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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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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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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从


                                                      四十多年前,我在矿上工作。老从是我们那个工程队的队长,我是文书,我们俩住一个宿舍。其实老从并不老,也就三十出头。大家都喜欢这么叫他,包括那些上了年纪的上级领导,以至有些人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老从本来是部队干部,转业到了现在的单位。他个不高,大概一米七十左右,不胖也不瘦,符合标准身材的要求。一张饱满略带方形的脸,一对大而有神的眼睛,一头密而黑的头发。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件带四个兜的军装,到了隆冬季节最多外披一件军大衣。走起路来,腰板总是自然地挺得很直,步幅不大,步频也不快,但每一步都有节奏感,而且也给人以一种稳实的感觉。说起话来,总带一种不算太浓的苏北口音,还略微带着点鼻音,吐字清晰而有力,语速不紧不慢,话语间也不乏幽默感。一般男人口中常带的国骂,在他口里很少冒出,若什么事把他逼急了,或让他烦透了,冷不丁他会冒出一句:“兔崽子……”,那声音独具韵味。从他身上,好像永远也找不到疲惫的痕迹,即使在休息日也不会赖床,中午也不会打个盹,坐在椅子上也不会斜靠着,总是精神抖擞,充满着活力。

   一开始,我们这个宿舍就我和老从两人。如果是上白班,早上,只要工程指挥部的广播喇叭里响起起床号,他就会倏地从床上窜起来,迅速地穿好衣服,叠好被子。然后,他开始打扫卫生,一边扫地,擦桌子,一边哼河北梆子《朝阳沟》里的段子:“亲家母你坐下……”,每天都是这个段子,长年累月也是这个段子。一般情况下,我睡得比较死,听不到起床号。当老从的扫帚扫到我的床前,调子哼到我的耳边,我才从蒙蒙胧胧中醒来。等我慢腾腾地穿衣起来,他已经去过盥洗室完成了洗脸、刷牙等常规自洁工作,也去过楼下的锅炉房把热水提了上来,正对着小镜子梳理头发、扣风纪扣,完成出门上班去的最后一道程序了。

    老从爱清洁,但不刻意。他的被子总是叠得方方正正的,完全能达到部队的要求,床单也是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但他并不介意别人坐在他的床沿上,即使是穿着工作服。宿舍的地面是水泥的,我们每天扫,有时还用水冲洗,但有人来了,把烟蒂、果壳扔得满地都是,他也不会说一句埋怨的话。有人想住进我们宿舍,老从说,懒汉脏汉不能进来,我们的人窝,不能变成狗窝。

   老从好喝酒,他的床底下总放着五、六瓶上海产的熊猫大曲,少了他很快会补上。通常情况下,他会在下班后,从食堂买一、两个菜装在饭盒里。回到宿舍后,他会把椅子挪到适当的位置,放上饭盒,然后坐在小板凳上,随手从床底下拿出一瓶酒,把瓶盖凹凸的边缘贴住椅子平面的边角,用拳头使劲一捶,打开盖子,往搪瓷缸子里酌。他边自饮自酌,边吸着烟,边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我从食堂吃过饭走进宿舍,他会非常殷勤地引诱我,“多香的酒啊,来来来,喝一口”,边说边把酒杯往我面前举。那时,我还不会喝酒,碍于他的盛情,有时会接过缸子尝一口,有时摆手拒绝。当我不接他的缸子时,他会边摇头,边嘀咕:“男子汉不喝酒,没出息,没出息……”。老从酒量很好,一次能把一瓶一斤装的五十二度熊猫大曲饮干,而且没有醉酒的迹象。在我的记忆,老从没有一次喝醉过,更没有发过酒疯,甚至连呕吐,胡言乱语的状态都没有出现过。我知道,他最讨厌喝醉酒发酒疯的人。有一次,他们几个战友聚会,其中有一个和老从平时关系不错的战友,喝醉酒发起了酒疯,可能是让老从讨厌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他竟把那个战友拉到广场上,一次又一次摔在地上,直到鼻青脸肿。第二天,那个战友来找他算账,他问:“昨天晚上你喝醉了没有?”那战友答:“喝醉了。”“喝醉了?那你怎们知道是我摔你?”那战友无言以对,又有点不罢休。老从又说了,“你要觉得不舒服,乘现在没喝酒,比试比试也可以啊。”老从曾经是师里抡锤子比赛的第二名,那战友一掂量,只能乖乖地走了。事后,老从跟我说:“我从来不相信酒喝多会发酒疯的,只有借酒胡闹的,所以我要教训他。”

