒过神来时见玲子泪眼婆娑恨恨地瞪着我，那神情仿佛是看见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即刻要将我整个人活吞下去。

    “你瞪着老子干什么？”我极力掩饰着心虚骂了一句，心里浮上几丝愧疚，说真的，我并不是蓄意要打她。

玲子没有说话，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匆匆收拾了一下东西，甩门而去。

                          三

    没有了玲子的家空旷而寂静，我疲倦地躺下想睡个觉，眼睛是闭上了头却疼得厉害，两鬓的太阳穴“突突”地跳个不停。看来今晚又要失眠了。

“叮铃铃……”桌上的电话铃声很乖觉地适时赶走了一屋子的沉默。

    是谁的电话？我一边猜想一边拿起了听筒。

    “喂！”

    “大林！我是刘兵，我们这儿有场活，你出来不”？刘兵在电话里神秘兮兮地说，大约是怕玲子听到声音，他当然不知道我们刚刚吵过架玲子已赌气出门了。

    我知道他说的场活不是赌博就是喝酒，这是我那些哥们道上的行话。

    “我今天下午刚输了1000多块钱，不去了，你们尽兴吧！”我懒懒地说。

    “喂喂大林，别挂别挂，不是赌是喝酒，出来解解闷吧！老兄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呆在老婆身边没一点出息……”刘兵在电话里极力“训化”着我。

    我不想对刘兵讲我刚和玲子吵过架，我说了他会笑话我连个娘们儿都摆不平，整天吵吵嚷嚷还算什么男人！

    “你们喝吧！我就不去了！”我对刘兵说。

    “来吧！瞧不起哥们是不？还要我用八抬大轿抬你来着？”刘兵似乎是生气了。

    “嗯！”我没得说了，挂断了电话。这就是我骨子里很容易被人拿捏住的一根软肋，面子永远是我全身心呵护的第一道卫墙。正因为这样我曾立誓戒赌、戒烟、戒酒，只在一瞬间就转焕成了另一个概念，所以我一直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刘兵的酒场摆在城里一个豪华的宾馆里。在服务员热情的引导下我找到了六号雅间。还是那帮子老哥们。李明、张军他们见我进来打过招呼后忙着让座：很快地我就在酒精的氤氲中情绪好了起来。

    刘兵是我们单位年轻人中最阔的一个，他父母虽然都已退休，可现在依然在城里开着一家加油站，据听说生意很是不错。最主要的是刘兵这些年赌博赢了三十多万，有了钱的刘兵就常很哥们气的请大家嘬一顿，天长日久便觉得欠他的人情债太多：古人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可我们几个经济一向拮据的工薪阶层是怎么也做不出个“礼尚往来”。所以我们的心和感情很自然地就被吸到刘兵那儿了，在我的那些哥们中刘兵自然就成了老大哥。“钱可以使你达到所向往的任何目标”，这是我的那些哥们在外面混久了悟出的道理。

    三杯两盏烈酒下肚后，我的眼前开始晕乎起来。“刘哥，我看我喝得差不多了，我该走了，失陪了！”我心底那份沮丧忽又窜上来。我想起往昔在十点多钟玲子早已电话催回了。可现在已凌晨两点过了二十分，我的手机却像个哑巴一样缄口了，我多少有些不习惯。

“我说大林，现在可是经济时代了，过去你整天念什么拜伦、普希金的诗，人们会以为你很浪漫很有情调，如果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里你还转不过这根筋来，那么人就真的成了书呆子，说书呆子是抬举你，人们不认为你的脑子有毛病才怪呢？你应该抓住机会懂得享受！就你那窝也值得你留恋？不要再相信爱情的神话了，也不要奢望风花雪月的浪漫了！现实点，今天哥们高兴，让你来个‘柳暗花明’怎样？”刘兵高谈阔论了起来，他的话多少使我有些反胃，可我没有了表情。刘兵的“哲理”和着刘兵的话一道儿绞织着我的心，使我那颗高傲的头不得不低了下来。

“不不不，我还是回吧！”我跌跌撞撞走到门前说。

“喂喂，大林，你看你那个样还是个男人吗？没男人劲头连个男人样都没有。难不成你还想做个新时期的‘柳下惠’演一场坐怀不乱的戏？真没劲！”刘兵戏谑我。

我的心似被什么猛烈地刺了一下，他在嘲笑我不是个男人？妈的！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轻视我。他们可以因为我物质上贫穷而瞧不起我，但如果他们认为我不是个男人而小瞧我是我心底最最脆弱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说我不是个男人吗？我就做一回男人给他们看看。“我不走了！”我瞪着刘兵说。

