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日记

父亲把几本不同颜色做封皮的日记递给我，让我有时间看看，说上面记载着的大事和他的部分经历，于我并不知情。我承认，我对父亲了解得不多，在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中，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六年；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也不善言谈;他不说，我不问，即便是父子，也相知甚少。

一

那本绿色封皮的日记本里，记载了他的军旅生涯。

父亲是工程兵，当兵走的那天，心中是兴奋的，激动的。农村孩子向往大军营的生活，向往红五星和绿军装，向往一种全新的环境和体验。

火车开到石家庄的元氏县，鲜花如海，欢呼如潮；然后一声哨响，站好队，齐步走，来到了一个叫东尖庄的村庄。好了，这里就是你们的驻地，这里就是你们的军营。首长安排着，让他们住进了一户户农家小院。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个个目瞪口呆：这就是部队？这就是军营？这就是未来的生活地？他们的番号可是北京军区某部啊！

没过多长时间，他们来到了昌黎，执行爆破任务，将山石炸碎，作为建筑材料。昌黎的山并不陡峭，攀登起来也难。上山没有路，只能踩着能放脚的地沿儿；山上枝桠交错，荆棘丛生，只能弯腰侧身行走。鞋磨破了，军大衣挂破了。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风依然尖利，他们感到了阵阵寒意；炸飞的石子翻腾起滚滚狼烟，每个人的身上又都落满灰色的粉末。

到了晚上，他们睡在昌黎二中的教室里。教室里没有床，只能席地而卧；一个教室里挤着三十多个人。一个北风呼啸的晚上，风把窗户掀开了，窗扇咣当过来，又咣当过去，窗玻璃碰得粉碎，他们却浑然不觉。实在是太累了，累得鼾声四起。到了后半夜，天空飘起雪花，雪花拧着劲、打着旋进来，再落到被子上。三十多名战士，没有一个人醒来。只是温度骤降，本能地将被子蒙住头，身子蜷缩成了个团儿。每个人的被子上都覆盖了一层雪，被罩由草绿变成了雪白……

父亲常常对着灰色的山、灰色的天发呆，他想念家乡，思念亲人，甚而后悔不该来当兵。

后悔只是一闪念，父亲没忘记当兵的职责，他在撑着，他给自己加油鼓劲。他们来到北京的通县、大兴，来到天津的蓟县；他们在河北的三河扎营，又在山西的繁峙安家。在父亲的日记本上，我看到了一串串陌生的地名：段甲岭，张家湾，梁各庄，姚辛庄，马头，长凌营……

他们是流动的军营，他们是山旮旯的兵。

兵一当就是六年。在部队的六年，面对的是沉默的大山，无际的田野，低矮的房舍，袅袅的炊烟；耳边回响的是，山石的崩裂，机器的轰鸣，以及农家的狗吠和鸡鸣。

当兵六年，父亲六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多次见到周总理。这样的荣誉，父亲一生感到荣耀。

二

在一本蓝色封皮的日记里，我读到了父亲当装卸工的劳苦。

父亲复员后，来到邯郸北货场工作，当装卸工。北货场虽在市区，与在部队时的环境不一样，但面对的依然不是高楼，不是商场，不是公园，不是城市的繁华。闪过的是一列列冒着浓烟、鸣着长笛、从远方来、到远方去的火车，面对的是堆积如山、永远装卸不完的货物。那个时候，叉车不多，多凭人力装卸，要由他们的肩膀装卸。

父亲最难忘的是一次卸大盐。六个人，六车，每车60吨，六个小时卸完。六，一个多么吉祥的数字，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压力和劳累。他们做了分工，四个人在车上，两个人在车下，倒替着干。车上的人将大盐包抬起，喊个一二三，递到车下人的肩膀上。其实，哪是用肩膀扛啊，二百斤的盐包肩膀上搁都搁不住的，都是用脊背来“驮”的。盐包刚一落到脊背，身子就猛地往下一沉；重力压在脊背的下部，只能反转胳膊，用手往上托举；手死死地抠住麻袋的两个角，手指插进去，在盐疙瘩里找支撑点。脊梁压弯了，喉腔里发出呼噜声；手指憋得通红，指甲都要劈了。每一步，都是那样的吃力，能把地面踩个坑。汗珠挂满了脸，汗水打湿了衣服，湿了的衣服被风又吹干，吹干了的衣服上泛出板结的碱花。

还有，卸化肥的时候，气味呛人，呛得眼睛睁不开，呛得鼻涕流下来；喷嚏是接连着打，打得通透，眼泪鼻涕哗哗流；手上沾了化肥，抹到哪儿，哪儿就痒。一天下来，肩膀上发红，脊背上发红，头晕眼黑，浑身发软。

装卸工的工作，和当兵的时间一样，一干，又是六年。

父亲是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工人队伍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算得上文化人。也算是人尽其才吧，就被调到北货场人事室工作，成为技术定额员。期间，父亲参加了铁道部的统一考试，因成绩优良，被定为助理经济师职称。父亲还在铁道科学院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在石家庄分局组织的论文比赛中，获过二等奖。我就想啊，当过六年工程兵和六年装卸工的父亲，不仅有一双粗粝的手，一副宽阔、坚实的肩膀，还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一定的文字功底。

