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已过花甲之年，可还在地里自己刨饭吃，当儿子的心里难受，觉得自己无能、没有尽到责任，很是惭愧。所以就尽可能多回几次家，帮他做些什么，可父亲还是劝说算了不要做，反正庄稼人的活做不完。就这样，慢慢的，我也习惯于回家后看着父亲干活，只在旁边陪他聊聊天，我说我工作上的事，他说庄稼收成和村子里的杂事。今年我在外边，没有回家的机会，山区里没有电话，父亲可能有点想我了。

父亲是三代单传，尽管他有三个姐姐。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生病，终身忙碌；有时生点小病，也不愿意吃药，一是没有钱，二是父亲说吃药反胃，三是父亲相信自己会好起来，四是父亲对生死很达观。可有一次，父亲自以为要离开人世，不吃药，说是没用，卧床养病一个多月，父亲自己等死等了一个月。我当时在一个山区学校教书，兄弟叫我回家时，看到的父亲已骨瘦如柴，可两个月前父亲还是个胖子，还在地里干重活。母亲流着泪抱怨他死活不去医院。晚上，在昏黑的灯光里，我问病情，他不详说，只是认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让我上炕坐到他的身边，眼睛直直的看着我，他的眼中已有泪水渗出，他说几个尚未成家的兄弟和你母亲就交给你，不要让兄弟打光棍，好坏也得给他们娶个媳妇，不能让母亲饿肚子。说完后，还是盯着我，我懂得他希望我郑重答应。我的泪水几乎流出，但我没有答应。我只想知道他的病情，期盼不是绝症。那时我已成人，我骂了父亲几句，果断的说，明天就去医院。开始他还固执，可看我的样子终于答应第二天去医院看看。

第二天去县医院、省医院检查，才发现父亲得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男科病，害得一家人和亲戚们忧愁了两个月，我苦笑不得。当听医生说这只是小病，手术后一星期即可痊愈出院恢复如常时，父亲立时变得高兴起来，情绪很好，饭量大增。本来我是准备要好好调侃他一下，可想想父亲认真的样子，就罢了。因为父亲和我们有时也开玩笑，主要是喝了酒的时候。出院后，父亲身体很好，也少有杂病，一直在做着繁重的农活。有一次，我们将砍倒的一棵树往家抬，三十多岁身体强壮的哥哥和二十多岁身体同样强壮的我，都没能抬起来，父亲骂了一句，自己抬到家中，这时父亲已是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了。我们兄弟两人垂手跟在后面。

小的时候父亲常常给我们讲他的故事，那些我们无法知道的过去。我的爷爷在父亲十几岁时就已谢世，所以父亲很小就承担起家务，幸亏有三个姐姐，他才得以读了两年书，可能是小学二、三年级的程度，放学后曾跟一个人学过打算盘，就这样当了生产队的干部，农民干部。那时父亲大约十七、八岁，正是五八年左右，饿死人的年代。父亲常常讲起他和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生产队麦地里麦穗的故事。一个深夜，他和另外一个人去偷，结果巡夜的人发现了，他们就跑，别人在追，父亲让年龄大的同伴先跑，他到另一个方向喊叫才得以脱身。当农民的不能吃自己种的麦子，为了几把麦穗，深夜在山沟里冒这大风险。可后来还得偷吃，父亲说，当时未偷吃的人差不多都死了，接着父亲按庄子上的庄廓顺序挨个计算当时饿死的人，似乎在为自己当年的偷吃行为找借口，实际上有这个必要吗。因为父亲是个干部，据说是食堂管理员，当时农村最好的职位，所以他也得去守食堂，那里是全大队人的生命维系所在。有一次，父亲一人抓住了一个胆敢来偷洋芋的人，父亲说可以捆起来交上去，但这样这个人就完了，挨打，批斗，也许最后死掉，所以父亲放了他。临走时，让他带了几个洋芋活命。那人现在还活着，父亲说了他的名字。可父亲说他并不总是这样好心，有一阵，上面派来一个下队干部，这人太认真，要把所有能吃的全交上去，父亲说，不赶走这个家伙，人怕要死光了。于是他和另外的几个商量好，不让他吃小锅饭，叫他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食堂，过了几天，这家伙终于忍不住饥饿走了。每说到这些，父亲很得意的笑了。因为他们这些村干部尽可能的打些埋伏，留一些食物给全大队老少。父亲说，他断断续续当了二十年的村干部，从没有欺负过人，尤其是社员们（现在叫村民），只有个别意见不合的干部。这一点，从父亲在全村的人缘和威信我就相信。

可当时当干部也有危险的时候，父亲说。有一个妇人，实在受不了饥饿，把自己死了的六、七岁的女儿吃了，别人发现时，只剩下一个小头，从灶火里掏出时，还有两个小辫子。消息传开，公安局来人，没有抓那个妇人，却把他们几个大队干部抓到县上，单独讯问谁见了，不知别人如何说，父亲回答没有见，也没有听说过，关起来审问了一个晚上放他回来；另一个人被判了刑，关了两年。我问为什么，他说社会主义里还能人吃人？我想他还是有点政治头脑。他说，当时开会时报产量，公社干部要他们往高里报，逼得没办法，就往高报，可风声稍微松一些时，他们就反悔，推翻原来的报告数字，反正上面来的干部也知道真情，就纵容他们。唉，当时的干部太难当，父亲说，哪象现在，算了，我喝一盅！如果是喝酒场合，父亲会喝一大杯酒，甚至两杯。

