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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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与出世
湖北 雪雁鸣
入世
古话说，入世做事，出世做人，说是这么说，但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出世不一定尽是归隐当隐士，古代那些出家之人，他不一定出世了，那时的出家，除了对佛学有着远大追求之外，一般的出家都是愤恨而出家，悲观而出家，避难而出家，寄生而出家。那些出世之人，大都是看尽了人间繁华色，看尽了明争暗斗事，力不从心，或力有余也不愿从心了。他们抽身而出，远离尘嚣，静处一隅，修身明德，洒脱而清苦地度过一生。
出世与入世，是相对而向，出世不易，入世也很难，出世要真性情，是精神上的脱俗；入世要真道义，是肉体上的求存。那些精神上脱俗的人，在物质上大都活得清苦，那些求肉体生存的人，在精神上大都活得痛苦。入世太不容易，尽是与风沙斗，与小人斗，也与精锐斗。那些一味地求存而入世的人，注定是一种低端的入世，他们求同化异，只是为了保全自己。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里，那些入世之人，幸亏还有一点积极进取的态度，这算是入事的中端，他们进入世俗的社会，通过自己的努力，首先就是十年寒窗，进京赶考，取得功名，那些被考取之人，说明还是有较强的功力，有着为黎明服务的基本功能，虽说他们有一部分人的初衷是为了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如果没有立下基业，只是尸位素餐，那也只是获得了一个朝廷的铁饭碗，没有建功立业，只是考取了一个文凭，在祖宗堂上，只是一块匾额而已。我从那些人流传下来的宗谱里，看到的是荣耀，很少看到为官一任的功业，高到状元、榜眼、探花，低到会魁、会元、解元，名号是有了，大到光宗耀祖，小到光耀门庭，红本本是有了，然而在各自的舞台上，做了多少有益于黎明百姓的事，叫得出名的，也就家喻户晓的那些人，如苏堤白堤都江堰，他们千古留名，不光是文采好，为官一任的业绩，也让他们这些闪烁在历史天空上的星星更加明亮。
在海晏河清的时代里，这些入世的人，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总能实现，他们风华正茂，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好君王，平台就会越来越宽。所说的“文景之治”也好，“康乾盛世”也好，光有贤臣也是不够的，光有明君也是不够的，但他们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明君诞生贤臣，贤臣辅佐明君，相得益彰，君臣同心，就有了繁盛的天下，就会国泰民安。他们的那种召唤力，像春风一样吹遍神州的每一个角落，《诗经》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说是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帝王的，每一个在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属于帝王的臣民，俗称子民。格局是这样铺开了，礼义是这样确定了，但是，君王一旦昏庸，必遭世人刀枪，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也不属于你帝王了，你的臣民已不在属于你的名下了。君王爱民如子，虽是浪漫主义的说法，但能做到亲民富国，那些入世的人就会只争朝夕，尽力而为，他们入世为国，竭力为民，也是值得的，他们付出的功力如中流砥柱，他们抒发的情怀如陌上花开，他们是盛世的一员，他们无怨无悔，他们或能千古流芳，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而在黑暗的世道里，那些入世者，都是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颗报国情怀，远大的理想与寸寸实践相结合，面对恶势力他们挺身而出，刚正不阿，从不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虽然不能力挽狂澜，但能做到克勤克俭。他们在披荆斩棘的路上，看着那远去的出世人士的影子，他们没有嘲笑，但他们绝不走那条不归路，他们虽不共鸣于孔子藐视隐士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尊重隐士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想林泉长啸，只想金戈铁马，不想鼾声如雷，只想殚精竭力。这是儒家的力量，他们都是儒家的门生，有着儒家入世的情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就极力推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正统，虽为帝王所用，也能普化众生，为黎民谋取了利益，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怀着入世的情怀为国捐躯，为民解悬。那些被“株连九族”的人，有的确实是做了忤逆之事，最大的是谋反，做出了祸国殃民的事，也有的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利益触犯了龙鳞，遭受了那样的惨剧，这是对那些入世精神的最大打击。历史上的“株连九族”用已经够惨不忍睹了，而明朝的文人雅士、朝廷大臣方孝孺创造了一个“株连十族”的典故，即加上学生一族。朱棣想借用方孝孺的威信来收揽人心，要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但方孝孺却写下“燕贼篡位”，朱棣见他宁死不屈，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斥责说：“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朱棣大肆搜捕方孝孺的门生凑成十族。至于那些历史上的大臣因谏获祸的那是不计其数。