三

父亲的另一本日记，是红色封皮，其中部分纸张皱巴，字迹模糊，那是被泪水打湿、浸泡过了的。

1984年冬，母亲病了，开始以为是淋巴结核，治疗半年仍不见好，父亲便带着母亲到市医院检查，后又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确诊为淋巴癌中晚期。天塌下来了，父亲的头要炸裂了。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敢相信厄运突然降临；这令他猝不及防。当着母亲的面，他显得很平静；一离开，就满眼泪花，流淌不止。

母亲住院后，父亲一步不离开，他珍惜眼前的分分秒秒。父亲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每一天的治疗过程，还有他每天的心情。在从省城回家的公共汽车上，他买了一份报纸，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字就是“死”，那是文章标题中的一个字。父亲是唯物论者，但还是打了个寒噤。为了瞒住病情，父亲把每个药瓶上的“说明”都抠掉，然后粘上白胶布，再用圆珠笔写上治疗淋巴结核的药名。后来，母亲得知是绝症后，对父亲说，三个孩子我都给你养大了，虽然都还没有成家，但有你在，我不再为他们担忧；苦的是你，你要照顾好自己。母亲还说，公婆已经年老，正需要我去伺候他们，可是，我再没有了机会，也只能靠你了。

父亲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望着母亲蜡黄的脸，他心如刀绞。

母亲病逝后，父亲沉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面对黄土堆积的坟头，和坟前那棵柔弱的小树，他一遍遍地叫着她的名字，他不相信四十二岁的生命就掩埋在这里。他悲叹苍天冷漠，黄土无情。

在父亲的日记里，有多首怀念母亲的诗，虽说最多算上打油诗，但我知道，那是父亲最真挚的感情，那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心的诉说。

每年的清明节，父亲都要回来，在母亲的坟前默默站立一会儿。有一年不能回来，给我写信说，一定要拿着录放机，在母亲的坟前放几个豫剧段子。他说，你母亲生前最爱听豫剧，你挑选几首她喜欢的。

母亲去世后，我的两个妹妹先后出嫁。没有娘在，没有娘的操持和送行，婚礼缺少应有的喜庆。小妹出嫁那天，北风摇晃着干枯的树枝，就要出门走时，父亲从屋里掂出一条红围脖，裹在了妹妹的头上。车一走，父亲回到屋，关上门，痛哭流涕。

四

父亲的另一个日记本上，只写了一半的页码；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他不再写日记了。这几本日记，让我更直观更立体地了解了父亲。父亲是个能吃苦、咽得下苦的人。除此，我对父亲的印象是这样的：

父亲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这点，从他的日记上就可得到佐证：不单记着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都写得清清楚楚，大事这样，小事也不例外。父亲在给我妹妹办理城市户口时，先后到有关部门跑了十几次，他把经过了哪些机关，经过了谁，扣了哪些印章，交了哪些费用，一一记录下来。

父亲又是个特别节俭的人。父亲在市里工作，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在老家居住。邯郸到鸡泽，120华里，父亲每次回来，总是骑着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他从没有坐过公共汽车，不舍得花那一块六毛钱。父亲的自行车一骑就是十几年，保养得如新买的一样。我听母亲说过，父亲每月的粮票中，有细粮和粗粮，他总是把细粮换成粗粮，把多出的粮票换成粮食，然后捎到家，让我们多些口粮。我还记得，在我上师范的时候，想买两袋点心带回去，我买的是袋装的，父亲埋怨说，买散装的就行，用草纸包起来一样，能省几毛是几毛。

父亲没有任何的癖好。他从来没抽过一根烟，没有喝过一杯酒，没有打过一次牌。究竟什么原因，我无从知道。不管是什么牌子的烟酒，不管在什么场合，父亲从没有一点点的欲望。无论当兵还是装卸工，父亲的生活都是寂寞和清苦的，如果能抽烟，能喝酒，既可解忧愁，又能驱疲劳。母亲逝去对他打击大，喝一场大酒，痛哭几场，也能减轻痛苦。可是，他为什么不呢？

父亲不善言谈，不喜交往。父亲的嘴多少有些笨拙，从没有发表过长篇大论，总是三言两语就把话说完。父亲没有至交，即使过去的战友，常来往的也就三两个。父亲的人生信条好像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父亲不希望我像他一样不善言谈，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就是让我爱说话、多交朋友。

父亲脾气有些执拗。在我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我没日没夜地读书，读哲学，读文学，读历史。有一天晚上，我在看长篇小说，父亲与我对面坐下，先是一句不吭，待我合上书本后，父亲说，以后不要看小说了。我问为什么，父亲说，这些书对你将来的工作和生活没什么用处，相反，会学坏的。我不听，第二天照样接着看。父亲愤怒了，上前就把书夺走了。其实，我的文学爱好还是父亲培养起来的，《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都是父亲让我认识并喜欢上的。我弄不明白，父亲怎么就产生了看小说会变坏的观念呢？许多年后，我的长篇小说出版，我寄给父亲一本，没几天，父亲打过来电话说，你的书我看了，还真不错呢。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