    只要老从在,有时,到了晚上,我们的宿舍就成了工人俱乐部。那些下了班无所事事的单身工人们,吃过晚饭后,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们宿舍。他们都席地而坐,有的围成圈打扑克,有的迎面而坐下象棋,有的坐在旁边观战。人数多的时候,宿舍里几乎挪不开脚。打扑克的,玩的是争上游的游戏,那时人们没有赌钱的概念,谁输了就往谁的脸上贴一张狭长的小纸条。那些运气欠佳的选手,鼻子上嘴唇边都挂满了纸条,煞是滑稽,使人忍不住暗暗偷笑。有了这一点刺激,牌友们格外地较真,常常为了一张牌争得脸红脖子粗,噪杂的声音在屋内扩散着,回荡着。他们每个人都吸着烟,一股一股烟慢慢升腾着,本来就不大的房间,成了烟雾缭绕的世界。老从是打牌队伍的主要角色,他比较专注,话也不多,但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脸上也少不了挂些小纸条,形象也不太雅。一般到了十点钟,老从会站起来,向这帮棋友、牌友下逐客令:“孩儿们,该你们滚蛋了﹗”于是,这帮“孩儿”一个个恋恋不舍地“滚”了。他们一走,我们就得打扫战场,战利品时常是一簸箕的烟蒂、果壳,还有一条条白色的小纸条,够丰厚的了。

    这栋楼里的人几乎都懂得一条真理:老从的物品是大家的,谁需要随时都可以拿。我们宿舍的门经常不上锁,这给随时需要老从的物品的人提供了方便。于是,老从隔三差五丢失东西成了一种常态。昨天丢了洗脸盆,今天丢了煤油炉,明天……反正几乎什么都会丢,甚至连他放在床底下的熊猫大曲也丢过。他不得不到一个个房间去找,找回来了,过几天又丢了,又得去找。老从的遭遇也波及到了我。要到食堂去吃饭了,饭盆找不到了,下雨天要出门了,伞不见了……老从说,这是有福同享。

    老从丢失的品,大多能失而复得,食品则有去无回,而且,有时失得很蹊跷。有一次,老从在回宿舍的路上,一个熟人给了他一个西瓜。他捧上楼,放进宿舍,返身上了趟厕所。谁知,才几分钟的时间,西瓜没有啦。他找了几个房间,毫无结果。只是过了几个小时,他在盥洗室,不经意间发现了几块西瓜皮。过了几天,我在一个房间里,跟几个工人闲聊,话语中提到了老从丢西瓜的事,竟引发了一阵大笑,而后,他们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老从的西瓜真甜。”

    还有一次,老从的几个老乡从老家给他带来了一箱鸡蛋。箱子较大,也很沉,得有一百来斤。我俩把它放在了阳台里。老从跟我说,这些鸡蛋够我们吃一阵子的了,我们得好好看着,别让那些兔崽子拿跑了。那一阵子,为了赶工程进度,老从特别忙,常常是白班连夜班连轴转,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宿舍,有时回来睡几个小时就走,根本就无法顾及那些鸡蛋。老从不回来,宿舍里冷清了许多。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到隔壁的宿舍串门,推门进去,一股扑鼻的葱油香味迎面而来,四个人蹲着围在煤油炉边,炉子上有一口铁锅,里面盛满被打碎的鸡蛋,几乎快要溢出锅边。由于煤油炉的火力不强,锅底下的鸡蛋烧焦了,上面的还是液体状。他们怕溢出来,不敢用铲子翻,只能用筷子,用羹勺在那里不停地搅。看着他们的样子,我有点好奇,就问:“你们在干什么?”他们回答我,在炒鸡蛋。我纳闷,一般炒鸡蛋,用鸡蛋最多不会超过十个,怎么要用那么多鸡蛋?此时,我怎么也不可能把这些鸡蛋和宿舍阳台里的鸡蛋联系起来。直到一个下午,我到公司里去开会,顺路回到宿舍,想把凉在窗外的衣服收了。在我走近阳台的瞬间,隔着窗玻璃,看见两只胳膊正从鸡蛋箱里往上提,渐渐露出的一双捧着鸡蛋的大手,向隔壁阳台慢慢缩去……我这才明白那锅鸡蛋的来历。此后我知道,这个楼面的大部分人,得益于隔壁阳台的通道,享用了老从的鸡蛋的美味。当老从想吃鸡蛋的时候,已经没多少了,他问怎们会少那么多,我说,给野猫子叼走了。老从无奈地直摇头,说了一句带有山东当地风味的话:“这帮兔崽子,没治了。”

