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嘴儿记

偷，是一个贬义词；即便孔乙己遇到偷这字儿，也窘迫辞穷。

“偷嘴儿”在我老家，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男女有不洁之事；二是指好吃懒做的主儿。这里，我说的是第二种偷，此“偷”，与风月无关。

六十年代生人，大约都有“偷嘴儿”的历史；即使意志坚强之人，也不敢说没有过“犯意”！事实上，那就是个缺吃的年代。

家中兄弟姊妹，我是老末；在我们老家叫“末墩”或“老小孩儿”。我和我大侄女没差几岁。

最早的一次“偷嘴儿”，是偷吃嫂子的芝麻盐。

七十年代，家有孕妇，都要准备两样东西；一是黄酒。用黍酿，味道和醋差不多。孕妇生产后，用黄酒和红糖，给产妇养血。二是芝麻盐。是把生芝麻放到锅里干炒，把熟芝麻和盐，放到蒜臼里確碎，放到罐头瓶里，给产妇就饭吃。大嫂怀孕，娘及早就开始了准备。虽说这些材料简单，可在生产队所有制的时期，弄这些东西，还是蛮有些难度的。

在农村孕妇生孩子，一个月都不出房间，所有男人也都不进这房间；吃饭靠送，俗称“坐月子”。

娘给嫂子准备下这黄酒和芝麻盐时，我是看在眼里的；闻着炒芝麻的味道，就知道那无疑是世间美味。大嫂生产后，就渴盼她出“月子”；那芝麻盐的香味儿，老在勾引着馋虫。实在是有些等不及了，趁嫂子熟睡时，蹑手蹑脚的潜入房间；打开罐头瓶盖，那香气顿时溢出。原本，我只打算就瓶沿儿添两口，尝尝作罢。但第一口下去，就没能忍住，一气吃了半瓶子。

自然，这就成了我的“污点”！娘，没少拿这事敲打我。

有了“污点”。自己反倒“破罐子破摔了”。春节来客掂的方酥、圆酥、糖扁食儿、金谷条、饼干、罐头，我是断不会放过的。一过正月十六，娘会将这些点心盒子放进柳条蓝子，拿绳儿吊到房樑上；这当然难不倒我！小方桌上面摞大凳子小凳子，晃晃悠悠爬上去；先把点心盒子顺边扣个口子，小心翼翼的往外掏，装满上衣口袋后，从凳子上一跃而下，去躲个清净的地方，享受这“偷”来的美味。纸里包不住火，这事毫无悬念的被揭穿了。

娘要大哥去医院瞧病人，当卸下蓝子，发现那些果匣子虽然包装还支棱着，里面差不多都让我给掏空了。娘生气的把果匣子都打开说：“本想你饿很了再给你吃，这还没出正月儿，你就快偷完了；不藏了，吃完了算”。我对自己的胃功能向来自信，这次可能吃了太多的饼干、方酥，晚上吐的一塌糊涂。

年龄稍大一点，就不再满足祸祸家里啦。

立爷是我们队的瓜匠，老头耿直，队里的财产，他把的很严。据说，立爷看红薯母，大伯家的二哥，饿的实在扛不住，去偷吃；被立爷打坏了腿。为对付立爷，我们是挖空了心思。

正午的阳光，毒日头直射下，庄稼都打蔫；周边的庄稼，把瓜地围成了长方形，瓜地西侧是宽阔的大河，瓜棚在瓜地的东南角，从瓜棚南侧的谷子地匍匐前进，逼近瓜棚。立爷正在午睡，溜进瓜庵，把事先准备好的干蒺藜放进他布鞋里，撒在地上。之后，就蹦皮三跳的跑进瓜地，无论西瓜、倭瓜、酥瓜、菜瓜、牛角蜜、红到边、噎死狗儿，逮啥摘啥，光捡插棍儿的摘。当然，就把立爷聒嘈醒了。老头儿下床穿鞋，被蒺藜扎脚，光脚下地还被扎脚，等他处理好蒺藜，我们也满载而归的蹦进河里，游到河西，去享用那些或熟或不熟的瓜种了；眼看，立爷站在河边，跳着脚的骂！

我们大队有十个生产队，差不多每队都栽果树；只有六队的苹果园，垛围墙。这根本难不倒我。苹果什么时间开花、什么时间挂果，什么时间长乒乓球大小，统统逃不过我的法眼。待苹果比乒乓球大一些，就开始偷。背心掖进裤衩，束紧裤衩的腰带，离果园土墙八九米远，飞奔向墙；一跃，就上了两三米高的土墙；跳进苹果园，无论大小，揪拽下来就往背心塞，直到自己变孕妇模样。

因为这些酸涩的苹果蛋儿，也有“走麦城”的时候；看果园的为防我们，在墙上地上撒满了蒺藜，蹦进园子，就被活捉。

七队的柿子、八队的梨、十队的杏、桃，都是没有围墙的；这些果实，就等于给我栽种；割草回来，去洗澡的路上，都会给我带来偷吃的乐趣。

农村有“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栽鬼拍手”之说。保记哥家的老院房后，就长了一棵桑树；这数的年龄无从考证，我们俩小孩儿都抱不住。我上这树，如履平地。桑葚由青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每一个成熟的阶段，我都了如执掌。保记哥家的大娘七十岁，腿脚硬朗；她看我早晨爬上树，就搬把椅子看着树上的我，我在树上边摘边吃，纯甜的桑葚，吃的我背心前胸一片黑红。吃饱了，大娘还盯在那里，她就是不挪窝儿。她不走，我也不敢下来呀，就开始摘些没熟透的桑葚，往背心里塞，背心装满了，大娘还在那盯着我；上午头了，她也不去做饭，就一个窝窝头，一棵大葱对付。我在树上，就往她座的方向要撒尿，她就骂我，反正就是不离地儿。这次，大娘逼的我在树上吃了一天的桑葚，吃的我直跑肚拉稀。自此，我再也没敢爬上她家这棵老桑树。

“偷嘴儿”，在我的童年是屡屡犯科，成了我给乡亲们留下的“污点”。很多叔伯，在我成年后谈到我，还数落：“晓兴这货，没有他不偷吃的”。

“偷嘴儿”的恶习，大概是因为我所生长的那个年代太缺吃的了；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孩子，也是格外的宽容；我至今也没有为自己的“偷”感到丑陋，更没有为那时候的“偷嘴儿”而感到羞愧。

每年大年初一，去给村里的老辈人拜年，进了叔伯家才被告知：“你XX大爷、XX叔不在了”。今年，我已五十五岁；善良的乡亲，能谈论我“偷嘴儿”的人，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