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调

辛淑英

嘶啦

夏日骤雨后，溽热未消，植物苍翠欲滴，光亮闪烁。我走向湖边。湖水正肥，三五只野鸭浴水出没，蜻蜓立荷花上，醉在香风不肯飞。这时，听得蝉的叫声不是那么畅显，想到“嘶啦”一词。

读张恨水《翠拂人首》一文，留意到他除了写那“嫩碧”的竹叶、葡萄架和紫藤萝的“绿阴”，还写到蝉的鸣叫：拉着断续的“嘶啦”之声，象征了天空是热的。

这使我莫名惊诧，原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前辈早写过了。

菊之爱

若说爱菊者，莫过于陶渊明。陶公园里的菊花香了至少1600年。有一位后世之人也爱菊，他虽然不及陶公那么爱菊成癖，把自身活成菊花的品格、展示对世俗纷扰的超然态度。而他除了赞美菊花的形态和菊花的美，还把爱菊花的深厚感情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诵菊，画菊，菊花的高洁和坚韧，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起到灵感来源的作用，而且成就斐然。

这人是张恨水。张恨水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原名张心远，“心远”恰好来自陶渊明的那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祖人的意思，心怀远大，将来在仕途上一展抱负。张恨水少小年纪看是不违拗祖人，但更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十八岁便做报人，激情澎湃，起笔名恨水。恨水来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换句话说，时光易逝，勉励自己不可虚度光阴。而他的一生确实是勤奋的写照。比如，夏天蚊子多的时候，躺在水盆里泡着看书，以此来驱赶蚊子。同时还保持一贯的写作状态，即便在条件艰苦的条件下，他也坚持创作。据他的子女们回忆：他每天早晨的八九点钟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下午五六点，晚饭后再写一两个钟头，直到上床前还要看一小时的书。他的创作不仅在数量上达到100多部小说的高产，而且在质量上保证了作品的精致，像他这样高产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

而张恨水在北京其间，还特别注重居住环境。选择住所时，首先考虑便利和舒适度。当时，他的居住地包括铁门胡同、西城区北沟沿、砖塔胡同等地，这些地方不仅地理位置优越，便于他进行社会活动和观察生活，而且文化氛围浓厚，利于他的创作和社交活动。舒适度就是必须有树木和足够空间的大院子，以便他种植菊花。他可以在菊花丛中散步的同时，构思小说，还可以在写作疲累时莳弄花草。而每到秋天，观赏菊花成为他一年的醉心乐事。《黄花梦旧庐》）文中他这样写：

每到菊花季，我一定把书房几间房子高低上下，用各种盆子，陈列百十盆上品。有的一朵，有的两朵，至多三朵，必须调整得它可以“上画”。菊花旁，用其他花，小金鱼缸，南瓜，石头，蒲草，水果盘，假古董，甚至一个大芜菁，去作陪衬，随了它的姿态和颜色，使它形式调和。到了晚上，亮着电灯的光里，把那花影照在壁上，便可以得着许多幅好画。

拿上百盆菊花陈设，屋里屋外乃整个院子成为菊花的海洋，这阵势浩荡之极。这样的环境中，与友人喝茶聊天，享受菊花带来的雅致情调，内心多么欢畅。可有时，看这么些菊花仍嫌不够，再到山野间觅得情趣：

一雨之后，花怒放，乱草丛中，花穿蓬蓬杂叶而出，带小珠，以静植，幽丽绝伦。（《小紫菊》）

细微的观察和传神描述，把小紫菊生命的顽强不屈和美展现尽致。而菊花的不畏寒霜，“飘逸尚留高士态，幽娴不作媚人装”的品格，又何尝不是他美好情致的追求？

张公对菊花可谓情有独钟。他不仅种菊花，赏菊花，写菊花，还喜欢画菊花。是否拿“自家菊”和“谢家菊”媲美？还有那位被誉“一金买一菊”的画菊高手吴树本，让他心生着“嫉意”？这都不好说。从张公的写意山水和花卉看，笔触细腻，画面生动，透着一种雍容冲淡、清新俊逸的气韵，手法上受了传统文人绘画的影响。据说他在绘画上，也像他写文章时，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作品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他的书画作品在艺术上不仅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在内容上充满诗意和哲理。曾有文人朋友赞誉他的散文比小说好，诗比散文更好。他说他的画比小说、散文和诗都好。可见在他内心一直想成为一名文人画家的。