    老从性格直率,但说话不冲,即使批评人,也比较婉转,似乎不是那种脾气坏、易发怒的人。不过,一旦发起脾气来也是够厉害的。有一天晚上,老从为了赶一份第二天要上交的报告,把那些牌友、棋友都拒之门外,坐在桌前,一边抽着烟,一边冥思苦想。突然,门被推开,一个中年妇女嚷嚷着闯了进来。她是我们队里一名老职工的家属,是来告状的,告队里的青年工人小张打了她的儿子,要求队里把小张找来,当着她的面作出处理。这名妇女情绪很激动,在陈述事情经过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似乎与别人吵架的架势。老从耐心地听完她的陈述,一边安慰她,一边让我去把小张找来。我找遍了整栋楼,没有找到。当我报告这个结果后,那个妇女对我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认为我在敷衍她。老从示意我再去找一遍。我挨个楼层,挨个房间找了一遍,结果还是与前一次一样。那个妇女像铁了心似的,一定要见小张,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要是找不他,我就不走了!”老从还是很平和地和她交谈,不光主动承担了教育不严的责任,还答应第二天上午解决这件事情,同时也劝她早点回去休息。这个妇女坐在那儿,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意思,嘴里还不停地大声嚷嚷着。闻讯赶来的其他队领导,也开始加入了做工作的行列,一口一个“大嫂”地劝说她早点回家。可她依然我行我素,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老从站了起来,开始在在床前不停地来回徒步,脸色铁青。突然,他停下脚步,把手中的烟头往地上狠狠一甩,收回的手在桌子上重重一拍,飞起一脚把刚才还坐过的椅子踢翻,大喝一声:“滚!”在场的人都被他举动惊得目瞪口呆。半晌,大家才緩过神来,赶紧把那个妇女连推带拉请出宿舍。

    还有一次,在井下巷道施工过程中,-137平面掘进到了红斑岩岩层,由于这种岩石遇水易溶化,一段时间内频繁地出现塌方情况,使得多名工人受伤。那几天,老从几乎不分白天黑夜在工地和医院间奔波,有时通宵不眠。有一天早上,由于昨天晚上出重大的工伤事故,上早班的工人,心有疑虑,都躺在矿井旁边的沙堆上,迟迟不下井。老从为了处理这起事故,一夜没合眼,当他赶到工地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把在班的施工队长、班长等召集到队部。那些人一个个蹲在地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呼呼地抽着喇叭烟。看到这种现状,老从顿时火冒三丈,猛地把搪瓷茶杯往桌子重重一击,非常严厉地高声喊道:“统统给我站起来!”那些干部们从没有见过老从这种架势,先是一愣,然后都乖乖地站了起来。老从用手指着他们,“看你们这副德性,出了点事就熊成这个样子。怕死吗?要死也得咱们干部先死。我先下去,如果我死了,你们就不用下去了,我不死,你们都得下!”说完,从墙上摘下安全帽,转身向井口走去。在老从的带领下,井下的生产立即得到了恢复。事后,我问他:“那天,你为什么那么凶?”他说:“我不凶,那些兔崽子们怎么敢下去?”

    老从是我的领导,更像我的兄长,他处处替我着想,时时关心着我。我们单位有一个传统或风尚,如果有家属来探亲,同一宿舍的人就会临时住到其他有空铺的宿舍去,人们戏称“打游击”。一次,我听说老从的爱人要来探亲,便着手作搬出去的准备。他知道后,马上劝住我,说他已经在附近农村借好了住房。我说人家都是住在宿舍里的,你何必借房子,增加一笔开支呢?他解释说:“你是南方人,跟其他北方人住在一起不习惯,再说,我不想让你天天‘打游击’、天天做‘流浪汉’。”他宁愿出租金,每天多走几里路,执拗地把他的家人安置到农村的土坯房里,以免造成我的不便。

    在那个年代,饥饿往往是人们的常有感觉。我们一般在下午四点半吃晚饭,到睡觉前,肚子就叽里咕噜地叫,又没有饼干之类的点心充饥,非常难受,只能硬忍着。有时,老从除了上白班外,晚上还要去加班。临走的时候,他常带点神秘的口吻嘱咐我:“今晚不要睡得太死,我会带好东西回来。”通常,到了十二点钟左右,我会被下班回来的老从叫醒。他会把饭盒递给我,里面有时是煮熟的地瓜,有时是玉米……总和当地这些庄稼的成熟季节有关。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上班路上必经的农田里搞来的,我也知道,曾经有人因为在那里扒了几个玉米被单位里处理过。因此,我在吞食这些东西的同时,也埋怨他不该担破坏工农关系的风险。他却满不在乎地跟我解释:“这些东西是兔崽子们顺便检来放在蒸笼里的,我是从蒸笼检来的,没我的事,也没你的事,吃饱了不饿才是真理。”

