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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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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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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新屋

孙犁在《故园的消失》里写到:“老家已经是空白,不再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标志着,父母一辈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生活志趣、生活意向的结束。”

我的老家也有旧宅旧屋,爷爷奶奶去世后,二十多年没人居住。就在老屋快要坍塌之时,我下定决心翻盖。我没有孙犁的洒脱,也参悟不透人生。我只想保留上辈人的一些生活情景和方式,哪怕仅仅是为了回忆,为了缅怀。我是想,老宅不在,家就不在;老家不存,就断了根。我们这一代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想没有家,不想断了根。

在拆掉老屋之前,我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留念。

老宅有北屋六间,东屋三间。另外的西屋和南棚子作为存放杂物和做饭的地方。北屋六间不是一次修建的,分两次建,各为三间,分别为1978年3月和1981年2月,日期写在房顶上的一根椽子上,是爷爷的毛笔字。也就是说,我打算翻盖新屋,是在老屋已有了40多年历史之后。

北屋原是红砖、蓝瓦、木格窗,两扇对开木门,内墙和断间墙用土坯垒成。东屋三间是蓝砖,平房,沙子灰顶,年代更久远。

西屋说是屋,其实是一间小屋和两间没有门窗的棚子。棚子三面有墙,一面敞口,放了七八个大缸,存放小麦和玉米。小屋没有人住,放一些不常用的家具和农具。南棚子盘了两个锅灶,还存放了一些柴火。爷爷奶奶在一个小锅灶做饭,我们用了一个稍大点的锅灶。

爷爷奶奶住堂屋的东边三间,我住在堂屋的西边三间,父母住在东屋三间。

除了房屋,院子里原有一棵槐树,两棵枣树。槐树和枣树都比我的年龄大。上到西屋房顶,能够着槐豆,够了槐豆煮着吃;上到南屋房顶,能够着枣儿吃,从青枣吃到红枣;上到临街的东屋房顶,能够着街上椿树的枝头,椿树不结能吃的东西,就够那个叫花还是果的“锈锈”。

后来,槐树没了,枣树剩下一棵,补栽了桃树和石榴树。

我问父亲,老宅是什么时候有的呢?父亲也不大清楚,说大概就是明末清初吧。我没见过老爷爷和老奶奶的面,在我的记忆中,爷爷、奶奶是这个宅院最老的人。

院子有四分多地,东西长19米多,南北宽约15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就在这不大不小的院子、不宽不窄的屋子里度着时光。我的生命在这里诞生,我在这里生活了32年。

这里留存了我最美好的记忆。在这里,看到了天,看到了云,看到了太阳和月亮;在这里,认识了风,认识了雨,认识了雪;在这里,听到了鸡叫、狗吠、猪的哼哼声;在这里,我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在这里,得到亲人的呵护和溺爱。三十二年的春节,我都是在老家的这个小院欢度。小鞭炮,红灯笼,花纸,贴春联,吃饺子,拜年,成了我对年的全部记忆。

西堂屋是我的婚房,当时布置简陋,没一件高档家具,但红喜字、红喜幛、红门帘、红窗花让小屋喜气洋洋、爱意浓浓。妻子是本村女子,没受过高等教育,但温柔漂亮,勤劳善良。我们的小屋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女儿、儿子相继降生后,让我有了初为人父的快乐。

这个小院,洒下过泪水,留下过悲伤。在蓝砖平房的东屋,母亲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时光。母亲患了不治之症,遭受着病魔的折磨,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满怀对人世的眷恋,对亲人的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正值中年,还没过过一天安逸的生活,我们做儿女的,没来得及尽一点点孝道。

爷爷、奶奶先后在东堂屋去世。爷爷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爷爷的死,让我觉得失去了全世界。爷爷和奶奶省俭一辈子,即使有钱,是村里第一个万元户,也从来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奶奶的生活是,每天吃着咸菜,熬着白菜,温着剩饭,穿着洗得发白了的衣服。他们的品德影响着父辈,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下一代。勤俭持家是我们的家风。