我在想，若让张公和陶公隔着漫长时空对话，就爱菊的程度，惺惺相惜。而在诗文的切磋上，陶渊明的伟大，使卓越非凡的张恨水在言词上慎言，会说，先生不可及矣。但论起画菊，又该陶公噤声。因为他不能画。

牵牛花

牵牛花拂晓开，见日则萎。宜植于屋之西偏，否则迟起主人，终身不能与花相见矣。（《莳花浅识》）

牵牛花不过自然界的一种常见植物，张恨水笔下也尤传神。

耐人寻味的是，从张公观察到牵牛花的生长习性看，他是爱早起的勤人。此时间到户外散步。在北京，他不仅喜欢听胡同的叫卖声、晨中的鸟鸣、闻花香、探古寻幽、足及山野，厂甸的书画，北海的景致都让他流连忘返；而且还特别爱吃茶，居南京时，他说“每天早上不去吃二三十分钟茶，这一天也不舒服”；到了苏州，他除了爱泡茶馆，还常在菊花丛中散步。早起的习好会使他得到创作灵感和素材。

像牵牛花这种不择境地生长、花朵娇艳灼目、可以“上画”的植物，同样深爱。更显见花草树木不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是情感和精神的寄托。他说老宅中的一棵桂树，是他祖父小时候亲手植的：

亭亭如盖荫覆满院，清幽之气扑人。七月后，花缀满枝重金匝翠，香袭全家。月圆之夕，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家人尽睡我常灭灯独坐至深夜。（《桂窗之忆》）

又说自幼时好画，完全得意于《芥子园》，那“如翎毛的花卉”让他显而易学。

从张恨水对花草的喜爱程度，在自家屋西侧种菜兼植牵牛花，情理之事了。菜可食，花可赏，陶然一醉，便是羲皇上人。

情调

在张恨水散文《别有情调在人间》书中，读到他对植物及果蔬的喜爱，不乏溢美之词，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情调”的独特理解，认为情调、情趣、情致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譬如他说：

爱种菊的，有一原则，培植好种，留住本根。（《玩菊花自亦有道》）

本根，不就是草木的根干，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想起故土，想着母体，此语道破种菊像种植其他植物，先优选，不要贱种，扦插或接枝都不好，生长缓慢不说也不旺盛。像菊花，要兼顾花开的朵数，最好生成三五个骨蕾，花朵次第开。若独枝单开一朵，这朵花必须是“颜色，姿态，枝叶完全相衬的。”

不是亲手逐年种植，哪得这深意？就是陶公听了，也会悦色噤声，夸赞他“情调”了得。

《果盘》一文里他又说：

我性不嗜水果，而酷爱供之。

这里不是随便“供之”，而是“习其章法”这“章法”乃“情调”。且看：

以杏黄彩龙大瓷盘，置天津大萝卜，斜剖之，脆皮而红瓤，之外向。其后置三五雪梨，留蒂，上堆东北苹果二，红翠白三色润泽如玉，大于酒碗，尖端斜披玫瑰紫葡萄一串。

怎么看，已是一幅构图巧妙、生动的彩画。可在张公眼里“趣味”仍不够，还要在水果间隙处穿插些指大的北京产红皮小萝卜，不然“色调算不得热闹之极”。拿多方时令蔬果荟萃，这讲究没谁了。