    一旦,老从有了在那时看来比较稀罕的食物,他总会千方百计地给我留一份。我们工作的地方,没有能常年蓄水的湖泊,故一年四季也吃不到鱼。我好吃鱼,看到鱼会垂涎三尺,眼睛发亮。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回宿舍,宿舍门却锁着。按照一般的规律,只要老从在,肯定不会锁门。由于我忘了带钥匙,只能抱着侥幸的心理轻轻敲门。居然,里面有人在问:“找谁?”可就是不马上开门。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次敲门,并大声地报出姓名时,门才打开。开门的是老从,里面一张横摆在老从床前的办公桌旁坐着队部的几个人,桌上放着几只瓷盆,里面的菜已所剩无几。他们在喝酒,而且大概也喝了一段时间了。见我进来,他们都很热情地招呼我到桌旁坐下。我正犹豫着想问老从干嘛锁着门时,他却打开抽屉,从里面端出一个瓷饭盆来,盆里装着一截红烧了的鱼的中段,上面还散着点点葱花。他告诉我,这鱼是他们几个从水库里搞来的,知道我喜欢吃鱼,特意为我留了一块,怕楼里那些工人们来“扫荡”、来“抢劫”,所以把门锁了。我在桌前坐下,看着桌上的菜盆,看着特意为我留下的一大块鱼,心里不知想说什么好。可他们却一个劲地劝我赶紧吃了。我实在无法拒绝这份真情。我一边吃着,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刻录着眼前的情景。

    老从也很关心我的私事。当地的青年结婚都比较早,那些刚进没几个月的十七八岁的新工人就会谈起对象。那天,我和老从在宿舍的阳台上乘凉,看着一对情侣在楼下经过,他突然问我,想找女朋友吗?没等接口,他一连报了几个女青年的名字,问我对她们印象如何?我说,我还没有这个打算,我只想出去读点书,以后再考虑这些问题。老从连连称对,并说,年轻人不应把精力过多放在谈情说爱上,应该乘年轻多学点本事,将来才会有出息。

   不久,我参加了高考,并被大学录取。当我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老从看时,他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直夸我真行,为队里争了光,还激动地在我胸前捶了一拳。在以后的几天里,老从一面督促木工师傅为我准备几个打包箱,一面张罗着为我举办个饯行宴会。

    老从为我举办的饯行宴会在一个晚上,在我们的宿舍进行,参加者都是队里的干部。那个时候,吃饭还不兴上饭馆,也没有现在那么多饭馆,参加者往往也是菜肴的制作者。他们从午后起就开始忙乎,有的在盥洗室洗菜,有的在墙角边一溜排开四五个煤油炉边炒菜……宿舍里本来空荡荡的,不知谁从哪里搬来个大圆台和一些高低不一的凳子、椅子,使就餐具备了最基本的硬件设施。当所有的菜都放上台面,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围着圆台坐下,意味着宴会可以开始了。老从首先站起来,举起酒杯,提议大家为我考上大学干杯。接着,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我敬酒。可能是高兴,不胜酒力的我,竟来者不拒,慢慢地有点头有点晕了。老从觉察到了什么,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示意我别喝高了,并招呼大家,多多吃菜,慢慢喝酒。当有人再向我敬酒的时候,老从在一旁替我挡驾,实在挡不住就替我喝了。大家越喝越敞开,越自由,也没有了主题,有的拉起了家常,有的划起了拳。乘着这个时机,老从把椅子朝我身边挪了挪,对我说:“你上大学,我们替你高兴,但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兄弟们,有空了,回来看看我们……”我紧紧握着老从的手,几乎丧失了表达能力,竟一时无法想出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感激之类的意思,只是频频地点头。我知道,我和这片土地,这里的人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我走多远,离开多久,那份眷恋的情愫将在我的心底久久珍藏。

    四十多年过去,老从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是那么地清晰。我时常回忆那些已经远去的日子,总是渴望再能听到老从哼的那段经典的《朝阳沟》中的曲调,也想再品味一下老从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兔崽子”的独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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