“这还差不多，行了，你进去洗吧，完了呢想要个胖的瘦的高的低的丑的俊的随你挑，花销大哥我替你报销。好好享受享受吧，”刘兵很仗义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四

盛筵必散，鸟去林静。我在刘兵为我登记的房子里昏昏噩噩地躺着，酒精的作用散发到脑部冲击着我的中枢神经，头疼得厉害，我想整理一下思绪，可怎么也找不到个头绪，刘兵说我不像个男人，可我在那个跟非洲母猴差不多的小姐身上很男子汉地挥发之后却并没有抹掉内心深处的那份沮丧感。

赌博、酗酒、狎妓、按摩……刘兵自掏腰包让我充分“享受”了这些很“现代化”的服务后却将我的心推到了更深的自卑深渊中，虽然我从没有立意做个“柳下惠”让女人敬仰，可我也从未想到自己会在一个“半点朱唇万人尝”的小姐面前进行很肮脏的赤裸裸的交易。有时我倒觉得玲子说得对，我的骨子里很贱。因为我是那种易被别人激怒后出卖灵魂的二杆子。

五

    星期天的早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电视，玲子拖着笨重的身子给我打了洗脸水。

我微微抬起眼角见玲子脸上新增了几粒雀斑，心里不由得添上几丝厌烦。难怪有位作家曾说过，男人爱用眼睛看女人，最易受美貌的诱惑；女人爱用心来想男人，最易受心灵的折磨。我只是一凡夫俗子，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自然不易脱俗了。

“汤死了，掺点凉水！”我将手伸进去忙又缩回来，冲着她喊。

玲子没有说话拖着笨重的身子转回去又转回来。自从上次我们吵架后，玲子回来后就再也不多说话，总低眉顺眼的，一副忧郁的样子，我想每个孕妇大约都是这样吧，随着身体的加重她们的心思或许也跟着加重了吧。

“不要抽烟，医生说对胎儿不好，”她说着目光如水她看着我。

“别听医生胡谄，我妈怀我时我爸一直抽老旱烟，你看我现在不是很聪明吗？”我揶揄她，不以为然地点上了第二支。

 玲子不再说话，默然走开了。我望着她宽肥的背影笑了，固执、偏拗的性格使我潜意识总不想认输，包括我和玲子在谈笑或争吵时。我想那帮哥们说得对，娘们是不能惯的，你瞧玲子现在倒像个贤妻良母。这不看起来到有点像古典美人了，只是形体太丑陋了点！

六

“大林，快醒醒，妈来了！”玲子的喊声驱散了我的睡意，我翻身坐起来，抬头看见我那瘦小的母亲正佝偻着身子站在地上。

“都十一点多了，你还睡觉？起来帮你婆姨做点活，她现在身子重了做什么都很熬累，走多了腿就会肿的，”母亲责备我。

“知道了！”我说。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很慈祥的，从小到大她几乎没有责备过我，今天是个例外，为玲子而责备我，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

我的老家在一个穷乡僻壤里，乡亲们的交通工具主要靠驴拉车，恶劣的环境造就了落后的风俗，我是在父亲为他父亲立下生儿誓的第九年出生的，在我之前已有八个姐姐“呱呱”坠地了，贫穷的生活境况加之众多子女使得这个家多灾多难，被生活压迫得直不起腰杆的父亲年过四十就已背起了一个“背锅”，使他看上去有六十多岁。母亲则在生我的月子里落下了病，使上身和下身永远成了九十度的直角。

    我的到来完成了父亲的一大心愿，爷爷在我出生后第二年微笑着摸着我的头溘然长逝了。可以想及我在这个贫穷的家庭中自然是“地位显赫”了，父母宠着我，姐姐们让着我，有好吃的给我独留着，有好活儿给姐姐们挑着，就这样养成了我矫纵自负、玩世不恭的性子。

    当有一天父亲发现我已长成了自私、爱慕虚荣的半大小伙子时，老实巴交的他慌了，他多方托人终将高考落榜的我塞进了一所函授学院。父母希望我能在学校这方净土里能净化自己。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乡政府上班。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男人吃喝嫖赌并不被看作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相反，倘若一个男人循规蹈矩会被你周围的人看作是假斯文、没出息。总之，他们会视你为异类，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孤独。心灵的孤独别人看不见，倘或行为孤独了，那么你就变成了离群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明白究竟是那个群体逐出了你还是你逃离了那个群体。你的悲哀就在于你离开了那个群体，这种境界可不是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境界所能比拟，所以，古今帝王将相便畏惧起“高处不胜塞”的孤独，凡夫俗子、市井之流慨叹，“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的凄凉。我不愿意自己变成孤家寡人，我便努力适应着这个环境，有道是“适者生存”嘛，很快地我便是这个三教九流中的一员了。