父亲喜欢喝酒，酒量很大，也喜欢猜拳，拳艺也高。酒后高兴时会和他的酒友们唱酒曲，那种很难听的自编自演的节目，没有一点艺术味道和价值，不过，他很高兴，有时妙语连珠，我们这些听众也会哈哈大笑。但有时候，尤其是他不顺心时，会借酒骂人，一肚子牢骚发泄个不罢，谁劝骂谁，连母亲也不例外。尽管我看出来，父亲还是很体贴母亲，那种北方农民男人的体贴。我长大后，还是很支持父亲喝点酒，谁没有不愉快的时候呢，发泄一下也好，只是别太过量伤了身体。可后来，父亲终于不能再喝酒，这是我做出的决定，因为父亲得了严重的胃溃疡。父亲还是比较听话，终于恋恋不舍、藕断丝连的告别酒坛。有时候偷着喝两次，尽可能不让我知道，以免挨骂，但有一次是在我的纵容下当着我的面喝醉了。

那是今年春节，母亲花甲大寿。晚上一家人都喝醉了，几个兄弟姐妹侄子侄女都开始唱歌、跳舞，直到半夜，连母亲也喝了，只有父亲一个人清醒，父亲悄悄对我说，你看，你们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在跳舞，跳这种城里人的什么交际舞，我不喝点能坐住吗，他想喝点，高兴。活了六十多岁，没见过。望着父亲祈求的面容，我点点头。父亲立时象个孩子，要我们给他敬酒，他喝了很多，差不多醉了，他又开始他那种较难听的演唱，一家人几乎折腾到天明。

其实，父亲还很能干。除了庄稼活，父亲还会很多的手艺。父亲是个裁缝，是附近几个大队最早的唯一能用缝纫机做衣服的人。记得小时候父亲白天干活，晚上在一个有灯罩的煤油灯下加工别人送来的衣服，尤其是冬季，父亲白天黑夜没有闲的时候，越是近年关，父亲晚上干活时间越迟，有时甚至到天明，我们常常在缝纫机的响声中睡着，醒来时父亲还在做，母亲在旁边帮忙或陪坐。父亲说起过他学裁缝的事，那时村里来了一个外地服装厂的工人，说是会做衣服，父亲就托人买来一架缝纫机，那人在我们家做了两个月的衣服后走了，父亲在旁边看了两个月后正式上机成为裁缝。我记得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父亲的手艺。这才得以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和他的两个外甥，而且还能让我们上学。父亲的手艺还很多，会做皮衣，以及很多农具，更主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木匠。当时的木匠都是要跟多年师傅，而父亲的木匠属于自学成才，他的木工手艺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一年四季里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几乎都在忙，往往是半夜回家，有时是喝醉的。来后要折腾大半夜，次日又早早离去。父亲最拿手的木工手艺是盖房子和做棺材。老人们说他做的棺材和房子一样大样。还有人临死时专门要儿子请父亲做棺材。即使是大年三十，父亲也不会推辞，不是为钱，而是为满足那些垂死老者的愿望和信任。可他自己并不信迷信，红白喜事不去请人算，而是自己算，说白了，就是凭感觉，自己认为行就行。看着别人家办丧事很隆重，父亲说其实人死如灯灭，办丧事只是给别人看的，只要活着的时候能享点福就不错了。可母亲去庙里烧香，他不反对，有时还支持，可他说跪的时间不要太长，佛爷们不知道，反把自己整坏了。他的支持只是当做业余锻炼或社交活动罢了。可有一次，我领他到一个较大的寺院，他没磕头，却也很虔诚上了点香钱。可见他对鬼神还是有点怀疑，敬而远之。

二十年前，我十五岁的时候，考取了县师范学校。当时没有去县城的车，父亲就拉了一架子车洋芋，准备送我去县城。半夜里我们摸黑赶路，到现在我都记得漫天的星斗和清新的空气，山村的夜晚很静也很清，似乎只有模糊的月亮，我在前面拿着手电筒带路，父亲和一个邻居叔叔赶着马车，刚出村口有一条小河，水很清，也很冷，没有桥，只能越水而过。河里有许多石头，我刚跨过，面对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山村在心底里做告别时，心不在焉没有照好电筒，马车拐上一个石头，车翻了，所有的东西包括一车洋芋和我的行李全掉入水中。父亲看我，似乎有责怪的意思，但他终于没有。由于我家的那匹老马也摔倒在河中无法起身，我们只好解下缰绳，把车上所有东西全从水中搬出，然后重新套上车，装好东西，才慢慢赶往县城。其实，在那一夜，我就想将来一定要让父亲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可直到现在，当我工作了十几年后仍然无法实现这个并不奢侈的愿望，我依然过着似乎居无定所的日子，父亲依然在遥远的小山村劳作。尽管父亲的日子很拮据，但他并未跟我要过钱，他知道我在努力的做些事，他很支持我的工作，虽然他并不太懂我的工作。但看着我的进步，他很高兴，觉得这比给钱让他欣慰。回家时，我们睡在一起，在寂静的山村夜晚，我们可以谈上大半夜。说到我现在仍然没有住房，父亲说家里有点钱拿去用，尽管他也知道两三千块钱对于一套城市住房实在是杯水车薪。我知道，那是他辛勤劳动后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在力所能及中，给他一些零用钱，希冀尽可能改善他的简单清贫的生活。

此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虽然不迟，可父亲肯定已经睡了，他是习惯于早睡早起的，明天还有许多事等他做。我想忙过了这一阵，我得去看看他了。

2003/4/23 于重庆歌乐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