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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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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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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请客名单

(《知世录》零柒貮)

湖北   雪雁鸣


天地之间,宇宙之内,上下弥合,纵横交错。古今神交,必有无数奇骏;昼夜叩问,定出万千俊彦。我好想与他们交臂旷古,言握凡仙,同饮八方,一醉尘埃。他不知我我知他,他能知我不由我。同为尘缘,不分高矮,荤素结合,举箸皆尝。十客齐堂,必是我主,能有宾至,我愿抱壶。简帖既云,何忧不至,既定人数,必定言衷。

我邀请的宾客是这十个人:

第一位客人:庄子

面对庄子,我躬下身子,双手举杯,隆重的敬他一杯,必定是满满的一杯。我喝干,你随意。

我说庄子是人世间最早最大的文人,文学的文,文化人的人。人类再没有谁有庄子的寓言早,也没有谁有他的文章短,短不是错,电报短不?一言千钧,一言千军,一言遣军。报告长不?赘言万矢,聒落耳朵屎。情书太长,油腻惹呕;述职太长,听着听着不觉起了鸡皮疙瘩,疙瘩之后是瞌睡。悼词长不?尽是颂句;报道长不,多数虚言。

唯有庄子,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管你痛不痛。寓言,可以是诗歌,可以是散文,可以是小品,可以是短文,更可以是小说小小说。他的寓言,胜过百万长篇;他的故事,尽在杯盏间。我总是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算账,一是一,二是二,也不是三下五除二,它重在寓意,重在启迪,重在暗示,重在猜谜,重在情感,重在责任,重在没有答案,重在若有若无,重在猜不透。无此,就是臭屁打蛋汤,看不得更喝不得,一看闻起臭,一喝药翻天。这个“九重”,是否能好好掂量。

庄子的放浪形骸,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白,是他苦痛情感的展露,他用隐晦的语言告诉人们,世界是那么的真实,也是那么的虚假,如果你用真实面对虚假,虽说你略胜一筹,如不谨慎,你就被假象包围,也有可能被假象同化。人是个易碎的品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易化,就有孟母三迁。如果你用虚假面对真实,也许你被捅破,也许你被吸纳,也许你被拜为师长。因为你代表了世界的一面。

庄子为什么学道?因为他想超越,因为他想离地三尺,看尘世变化怎样,人类的苦难不是他承受得了的,也不是他解决得了的。怎么办?逃跑吧,说逃跑,多难听,说逃遁,还文雅。

可以说,没有谁比庄子更痛苦,也没有谁比庄子更快乐。他的痛苦来自关注,他的快乐来自超脱。

我不在乎他的那些“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先秦七子,也不在乎他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不在乎他创立了哲学学派庄学,至于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我也不用多考虑。我只在乎他自己,在乎他这个人。与他交友,一些程序都是多余的,只在一杯酒。我在乎他的出语惊人,他提出的“内圣外王”的想法,我一直赞成,不用举手,也不用投票。他的意思是,每一个人的内心应该具有圣人的才德,有了这个厚实的基础,才能对外施行王道。否则就是一纸空文,也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都没有才德,装腔作势的强调别人,威信何在?风纪何存?

他的作品基本都短小,但能具有“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的精髓,这样的功能,天下有几?除了古希腊的奴隶伊索所作的《伊索寓言》,还有谁能比肩?庄子是贵族,伊索是奴隶,两相比照,各有千秋。庄子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也就是逃遁;伊索注重人性的表达。庄子更多的是写人,伊索更多是的写动物。庄子明说,伊索暗说。但说穿了,都是在说人,说动物干嘛?它们又不懂语言文字,只是借它说事而已,说人说多了,可能会引起误会,引起仇隙,说动物,你就随我说。我说动物,你也喜欢对号入座吗?那你就是动物啦?承认不?他们二人的高明,都是明摆着的。

庄子反对“人为”,反对等级,主张万物平等,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这些最符合我的内心,尽管与现世很不合拍,但我仍然推崇。面对现实,哪有平等?哪处不是“人为”?他所追求的“至德之世”,你做梦去。以德治国是文明之举,以法治国是法纪之纲,这是人类的最高追求!