在乡政府里围绕在书记乡长周围奔前途的干部称之为“政治派，”而远离了政治或看到自己前途无望的人们称之为“乐天派”，而我则是游荡在“政治派”和“乐天派”之间的“无名派”。

七

   “这是大林小时用过的，看着新展展的，庄户人家还能用，我一直舍不得送人”，母亲一边絮絮叨叨一边给玲子翻着那些旧尿布和小被。

    “人家说肚子尖尖的是个小子，肚子圆圆的是个女子，我怀大林时肚子就尖尖的，我看你的肚子也尖尖的……”母亲笑着对玲子说。老人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喜欢触景生情，总喜欢说我那时怎样怎样……怀旧是他们纪念流逝岁月的唯一方式。

    玲子腼腆地低着头不说话却侧着耳朵在听。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我不耐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上一辈子总喜欢给下一辈人讲他们自以为是“经验”的东西，殊不知这多少年在农村辈辈相授的“经验”是根本经不起科学验证的。

母亲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什么也没有说，坐在床角开始缝小被子，她每抽一线都将针尖插进头发里抹一下，然后又拔针引线……一针一针，母亲很认真地将她的希望缝了进去，中间夹裹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八

    已进入深冬了，干爽而寒冷的天一直没有下雪，好久呼吸不到新鲜、潮湿空气的人们变得浮躁起来。然而敏感的人们却很快就嗅到了另一股风刮来的猛烈，人事制度的改革很快就袭卷了各級机关党委、各企事业单位。

    我所在的乡政府是一个离县城偏远而经济滞后的乡，虽然每届书记乡长每次开会都和大家讨论着如何能脱贫致富，可几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依然不足1000元，成了县上年年挂牌的后进乡。虽然经济不怎样，可人事却很“发达”，干部职工共80多人，自然成了这次人事改革的重点乡。

    一时间表面看似平静的乡政府一下子炸开了锅，乡政府干部们人人自危，而我却沉湎在酒精的诱惑里浑然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

    “大林，书记找你！”刚回到乡政府，屁股还没坐热就听到李秘书传话过来。

    “噢，知道了”我隔着窗回他，心里忖度着书记今天为什么会想起找我。

    “大林，来了！”书记的脸上习惯性地堆上了笑。

    “噢，坐坐，这段时间下乡辛苦了！”书记欠欠身给我递过一支烟：我受宠若惊，忙站起来接在手里，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大约有十来年了吧？从来没见过书记对我这么热情过，这一时间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如同一个长期在雪地里走路的人一下子进入了一个高温的屋子里，在短暂的时间里是回不过神来的。

    “噢，大林！你是一个有才气的后生，工作干得也不错，我们呢也想重用你。可最近你也知道遇个人事改革要裁减人员，没办法，这是上面的政策，可最近有些同志检举你嫖娼，你看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

    “不用说了！”我心里的温度在一点点一点点下降，绕了半天圈子原来他想让我下岗，愤怒燃烧着我，最后燃尽了我的理智。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但至于扯那莫须有的嫖娼纯属放屁！”我咆哮着，心里直骂他妈的窝囊，有些男人吃一辈子腥都没有油了嘴，我他妈的只不过搞了个“非洲母猴”就出了问题，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在这个茬上认栽。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大林，请你理智些，人事部门关于全县下岗人员名单已公布了，请你以大局为重，当然了，下岗后每月还可以拿到200元生活费嘛……”书记两片厚重的唇一张一翕一张一翕地发出声音，这些话冷得我毛骨悚然。

         落幕了，落幕后我只是人生这大舞台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丑，登台的时候虽然只是个跑龙套的，可大家混成一堆儿时还觉得自己是个角色。可真正谢幕后当舞台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听着自己孤寂的心跳声时，方知我已成了生活的一个弃儿，命运已不再垂青我，我已从国家干部沦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这正应验了一句话：打哪儿来回哪儿去。我从农村滚爬出来，而外面的世界太拥挤挤出了我，我还只是个农民。这决不仅仅因为我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尽管我也有农民一样善良的本性，可经济社会的染缸洗染后我变成了一个“色彩”复杂的男人，那份属于本性的善良隐得很深很深，有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属于邪恶类还是善良类。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时候像个魔，是那种女人看了易着魔而后又恨之切切的类型，因为我是一个一般女人不能驾驭的男人。

