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57年,是冀南平原普普通通的农民。用他的话说,他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吃苦受累的命,从有力气干活的年纪开始,就干着不同种类的苦力农活:割猪草、脱土坯、拉排子车、挖河沟……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几乎是每天都起早贪黑的劳作:春、夏、秋三季忙农田里的活;冬天粮食入了囤,土地都能休息一下,缓解一年的乏累,可父亲还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着牛车去其他村子里买高粱苗——为了贴补家用,父亲总会利用每一个空隙时间,刨笤帚去卖钱。
农民把自己的命运与田地捆绑在一起,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把一生的汗水都奉献给了大地。父亲这代人吃了太多的苦,总是希望儿女们能少吃一点苦。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全家坐在院子里乘凉,父亲借着月光要给我和哥哥看手相。他先拿起哥哥的手摸了摸说:“手挺大的,有福气,将来能发财”;又拿起我的手捏了捏,垫在他的手上,端详半晌,很认真地说:“手心挺厚,长大了能当官。”这本来是茶余饭后的玩笑话,可那时的我,看着父亲一本正经的样子,心想他肯定是会算命的。
十八岁那年,我参军入伍。新兵统一在县城集合,再到市里坐专列。起程那天,我要从村子里徒步三公里到附近镇上,搭路过的城际客车才能去县城。我辗转走过的这条路,父亲每年要骑着自行车跑上几十趟,他经常是在天刚亮的时候驮着一大包笤帚出门,一直到天黑卖完了才回家。
在新兵集合准备登车时,我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快速驶来,他边骑边招手。我知道父亲肯定不是来送行的,他向来是有事说事,没事就去忙着干活。再者,他的性格也没有细腻到会对我进行叮咛嘱咐。果然我没有猜错。由于我的疏忽,把武装部配发的军用挎包落在家里了,父亲觉得部队配发的物件一定很重要,便急匆匆骑着车子跑了四十里路送过来。也许是要分别的缘故,这次父亲并没有责怪我粗心大意。他把挎包交给我后,又骑着车子往家的方向赶去。可没走多远,他便回过头对我大声喊:“到了部队要好好干工作,要一直学习,有机会一定要考学”“考学不难,一定要试试”“听说很容易考的”……父亲一连串的话,重复着同一个内容。
参军两年后,我背着背囊登上绿皮火车,一坐就是三天两夜。从祖国东北边陲某部,跨进山海关,又在京广线上向南爬行,历时四十多个小时,来到湖北省某军队院校报到。我内心感激父亲说的话,是他给了我尝试的勇气和成功的幸运。
又过了几年,我结束军旅生涯,转业回地方机关工作。家里的变化非常大,以前低矮的小房,为哥哥结婚已翻盖成五间齐整的大平房,铺地的方砖使院子显得宽大整洁。
父亲的变化也非常大,但与家的变化趋势是相反的。本来驼背的他,身体更弯曲了,头顶稀疏的头发里没一根是黑色的,额头皱纹不但更深,且延长到和鱼尾纹相连,也不知道这深长的皱纹里藏进了多少泥土风霜。
前不久,我回老家过周末,父亲叫住我,又要给我看手相。他拿起我的手,摸了摸,又捏了捏,说道:“手也不算厚,你在外面不好成事儿的,心不要太高。”我知道当年所谓的“看手相”不过是父亲的期待,可这次突然的“变卦”,使我一时有些迷惑不解。
周末结束,我要返回市里工作,母亲照惯例是要送行的,并且每次都要送出胡同口,一直送到大街上。父亲却从来没有这习惯,不管谁出远门,他表现得总是一如既往地淡定,或是继续抽烟,或是照常喝着水,或是忙着手里的活儿。
母亲送我无非是说些路上慢点开车、注意安全之类的话。可这次她却特意叮嘱我:“在单位不要占小便宜,要遵守纪律。”我琢磨不透母亲的意思,她又说:“别看你爸每天风风火火地忙着,他心量窄着呢,最近看电视里播报,党的十八大以来,处理了很多违纪违法的干部,你爸总是背地里念叨‘二小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天天替你揪着心呢。”
听了这些,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时隔二十多年父亲又要给我看手相。
作为农民,父亲对国家政策法规的了解并不深刻;作为父亲,这位农民却极力关心着耕地以外的事情。
小时候,父亲是为儿女抵挡风雨的大山,他希望在自己的照护下,孩子们可以飞得远飞得高。等我们长大,真的离家远行去陌生城市里打拼时,父亲心里却对不在身边的儿子“没了底”,总是充满了担忧。父亲对我最大的愿望也不再是“大富大贵”,而是平平安安。数十年的岁月流逝中,我很少认真思考父亲内心的希望和心理变化。经常是放大父亲的坚强,忽视他的脆弱;误解父亲的粗糙,没能体会他特有的细腻;习惯性地索取,却又忽略回报。
行驶在返城的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弯曲的身体、日渐稀疏的苍发、愈加深长的皱纹、因过度劳作而变形的双手……岁月在最亲的人身上一笔笔雕刻的印记,却往往被我们忽视。
一丝愧疚不由得涌上心头。
信息时代让“常回家看看”不再难,哪怕打个电话,发个微信,简单的“唠叨”,既能宽慰父母的心,又可转变为战胜工作和生活难题的力量源泉,何乐而不为呢?
回到市里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报平安。向他讲解了一些党和国家的政策,并表态一定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电话那头,父亲哈哈一笑,叮嘱了一句“要把工作干好”。
(发表于海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