第二位客人:司马迁

古代没有哪一个文人有司马迁那样的悲情。

文革时期的那伙文人就不说了,再怎么百般摧残,还不至于阉割。真是感谢上苍手下留了情。

邓拓自缢,老舍投湖,严凤英自杀,傅雷朱梅馥夫妻自缢,翦伯赞戴淑宛夫妻双双自杀,上官云珠不堪侮辱跳楼自杀,吴晗狱中自杀。每次有人自杀,那些吃瓜群众都拍手称快。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群众的眼睛是瞎的。那些操纵者心是亮的,眼睛也是亮的,为什么是亮的?因为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事,如果不亮哪做得出?既然是亮的,为什么又做得出?因为灵魂瞎了。而群众从心到眼睛都是瞎的,为什么是瞎的?因为相隔的距离太远,因为受的蒙骗太多,因为永远不知道真相。但那些操纵者都很谦虚,说那些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特务都是人民揪出来的,功劳都属于人民。

真不忍心就把司马迁请出来就开始说他,所以就说些当代的苦难文人的遭遇来做一些陪衬。他们都是文人,一是在古代,一是在当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是最危险的职业,或是最危险的角色。司马迁就是在特殊的时候走向了命运的悬崖。实际上,司马迁是个胆小慎微的人,只是忍不住的还小心翼翼的轻声轻气的断断续续的说了几句公道话。

司马迁的头衔也是一大堆,历史上的名人特别是文人几乎都有一堆头衔,司马迁的头衔是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最民间最通俗的头衔是:太史公。鲁迅的评价更是高而有韵: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木心的评价是:文学中的史学,史学中的文学。他的代表作《史记》被列为“四史”之首,班固的《汉书》,与宋范晔《后汉书》称为“前三史”,加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合称为“四史”。还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一部二十六史,《史记》是龙头,说司马迁是“太史公”那是再贴切不过的。

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得很高雅,绝唱,则是再无其它史书能胜过它,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离骚是有韵律的,而史记没有韵律,但特别有韵味。从技术上讲没有韵味,从行文上看韵味十足。司马迁用写诗的手法来写历史,开辟了传记文学的先河,与屈原的《离骚》有着同样高级别的地位。如果想看历史,就看史记去;如果想读文学,也看史记去。所以说,史记是可以当历史来读,也是可以当文学来读的。一部书具备了两种功能,可见伟大,可见绝唱,可见离骚,可见司马迁和他的史记都到了家。

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很深,祖先就是周朝的太史,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时就有大夫的爵位,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少年时期就随父亲进京长安,拜孔子十一代孙、武帝时期谏大夫孔安国为师,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到齐鲁拜谒过孔子,到汨罗江凭吊过屈原,后入朝为官,三十八岁时接过父亲的史笔,正式做了太史令。父亲临终前,要他继承遗志,把父亲的理想和计划接过来,准备一一去实现,可不多久,大祸临头,缘起“李陵事件”。

李陵是西汉时期名将,飞将军李广的长孙。李广的先祖就是秦朝名将李信,李广在平时沉默寡言,但威信很足,深得人心,司马迁评价其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与主帅李广利分兵出击后,自己戴五千精兵前进,遇到匈奴单于率领的八万骑兵,连战八天八夜,战败被围,为了士兵的生命着想,便投降了匈奴。武帝闻信大怒,文武百官都骂李陵贪生怕死。

武帝问司马迁怎么看待此事,司马迁说:李陵一贯以来孝顺母亲,爱护兵卒,多年来都是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报效国家,实有国士之风,他一时战败投降,我认为是诈降,以图后计。李陵仅五千兵卒,杀敌数万,而李广利有几万军士却少有战功。现在臣子们都来攻击李陵,我感到很痛心!武帝毕竟是皇帝,哪能听得此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说情,说情也就罢了,还妄议李广利没有战功,这还了得?李广利可是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和宠臣李延年的长兄,是皇子刘髆的舅舅,司马迁说他没什么战功,这也太不“审时度势”了。武帝大怒之下,就处以司马迁为死罪。汉武帝也算是一世英明了,但在这一点上,我很看不起汉武帝。