                          九

    这是一个干冻的冬天，阳光照到人身上如何也感不到一丝温暖，倒是那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刮来钻进袖边裤筒领口令人感到透骨的寒。同许多失意的男人一样我用酒精排遣着那份挫伤感与失落感。

        打电话招呼过去的哥们，他们都说忙！忙！忙！他们都忙了起来，而我却一下闲得时间无以差遣，如同在荒原上逐跑，伙伴们都向各自的目标奔去了，可我却停在原地踌躇着举目维艰，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于是我便索性站在原地无奈地望着这个荒原发呆，有时便提留个酒瓶，来个一醉解千愁。

        消极的逃遁耗尽了我的自负，却加深了我的自卑感，低微的出身在我的骨子里刻下了自惭形秽的烙印，每当深夜繁华退去时，我在孤寂中一个人舔着这份自卑久久不能人眠。每当这时我心灵深处视觉汇聚的地方就会浮现出梅清秀的脸庞，犹如一缕青风掠过，又如不小心碰触了似已结痂的伤疤一样疼得心动。

        梅是我在那所函授学院里认识的一个女孩。她比我低一级。那时我们学院里为发挥学员们的特长，满足文学爱好者的愿望，由学员自行组织成立了一个“泉眼儿”文学社，每周编一版报纸在学院内发行，为的就是“泉眼无声溪细流”，通过涓涓细流，流人湖泊，直奔大海。

         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是“泉眼儿”文学社里的一个诗版编辑，而我则被任命为“泉眼儿”文学社的社长。

       在我刚接到社长任命书的第二天，梅给我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是仰慕我的文才，随信附写了几首诗，无非是钦羡我让我改几首诗云云。我像一个刚走上讲台的老师很认真第一批学生的作业一样改了梅的那几首诗。尽管写得不怎样。可诗里透出的那份天真和将诗寄给我的那份勇气却让我很是欣慰，很快地我就记住了梅这个名字。梅的信一封比一封频繁，一封比一封热情，最后说她已经喜欢上了我。面对着热情洋溢的信和她的期望，我觉得我已不能再用改诗的态度对待她了，我决定要见见她。

        正是阳春三月，校园里绿草菁菁，垂柳拂面而过，我看到了如春光一样明媚的梅，梅长得不像她的诗那样粗涩和难看。高挑的个子，白皙的脸上嵌着一双细而狭长的眼睛，眼睛看上去很美，是那种忧郁的美，这恰符合了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人们常说弱质女流，正因为女流中有弱质者，所以就成全了男人“英雄救美”的虚荣梦，病西施的模样在招人怜惜的同时你不得不喜欢她。

         很快地我发现梅已经悄悄占据了我的心，我爱上了她，尽管这种爱是朦胧的，但这已俘虏了我所有的感情。

“大林，你知不知道梅她爸是干什么的？”一天下晚自习后我的一宿友问我。

        “不知道，干什么的？”我有些好奇地问他。

       “你可是攀上高枝了！她爸是邻县的常务副县长。也就是说你就要成为县太爷的金龟婿噢！”舍友羡慕地说。

      “噢？”我的心底忽地一沉，那份沉淀已久的自卑感又翻腾上来。我家乡的老人们常肯说一句话“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也就是说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谈婚论嫁得讲究个门当户对。尽管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可高桌子就是高桌子低板凳就是低板凳，它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是永远也不能忽略了它们差异的存在的。经过了痛苦的洗礼后，我终于决定与梅分手，分手的理由很简单，我告诉泪眼婆娑的梅我们在一起不合适。梅说你不用多说了，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就知道你是靠不住的…

一阵阵夜风拂面而过，在这个凉人心脾的秋天的夜晚我一个人醉倒在校园东墙的一棵大树下，是第二天的黎明唤醒了我。酒醒后我宛如隔世走了一回，神情恍惚，而最令我痛心的是梅很快就与教育局局长的公子哥好上了，梅永远离开了我，她的影子却一直烙在了我的心坎上，我想爱情本身是没有错的，只要她喜欢他就行了，既然我给不了她安逸幸福的生活，那么我就给她无尽的祝福吧！作为一个大男孩子我这点风度最终还是保留了。但从此找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她一个人，她是唯一能牵动我六腑而令我黯然伤神的人。她离开了我，我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正可谓是春愁如酒，不醉不罢休。

                        十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乡政府工作，望子成龙的父母亲很快便四处托人说媒。相亲只是为给父母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之后的实质性的内容是延续一脉香火而已。所以对我来说和谁结婚都一样，因为我这一生只爱梅子，只为她流过泪，这不论公平，因为上帝从来没给我过公平。