后来,我带着妻儿进了城,回家的次数便少了。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回来得更少。但是,一年之中总要回去几次。到家后,打开街门,打开屋门,洒扫庭院,让它有点家的气息。按照老家的习俗和说法,春节上坟是让逝去的先人回家过年。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有些迷惘,甚而痛苦:我的爷爷、奶奶,我的母亲到哪个家过年呢?是村里的这个老家还是跟着我回县城的家?老家没人居住,没有摆放供品,没有过年的气氛,没有香火,让他们怎么过年呢?如果说是去县城,我又担心他们去不去呢?那个家对于他们,是陌生的。

家里没有人住,便没有人气,房子就破旧得快。先是堂屋的一根檩条折了,后来几片瓦碎了,雨水从泥缝里钻进来,流到屋地上,成为泥浆;瓦碎了,慢慢就露出了天;因常年锁着门,关着窗,屋子里散发出潮湿的气味;土坯时间久了,就不断从墙上脱落下来;院子里的杂草多了,先是在墙根生长,后来长满半个院子,有的半腰高;枣树也长疯了,长出一团团的枝叶,而不再结枣;喂养的几只鸡不知飞到了谁家,再没有跑回来。

翻不翻修房屋呢?我一直犹豫着,犹豫了好几年。不翻修,房子就要塌了,家将成为一片废墟,家就不再是家。我家临着村里最宽的一条大街,四周都是新盖的二层小楼,这样的破烂不堪影响了村容。盖吧,谁回来住?我和妻子吗?至少现在还没这个打算。儿子吗?他是连想都不想的。因此,我迟迟下不了决心。

思量了再思量,还是决定翻修。理由是,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是祖辈灵魂栖息地,有祖辈的音容笑貌;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走向人生的起点;我在这里感受过人世间最伟大、最纯洁的感情;我要让子孙后代牢记,任何时候不能忘了家,断了根;我的年龄越来越大,终会有叶落归根的日子。

尽管,乡村再不会有诗人向往的田园景象,不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静美,乡野的风不再清爽怡人,乡情像飘飞的云烟渐渐淡薄。家就是家,这个永远不会变。

正月初八,几个表弟来家喝酒,我说起了盖房的事。他们说,如今盖房不像以前那样作难,只要把钱准备好,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他们告诉我,村里某某卖水泥,某某拉沙,某某拉土,某某卖钢筋,谁是盖房班的头儿,谁是装修的头儿,谁家有钩机,哪个人打夯,等等。说的这些人都是本村的。村太大,有我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表弟把他们的电话全告诉了我,说,想要啥物料,一个电话打过去,就送来了。

我在村里转了转,到卖水泥和钢筋的地方看了看,各有几个品牌、标号。我与盖房班的头儿,也就是掌尺的,定下了开工的日期。

老屋拆毁前几天,我选择了几件东西留下来:一个是爷爷使用过的算盘,一个是奶奶的纺车,还有一个是母亲用过的柜子。这些东西不会再使用,留下只是为了有个念想;看到它们,仿佛亲人还在,还和后人在一起。

院里的树全锯断、卖掉了,——说是卖掉,只给了20块钱。买树的说,我这是帮你收拾。那意思是没有倒贴他钱,我已沾了便宜。

老屋不用人工拆,用的是大型钩机。老屋轰然倒下那一刻,我心一惊,老家没了!

盖房,根本不像表弟们说的那样,压根不能当甩手掌柜,啥事都得操心,很多活儿都要亲自干。砖拉来了,你得用水浇透——我们叫做洇砖;打根基用的白灰要过筛子,旧砖要往外拣,水管要刨、要埋;打了房顶,要潲几遍水。还要借电缆、推车、放沙灰用的铁板或木板等。院子里埋下的全是推倒的旧砖,刨水管时,用铁锹挖不动,就用洋镐一下下凿,胳膊抡圆了,吭哧地叫喊,汗水哗啦啦流,嗓眼里泛出酸水。这些活儿倒是可以另找人干,但每一样都需要钱。闲着也是闲着,能省则省。再者说了,我是不会当甩手掌柜的,不会看着别人干活,自己悠闲在一旁。在我心里,那是大老板的形象。幸好,种过多年庄稼,手上长过老茧,身体虽不算硬棒,看上去还不像病秧子。

每天都有活儿,常常是早七点前从城里回来,待到傍晚收工,拾掇一番,已至九点才回到家。

连续干了十多天后,我过了一下秤,体重减了六斤。这十多天吃的可是比平日还多、还好。因回来得晚,很累,便不做饭,而是到门口的饭店吃一口:有时是油饼丸子汤,有时是大馅水饺,有时要上两三个菜,喝上一罐啤酒。但体重愣是减了下来,有人说是费了心劲。不管咋说吧,比任何减肥方法都见效。照照镜子,脸被晒得黑黑的,头发也有些焦黄,本来就丑,现在更不像个样子。