我估计,如果司马迁只为李陵辩护而不言及李广利无功,估计也不会惹得汉武帝龙颜大怒,也就不会对司马迁施以死罪。其实,在处以死罪之前,司马迁有两个选择,一是花钱买命,二是受宫刑。司马迁要完成父亲的记录历史的遗命,绝不能死,但他哪有钱买命呢,多少钱呢,三十万钱,要得司马迁十年的薪水,到了司马迁为官之时,家道早已中落,属于贫困的上班族,加上他就是一个史官,不会有人贿赂他,凭他的个性,就是贿赂,他也不会要。由于他就这个虚职的官,身边也就没有大老板围着他,落到了这个地步,曾经的亲友都离他远远的了,那还敢与他接触?更不会有人解囊相助。司马迁已经回天无力,只好选择了宫刑,这个对于男人来说极大的侮辱,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讽刺的是,李广利后来也投降了匈奴,因他出征匈奴前与丞相刘屈氂密谋,推立李夫人之子刘髆为太子,事发后,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投降匈奴,其家族灭。可悲的是,李广利投降匈奴后,被单于杀掉。在匈奴,李广利可没有李陵的运气好,单于敬佩李陵的为人,便把自己的女儿花艳公主许配给了李陵。

其实,李陵被司马迁说中了,确实是诈降,在匈奴期间,算是闲居,他没有为匈奴献出任何计策,也没为匈奴练过一兵一卒,但单于仍是喜欢他,但听说武帝把他全家都杀害了,他就只好死心塌地的归降于匈奴了。

为了完成心中的大业,宁可忍受宫刑,这是何等的勇气和气魄?这要身体和心灵遭受巨大的折磨,谁人能承受得了。可见汉武帝的残忍。

他的气概,历代帝王和名人都有过极高极好的评价。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项羽,少有韧性的反抗——伍子胥,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李陵,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司马迁。

我最欣赏的是著名作家张承志对李陵的评价: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了司马迁,可否有《史记》?或是有“史记”,能否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三位客人:嵇康

嵇康的到来,我满满的敬他一杯。

我一直认为,嵇康,太纯粹了。

太纯则不变,太粹则不染。那些所说的什么“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友”,只是圆滑的处事哲学罢了,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鼓励或者怂恿人们学圆滑,学变通,学纵横,学避风。

嵇康才不呢。许多时候,他旁若无人,自顾埋头打铁,自顾埋头谈琴。除了竹林深处那伙人,便与世上没什么交集。他是个与天地对话的人,是个仰望苍穹的人,是个俯瞰尘埃的人。除此之外,许多人、许多事,他不愿撞见,也不愿耳闻。他当然知道,世上的人很多,能走入他内心的人很少,他也难以走进别人的心,因为他不愿,因为他不屑,因为他不顾,因为他不舍。

后世给他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称号,他都不一定认可,这些称号,因多而熟,也因多而俗。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俊雅,伟岸容色,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奇才旷远,豪迈不群,看见他的人就说:哇,真是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莫说是女人喜欢男人的潇洒,就是同性也同样喜欢。他崇拜隐者达士,向往出世修身,有人看见他在山中采药出现,还以为他是仙人。历史上同期之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有对嵇康这么高的估计很少,同为竹林中人的山涛评价他的为人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醉酒时: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天哪,这评价简直是太高了,让人敬仰不已。

嵇康精通书法、绘画,也特别通晓音律,尤爱弹琴,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和”,合应天地的音乐是最高的境界。他认为音乐本身没有感情,是人赋予了感情。这与文学家木心的看法是一样的,木心也是认为音乐本身无感情,是人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音乐的身上,寄托在那些乐器里,借音乐发挥,成为人的感情的载体。是啊,作为物,是没知觉的,也就没有感情,也就是草木无情人有情,一张纸、一碗墨、一支笔、一把琴有什么感情?通过人的操作,这些物件就活了起来,就会唱,就会弹,就会有大韵之声,小韵之音。这一点,嵇康做得最完美了。他的《琴赋》《声无哀乐论》,他的《风入松》《孤馆遇神》,都是他的感情之作,无不完备万分。他的音乐也好,诗歌也好,都是追求高蹈独立、厌弃功名,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成为了“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的内心充满着激情,但他从不喜愠露色,作为那一群人的精神领袖,所有的规则他都做到了,把这个小小的群体经营得很好,但他自己却犯了大忌,即是“营内而忘外”,没有搞好外交,没有研究纵横之术,而走向了命运的绝响。一曲《广陵散》,伴着他走向了夕阳的尽头。

他虽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不屑于司马氏集团合作,骨子里有一股正义感和反抗性,抨击虚伪礼法,藐视附炎趋势,被钟会陷害,最后被司马昭所杀。隐士孙登曾对他说:你性情刚烈而才气俊杰,怎能免除灾祸啊?”果然如此啊,难道性格真的是命运吗?难道想有一个好前途就必须要有一个与他人同流的性格吗?难道性格独立的人就不能有一个好的命运吗?难道就不能得到宽容吗?难道就不能让他独立于世发挥自己的特长吗?