        玲子是我在上县城办事住宾馆时认识的一个服务员。适值春天，天阴得低沉沉的，不时漂洒些雨点儿，我躺在“星源宾馆”603房间里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阴霾的天空，心被低云压得快喘不过气来。

        “服务员！”我拉开房门冲着空旷的走廓喊。

       “哎，你需要什么？”一位个子不高，皮肤有点黑的女孩子，随我走进房间，很客气地问。

        “你们这儿有情感服务吗？”我问她。

         “好像没有！”她脸有些红，似觉得我这人有点不可思议。

        “坐坐坐，陪我说说话好吗？”旷久的寂寞和原始的冲动使我想留下眼前这个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王玉玲！”

         接着我便违心地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是些我喜欢你之类的话，这些在我自己听了都恶心的鬼话竟然让这个女孩子入神她听了下去。

         不知道她真的喜欢我还是喜欢我有份工作。总之在我拥她人怀的时候她没有反抗，一脸的渴望一脸娇羞加速了我犯罪的步伐。

        “我们结婚吧！”玲子说。

        “结婚？还早呢！”我唐塞她。

         玲子似乎看出了我在敷衍她，她找到了我的父母谈了我们的事。“结婚，你都和人家住一块了还不结婚？”父亲阴沉着脸作出了不容置否的决定。

        结婚只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是和政治一样重的任务需要完成，是完成给父母的。其实我不爱玲子。我原想她只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没想到小曲当了大戏唱了。这就是命运，总爱阴差阳错地捉弄人。

唾手可得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爱的尊严一旦被轻视，便经不起咀嚼，很快变得乏味。爱情一旦忽略了必要的发酵，酒就成了醋，也就缺少了经典爱情中的那三分幻想，三分诗意，三分激情，剩下的仅仅是欲望的疯狂。玲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已成了我的新娘。

十一

         儿子的“呱呱”落地唤醒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感。这个“粉嘟嘟、红扑扑”的小婴孩用一双黑莹莹的小眼睛望着我，让我一次次为生命的伟大而感到震憾。我得让他好好生活，不要像我一样托付着祖辈们传种接代的希望，每走一步却是满地荆棘。

为了生存，准确地说是为了给儿子赚奶粉钱我择地开了家投资少、见利快的修鞋店。

                        十二

“师傅，前天送来的鞋修好了吗？”店门刚开不久听到一熟悉的男中音问。“好了！”我抬起头时见前天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了我面前。旁边站着一个我所熟悉的身影，是梅，高挑的个子，白皙的脸上嵌着双细而狭长的眼睛，眼角周围布满了细密的皱纹，那份曾牵我心魄的诗人气质的忧郁美不见了。她似乎不认识我了，看我时面上掠过一丝不屑，这是我从事修鞋几年来所熟悉的表情，是那种生活条件优越的人对于从事第三产业劳动人民惯有的表情。我的心扑扑直跳。是她！是我多少年来牵魂绕梦的梅子，可她已不认得我了。“快点，磨蹭什么呀！”梅子不耐烦地说。

“嗯！”我应允了一声马上把打包好了的鞋递给了那个男人。

“多少钱？”那男人问。

        “这次就免了吧！下次修时我收你的订修费好吗？”我想默默地为梅子服务一次，哪怕在她看来我是个很卑微的鞋匠。

“亲爱的，世上哪有白吃的午餐？好了嘛！给他十块钱得了，快走吧，这儿脏兮兮的，”梅子娇嗲嗲挽着那男人的胳膊说。

梅子丢下钱挽着那个男人走了，我望着他们一老一少的背影走远，心情如打翻的吊桶七上八下的。

       “喂喂喂，师傅，工作还是看人啊？”一位进到店里已一会的客人有些不快地说。“噢！”我回过神来，心情怏怏地坐下来继续修我的鞋。

“你认识他们吗？”那位客人问我。

“我不认识！”我极力掩饰着我的慌乱。

“我知道他们，那男的是一家合资公司的老板，在香港是有老婆孩子的。那女的是一个副处级领导的千金，可惜那领导因贪污早已琅踏入狱了。那女的就傍了那个老板。唉，现在的社会有钱的人啊像个臭鸡蛋，而那些爱钱的女人就是苍蝇，他们总是因互相的目标而粘合在一起，女的挥霍着男人的钱，男的挥霍着女的青春……”

“好了，你的鞋好了！”我有些反感地打断了那个多嘴多舌的顾客的话。那顾客见我有些不快便不再说了，付了钱后走了。

打发走了客人，我无聊地站起来伸伸腰，正要驱赶一屋子的寂寞，“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对面卖磁带的店里适时飘来久违的歌声，虽是老歌新唱，我听了却别有一番滋味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