有一次到一个很雅致的快餐店吃饭,那里人多,我灰头土脸,与那里的环境很不般配。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把头深深地埋下去;见到熟人,招呼也不敢打;饭一吃完,一抹嘴,做贼似的开溜。后来遇到一个朋友,问我,有天晚上在饭店看到一个人,很像你,但又觉得不可能是你,观察了三次,还是不敢断定,到底是不是你呢?我反问,从哪里说,不可能是我呢?他不好意思地说,蓬头垢面的,脏不拉几的。我哈哈大笑。

村里的新房一座挨着一座,多是二层、三层小楼,还有是欧式的别墅造型。我估算着,小楼造价怎么着也得三十万元以上。看来,大多数村民手里有了钱,几十万元不再是天文数字。

这两年,在县城上班的干部,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就琢磨着在老家盖房。这些人多是五六十年代人,有怀旧情结,有对乡村的美好回忆,还有小时候玩伴的诱导。

我之所以下了决心,除了房屋破旧不能住人外,也是受了玩伴的蛊惑。他说,回来住吧,盖几间平房,花不了几个钱的,将来咱们一起到洺河钓鱼。我按他盖房的费用算,全部下来没有在北京买一平米的钱多。我找到掌尺的,他根据以往经验,说每平米五百元,就可以扫地出门。扫地出门的意思是建筑上的活全部做完。

下手没几天,就觉得不对头,五百不够,七百不够,七百五不够,八百还不够。哪一项都得超预算。比如说打房顶,预算中只有一万多,结果,花了两万。垒一块砖一毛四,便以为一万块砖就是一千四百元,那就错了,留出的门和窗都算数的,说这叫虚方实算。还有墙的拐角,要量上两遍,两遍都算数,都要加上。以前上梁要喝酒要管饭,现在的房就不用梁,但是你要多出几百块钱的费用。盖房的大工小工,不论男女,每天发一盒烟。用的搭板,要按总造价的百分之几出,盖厕所时抹池子要加几百。今年的砖、沙、土、水泥都涨价了,涨得你头发胀。还有容易忽略掉的,比如说穿线,怎么也想不到要两三千。

钱花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有些后悔了,知道这样,就不盖了!老婆也埋怨说,掌尺的是怎么计算的?都在糊弄我们吗?

工钱也涨了不少,就这,在家的民工要比在外地挣得少。我问他们一天大概多少?他们没有明说,但听那意思,大工将近二百,小工一天下来才一百多。他们十个小时才算一个工,期间除了喝水,就没有歇着的时候。他们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平均五十五岁以上,图个守家在地。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费力。天热,就光着脊梁,任汗水在脊背滚动。有时,他把脸伸进水缸,双手撩动着,撩得满脸水花,也不去擦一把。他说和他同龄的人都不如他的体格好。有个女的,五十来岁,推砖,推灰,一会儿也不停。她给我说,有个歌叫《农民不容易》,唱出了农民心声,听说你也爱写东西,写个《小工不容易》吧!

早年,农民种地不容易,特别是过五月割麦子,几乎要掉一层皮,可收入微薄,只够个温饱;现在都能挣钱了,干的却还是最费体力的活。我不由地感叹:农民不容易,农民工不容易!他们多挣个钱,我没半句怨言,心甘情愿地出。

说来着实可悲。人类历史上万年了,还是在为了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奋斗,还是为了吃、穿、住、行。一个人,一辈子,就为了有个房,有个安身的窝。不少人,为了一座房,辛苦一辈子,奋斗一辈子。

撇开筹划时间,从五月一日的拆旧房开始,到八月份基本竣工,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的时间啊!这时的太阳好大,大得晃眼。这是酷暑时节,多雨季节!我本以为两个月就能竣工,没想到三个月过去了,还有不少零碎活儿。不是工程大,盖得慢,是因为分工太细,做工的不是一班人,不是一包到底:垒墙的专门垒墙,打顶的专门打顶,抹墙的专门抹墙。今年盖房的多,哪一班人都不闲,需要预约,有的要等好多天。有时想赶紧点也不能。比如说打顶,浇注好后,要等半个月才能把支起的盒子板拆掉。这期间,你想抹墙都不能,什么活儿都不能干。再有就是人数少,垒墙时最多时才十来个,少的时候只有四五个。抹墙的人更少,三四个人,单这一项活儿,就得半个月。若是遇到下雨天,就得停工。

