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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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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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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前,我参加高考

一晃,42年过去了。

42年前,我参加了高考。如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高考,注定在人生轨迹中留下烙印。

时至今日,我的梦境中常常出现高考时的情形——或是忘记带准考证了,或是迟到了几分钟,或是半路要上厕所。说来,都是窘境。

我是1980年参加高考的,7月份的7、8、9三天;我报考的是文科,共有六门,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和英语。当时大中专一张卷,根据所考分数,确定上大专还是中专。那时候,我们这里极个别能考上本科的,专科就是最大的梦想了。

那是刚入伏、雨水开始多、溽热难捱的几天。

高考前三天,学校放假了,让考生放松一下心情。

我不再理会所有的学习资料,也不再想、不再做任何的试题。我从家走出来,走过村边的大桥,顺着东河堤,一直往南走。我们村的地在多在村南,在洺河两岸,最远距离村子七八里。我在河堤上或急急或缓缓地走着。

河堤路没有一棵树,视野极为开阔。玉米地,高粱地,大豆地,红薯地,这些大田作物长着浓郁的绿叶,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下得河堤,又在田间漫无目的地走。见有浇地的,垄沟里流淌着清凉的水;我捧起水,洗把脸,再喝几口,好爽的感觉。在垄沟旁,有两行槿陈(萱草),黄色的小花和嫩瓣,鲜艳亮眼。我摘了一把,握在手中,非要闻出味来。还找到一棵大树,大树荫翳遍地。我薅了几把草,铺垫在地上,仰躺在树下,看天,看云,看摇摆的树枝。此刻,青草的味道沁人心脾,身心顿时植入原野,随风轻轻地悠荡……

高考那三天,我住在叔叔所在工厂的宿舍里,这里离考点很近,只有三十多米。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家长接送,或在门口等待,每个考生都是“独来独往”。

高考头天傍晚,刮了阵风,下了场小雨;雨很小,像是在地上潲了一下水,但觉得很凉爽。晚上,工厂里很静,偶有知了在树上鸣叫。我早早地睡了,什么也没想。

记得考语文时,作文题是《画蛋》,根据提供的材料写议论文。画蛋者是达·芬奇,画了很多次蛋才画得像。故事给人的启示是熟能生巧。数学题多不会,填空和选择题全是瞎蒙,计算题也用文字去解。我们都是文科生,班里数学成绩好的少,模拟考试时,得0分和1分的不稀罕。政治题答得比较好,所有题都答出来了,也觉得对;地理更好,这多亏了地理老师每天让画图,把所有内容都在地图上标出。英语当时只是参考分,忘记考了多少。历史题答得一般般。

考完后,估了下分,觉得在300分以上,应该能被录取。

等分的日子里,我哪里也没去,没有下地干活,也没有找以前的伙伴玩,一个人一直窝在家里。生产队的工分不值钱,我又身单力薄,便不想投工;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有的已经结婚,有的已经生子,我与他们没了共同语言。幸好,爷爷常从大队部给我拿《人民日报》让我看;父亲从邯郸带回《人民文学》《儿童文学》几本杂志;我又从新华书店买了老舍的《骆驼祥子》。每天,我与书相伴,与文字耳语。

不读书的时候,就在院子里转悠,就在房上乘凉。院子里有枣树、有槐树:我是先吃青枣,后吃红枣,然后吃“黑紫老壳”;槐树结了好多槐豆,我常常摘下几枝,煮着吃。

“要不就下地吧,”有一天,母亲跟我说,“老在家也不是回事啊!邻家大伯说你,怎么就不下地干活儿呢?”

“不去,不想去!”我头也不抬,眼睛仍盯着书。

母亲的声音怯怯的:“那万一考不上呢?”

“能考上!”我的回答非常坚定。

有一天,爷爷把我叫到屋里,悄悄地问:“你跟我说个实话,到底有没有把握?”

面对爷爷,我的自信少了几分,但还是点了点头。

爷爷宽慰我:“没事的,考上考不上都有碗饭吃。你要复读就复读,不复读了就找个活儿干。”

“考不上我复习。”

成绩下来了,那年满分500分,我考了272分。其中数学最低,16分;地理最高,72分;以为政治题做得最好,结果只有58分。我对照标准答案,至少应该85分,但当时不能查分,也就作罢。其实,我也不想查了——中专录取分数线是270分,能录取就行。

我填报了三个志愿:第一个是邯郸地区财贸学校,第二个是武安师范学校,第三个是曲周师范学校。武安和曲周都属于邯郸地区。结果,被大名师范学校录取了。大名也属于邯郸地区。

大名师范很有名,是1923年创立的,最早叫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是谢台臣。有多个省部级干部从这里毕业。

有个街坊,听说我考上了师范,有些不放心地问:你那么不爱吭声,能当老师吗?我说,到时候就爱说话了。

他说的是实情,认识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爱说话,性格内向。

可别小看中等师范学校,当时全县每年考上的大中专生不过三四十人,大专多是邯郸师范专科学校,中专最好的就是邯郸财贸学校。最近,我翻看了县一中的校史资料,1980年,全县考上专科4名,中专30名。当时招生数量极少,与后来的扩招情况大不相同。放到现在,我们都是重本,都是211、985和双一流大学呢。

尽管考上的是师范,是中专,村里人一律称我是大学生,那是那个年代无上光荣的称呼。人们用羡慕的眼光看我,把我看得高了又高。那一年,我们村几十名考生中,就我一人考上,感觉无比自豪。我走在大街上,听着人们的议论,沾沾自喜。他们说我考上大学了,将来就能上班,就是公家人。媒婆给我介绍的对象,都是本村和邻村最好看的姑娘,有一个跟影星沈丹萍很像。我说我现在不谈,等上班了再说。

待到体检时,我才知道了我的体重:那年我18虚岁,个头一般,体重是40公斤。如今,我想象不出当时的形象。只记得有个亲戚这样描述:留着长发,噘着小嘴,眼窝凹陷,又黄又瘦,看上去像个鬼。

鬼不鬼不知道,谁也没见过鬼,我想应该像个叫花子。那时,生活条件差,吃的窝头,就的咸菜,喝的稀汤,人是普遍地瘦,瘦才正常。

体检时遇到了麻烦,医生说我是色盲。我说我红色绿色黄色分得清啊,怎么能是色盲?他指着一张图,问上边有什么动物?我一看,密密麻麻,各种颜色都有,看不到有啥动物,就猜了一下,说是绵羊。医生笑了,说是两只鸭子。最后,好说歹说,给填了个“色弱”。

等待入学与等待成绩的日子同样漫长,但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有几次我和人们一起下地干活了,锄草,间苗,打花杈。爷爷心疼我,让我干半天,歇半天。后来,我到大队开的小饭店帮工,那里能炸馃子,煮面条,还卖烧鸡。我主要负责拉风箱,呱嗒,呱嗒,拉了半个多月。

虽说是在大名上学,直线距离180里,但当时交通不便,没有直通的车,需要经过邯郸,再倒车到大名。算下来,也是三百里地呢。

到了邯郸,我来到本家奶奶家。她打了水煎包,让我吃得满嘴流油。奶奶说,你毕业后就是干部身份了。我不解,毕业后当老师,怎么能算干部呢?不过,心里是热烘烘的,奶奶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相信她说的话不会错。

干部,干部,心中充满了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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