花在小供盘上的心事也毫不含糊：

供雪藕半截、红嘴桃三、脆甜瓜一、黄杏四五，也极冲淡可爱。

说是取它们的浓香，不以色论，可那白红黄翠又分明对比着了。

除此大小果盘的供之，还常在乡间采得野花，纳水入瓶。

供之笔砚丛中，花有时娇艳者，在绿叶油油中，若作浅笑。余掷笔小思，每为之相对粲然。

这“粲然”里隐有“情调”矣！

如果说果盘、野花的供之，是张公身为传统文人“案头清供”的雅趣，体现他对生活的精致追求。那么，当他在槐荫下“稍暇”，这平淡的小事，竟也兀自道出一番“清话”来。那山色、那泉吟、那建筑、那人、那圆月、那碧空，那春柳、那碧桃、那梨花、那黄花红叶、那芦荻，那一脉若隐若现的溪流、那小桥、那鸟兽禽鸭等世间万象，无不成为他思着想着的尤物，变成珠玉满纸。写得倦了，这个时候“恰好胡同深处唱曲儿的，奏着胡琴，弦子，鼓板悠悠而去”当他掀帘儿张望，所看到的又分明多了“残月疏星，风露漫天”，是的，灵感即来，他便是那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谁不晓得张公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章回小说大家，他一生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及各类散文和杂文。他说“对于你所爱的东西，要大量去研究”。看来他的作品都是以独特的情调和对生活深刻“研究”中得来。在他的自述《一切云过太空》书中知悉，张公的童年是在清朝光绪年间，祖父曾任清军参将，也就是各省提督下的一名武官。父亲张耕圃（又名张联钰）从小也习武，成人后武艺高强，而且英姿飒爽，常跟随父亲出征剿匪，每每获胜而归。这样的家世，算不得大富大贵，可过新年时能给孩子“戴乌纱帽，穿蓝缎衫，身上背着弓，腰里挂着箭袋，手里牵着羊，当了马，绕回廊跑。”生活是小康水准了。当祖父病逝后，家里仅有几间破房子，再没什么财产，接下来的境况，他说：

先君耕圃公，以将门之子而为文吏，于大堂悬一联曰：有恒产贵有恒心，无旷民斯无旷政。（《家珍一联》）

另有祖先堂联：

孝友传家书百忍，文章华国鉴千秋；堂屋门联：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且看花（《我家不换春联》）。

可见张公的父亲是位很有恒心的人，他崇尚传统文化，意识到文化使门庭兴盛的重要性，有了弃武从文的举措，到江西景德镇、南昌等地“厘卡子”任职。字面看，担任的应是征收水陆关卡的税务官员。正是张耕圃的正直，勤奋的品质对儿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有张公的孜孜以求。

在《儿时书》文中他说“久练而滚瓜烂熟者，今日犹能奔赴笔底。”说着简单，去做，不知得多少“情趣”和“久练”投入。据说，张公早期并没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六岁入私塾学习。习读“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等典籍。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读完了十二本书，成了闻名乡里的“少年才子”。十岁时，喜欢看小说，喜欢的程度，“至于晚上让大人们睡了，偷着起来点着灯。”他的阅读广泛，包括像《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等古典文献之类书籍。热爱读书的情调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从而也萌发了写作的想法，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文学创作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体现出他对正义和道德的坚守。作品中他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与国外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展现出他对文学创新所持有的开放性态度。而这种开放性态度之源，无不是情趣沛然。

其次，张公还是个戏迷，尤其对京剧情有独钟。在北京“北漂”其间，即便生活拮据，他为看梅兰芳和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也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看戏尚不过瘾，还登台表演，尽管他唱自不佳，但还是喜欢上台“票”戏。除了看戏、表演，他还用心学习戏曲知识，不断花大情趣去探讨和研究，写了很多关于戏曲的理论文章，发表在《明珠》、《夜光》等副刊上，展现他对戏曲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正如张公所说“泼墨学大米画”（大米：北宋书画家米芾）。不单习画，还利用多种手法将戏曲元素融合到他的创作中，在《啼笑因缘》、《秦淮世家》、《满江红》等小说中，他极力描写了一些女艺人的形象。这些女艺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戏曲艺术还未受到充分尊重的年代里，她们凄惨的命运给予张公内心极大的反思，通过小说情节，来反映她们各自的生活沉浮与自身命运的抗争，体现了张公对她们的深切同情和理解，为重塑民族魂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从而形成他独特的戏曲叙事“情调”。

情调乃真情感的表达，复杂而细腻。

纵观张恨水的一生，无处不展示了此公对生活、对文学的热爱，对情趣、情调、情致的理解和追求。而这种情调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在纷繁的社会现实中，值得我们永远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