家里不能吃饭,饭后又得躺一会,每天便跑两趟。看了下里程表,这几个月的车,要比以前一年跑的还多。

心劲越来越小时,还是看到了希望,得到些满足:由最初根基的砌好,到墙体树立起来,再到上房顶,以及预备着的安门安窗,家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当主体工程完成后,我买了一挂两万头的鞭炮,噼噼啪啪响了好大一阵。我在这震天的响声中默默祈愿,一切安好!

新屋还是建在了原来的地基上,没有像别户人家盖二层楼,或者特别地宽敞;也没什么造型,瓦房变成了平顶,平顶上再搭了个坡,用的瓦叫大坡瓦;一切都简单化,尽量地与原貌相仿。西屋没有了,垒了墙头;南棚子没有了,只在西南角盖了很小的两间,一个是卫生间,一个是洗浴室。回不回来住,什么都得准备好。

我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树,一棵是核桃树,另一棵还是核桃树。我不想让两棵树还不一样的品种。我让它们有个伴。我不回来跟它们说话,它们自己说话。我计划好了,对着窗,栽一片竹子;影壁墙前,栽两棵葡萄树,葡萄的藤曼架在与东屋相连的上空;院子铺设一条弯曲的甬道,两旁全是绿草;留出一片相对大的地儿,种上最普通的白萝卜和红萝卜。萝卜在地下,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红色,露在地面上的,则是一样的绿。我喜欢那种绿,显得特有生机。

有一天,我站立在院中,抬头看天,观望四周,看到了朵朵白云在飘动,看到了片片红霞在燃烧,看到了挂满了枣儿的枝头在摇摆……这就是生活的图景啊!

房子盖好了,但是还没有住,装修也就按照最简单的来。白墙是要涂的,屋顶也要有个造型,还要安灯。这都是最起码的了。涂外墙时,以为还是用漆涂一遍就行,殊不知现在没人再那样;有了水包水、水包沙、真石漆涂料,看上去跟贴上瓷砖和大理石一样。既然这样好看,就选择了水包水。

装修完毕后,就计划买张床,买套沙发,哪天回来了,有坐的,有躺的。妻子说,先别慌,这二年又没打算回来住,停些日子再置备吧。我没说什么,就先空着。

即使还不能入住,我还是每星期都要回来。回来也没别的事,就在院子里来回走走。春天的阳光正好,我就坐在堂屋的台阶上晒太阳。太阳好暖啊,晒得身上干波波的。城里没有这样的天,没有这样的地儿。好多次就是为了晒太阳而回家。我还会叫上几个邻居,在院子里说会话,唠唠家常。

  有好几次,是心里烦闷时回来的,一到了家,心情豁然开朗。想了好久才明白,这就是家的“魅力”。回到老家,回到最初的生活地方,你什么都能看得透、想得开。

带儿子和儿媳回来了,让他们认识一下新家;带孙女和孙子回来了,让他们知道这里还有个家。

本家兄弟结婚时,把招待宾朋的酒席安置在了我家。好红火啊,满院子的人,满院子的道喜声。我的新家满是喜气。

  种下的核桃树结果了,两棵小树结了八十多个核桃。核桃的品种好,皮特别薄。晒好后,我算了算,每天吃一个,差不多就吃到了春节。

盖东屋的时候,设计的是门市,将来往外出租。后来想,回老家就是图个清净,还是别租了吧。

去年雨水大,下的大雨和暴雨多,我担心水道眼堵塞,院子里的水流不出去,就打电话让邻居看看。邻居说,下雨时看了,水道口的流水很急,没事的。下雪了,怕东屋的平房上有积雪,就开车回来扫雪。邻居对我说,现在没人扫雪,冻不坏房顶的。

到了春节,我买了两只红灯笼挂在了大门口,还写了副长长的春联。影壁墙、天爷台和窗户上,贴上了大大的“福”。家虽没人住,也是个家,是个新家,该有的都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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