入世之道，难过其艰，如果想干一番事业，则是难上加难。古代如此，现世何尝不是？
出世
我喜欢“竹林七贤”，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王戎、山涛、向秀、嵇康、阮籍、阮咸、刘伶这个小群体当中，有两位阮氏，阮家还有“竹林遗风”的门楼，让我更是情有独钟。
在那个时代，逃离现实，不问世事，用酒精麻醉自己，躲进竹林，鼓盆高歌，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为什么要逃离现实、麻醉自己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堪，有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封建割据，文人学士面对这一状况是无可奈何的，但他们肩起了文化构建的责任，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传达，文学开始觉醒了，文人的个性开始了，文人由儒而玄，崇尚之风渐渐变易，《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这门幽远深奥的学问在这个文人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归隐之仕当中渐渐铺陈。
有人说，出世不用麻醉自己，出世之后是很潇洒的，姜太公、陶渊明、王羲之、郑板桥、李白、杜甫等都是超脱人世的，但他们的出世，在形态上是自由的，而内心也是痛苦的。姜太公的出世是痛恨纣王的暴行，但他还是心系黎民的，他在渭水河边甘愿成为一钓翁，他的心不在鱼，而在天下，而在等待明主的到来，他的理想实现了，文王的到来，使他终于意气风发，报国有了时机。
隐逸之宗的陶渊明，虽说是不想为“五斗米折腰”，但他还有更深的苦衷，是迫不得而为之，但这并不削减他的归隐形象。他在朝中由于正直不阿，导致那些恶人三番五次想迫害他。还是走吧，现实太残酷，官场太险恶，既然不容我，那我就远离抱负，把折腰的机会让给他们吧，让我的“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的气概化着泥土长出香逸的菊花，伴我看南山的悠闲。
李白既有入世的情怀，也有出世的洒脱，他的入世是艰难的，朝廷也不是好呆的，处处有芒刺，还是仗剑江湖吧，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明了他的志向：“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他壮志难酬，远离宫阙，诗酒终生。古代文人，诸多都有一身傲骨，既追求利禄，也鄙视利碌，说追求，是想在利禄之中为国出力；说鄙视，是食朝廷利禄的过程中，见到了太多的黑暗贪腐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终于在时局当中参透了人生，归隐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不是想成为隐逸的高士，但在漫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修炼成了高士，是山水的灵性滋润了他，按现在的说法，他们是最接地气的文人学士，是直接与林泉为邻的世外高人。他们想厚德载物，他们想风骨飘逸，他们想旷达于世，他们想宁静致远，他们想达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气度。
流传甚广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但更能显现归隐神态的更是归隐山林的隐士，那种隐于朝的高官，只是为自己找了一个下台阶的路，只是把自己当着高人一等的隐士，标榜自己是高人，他们在朝廷食丰厚的俸禄，而居官无为，不谋其政，却自我标榜“大隐隐于朝”，而实际上多有蛀虫。他们是欺世盗名的诈隐，是素餐尸位的“朝隐”，实际就是在食朝廷俸禄中继续玩弄权术，他们永远成不了避世高遁的名士。
像屈原、杜甫，他们狂放不羁的豪气，在残酷的现实中难以冲开，他们追求精神的永恒，他们抱着“君子固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因为他们守着理想不肯向现实屈服，可他们的理想没有“入世”，他们的肉体又不能“出世”，这才是他们这类古代读书人最大的悲哀和痛苦。
由“入世做事、出世做人”的规则，再次想到了“竹林七贤”。在他们这七人当中，也不都是贤者，山涛热衷权位，王戎逐渐爱钱，这就不是纯粹的隐士了。刘伶、阮咸终日醉酒而不省人事，就不是清醒的隐士，而是用酒麻醉自己，是一个现实的逃避者。
有家国情怀的名士如王导、谢安等人，用儒家的积极济世者稀疏零落，大都是趋势拜金、放纵游逸之辈，他们要么是用酒精麻醉自己，要么是用权势利欲麻醉自己。
增广贤文所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正是那些持着悲观思想的隐士出世的理由，在琴筑声中，在碰杯之时，似乎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写到这里，我忽而想到，古代有不少归隐的官员，现代的人不满现实的太多，但有几人辞官不做、抛弃尊位厚禄而归隐乡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