第四位客人:陶渊明

你身边有人辞官不做吗?就是有,巨大多数也不是主动的,很有可能另有隐情。

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他为什么在官场混不下去?尽管他辞职了,但他是个在官场混不下去的好人。他带有浪漫主义气质,他喜欢跳喜欢唱,为什么这种性格就不适合在官场,因为许多官员都道貌岸然,表面上一脸严肃。在官场多年,他始终保持一种良知。陈行甲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看过的所有小说、电影、电视剧,都没有我经历的精彩,演都演不出来,我不愿意描述他们坏成什么样子,这些人是真坏。陈行甲在任县委书记期间,将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巴东县87名干部和老板送进了监狱,包括当地的县长和副县长。可见此处原先是多么腐败透顶,可见多少人对他是多么的恨之入骨。

今天的官场容不下陈行甲这类人,晋朝的官场能容得下陶渊明这类人吗?

他的头衔也是来之凶猛,扎实惊人,也是令人羡慕不已:杰出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陶渊明从小就有公仆情结,想将来做一个好官,时运对他还是挺青睐的,二十岁便开始了游宦生涯。二十九岁时,他出任江州祭酒,相当于教育厅厅长,属于要职,握有重权。这个职位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创设的,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独具慧眼,看中了陶渊明的才华,就提携陶渊明当了这个官。可这么好的官职,他干了不久后就辞职回家了,因为在这个显要的位置上时常疲于周旋,简直不堪重负,一些人、一些事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又不会装,在官场上不会装那怎么行呢,喜形于色是不行的,当然对上可以满脸笑容,对下可以黑脸如锅。

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也不去,习惯了在家闲居。东晋将领、权臣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在建康建立桓楚,自己当上了皇帝,诏令陶渊明入都做官,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多少人梦寐以求,他拗不过桓玄的盛情,只好入都。他这个人真是挺好玩的,在京城不到半年时间,就感觉呆不下去了,他还是忘不了他的田园生活,还是忘不了他的东篱之下那丛丛菊花。一年之后母亲去世,机会来了,便有足够的理由回家守孝三年,期满后,他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当时的镇军将军、后为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幕僚,他知道刘裕的为人和志向,就想为国家出力,一展宏图。可他在官场里,仍是见不得一些人事,还是眷念田园,他的情绪在官场和田园之间辗转了十多年,但他还是彻底看透了幕府和官场。大官不想当,就去当一个县令吧,去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于是,他上任了彭泽县令,这是最后的官宦生涯,他只做了四个月的县令,写完《归去来兮辞》后,就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

在田园生活中,他更是接近于农民生活。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田园生活的诗文。众所周知,他已经归隐田园,可朝廷还是诏征他去做官,可见他的人格魅力,江州刺史王弘、始安太守颜延之、南朝宋开国元勋檀道济,都登门拜访请他去做官,他都婉言谢绝了。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为了坚守清节,没有向现实屈服,“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了千古佳话。

再说辞官不做,我一想到就想笑。还辞官不做呢,要有多少人削尖脑袋也要搞个官做。是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还是为自己的利益出发?这个不好定论。当然,想做官不是坏事,但在官职上尽职尽责的人能有多少?真正做了公仆的人又有多少?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就是主人的奴仆,是主人的随从,是听主人使唤的,是不能骑在主人的头上吆喝的,而观看现实,完全是颠倒了。

第五位客人:李白

如果有人问:世上有一首什么诗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三岁小孩都能成颂,这首诗就是——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作者当然是李白。

多少年多少代,叫小孩读诗背诗,几乎都是从这首《静夜思》开始的。《静夜思》在中国的普及率,就像那首美国的《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无数人做生日,都会唱这首歌。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白还不算数,还要太白,从色素上讲,白就白,没有太白,他字太白,则是另有含义,那是要做一个太白至洁的人,或是他信奉道教,因而崇拜道教神仙中知名度最高的神太白金星,或是认为他就是太白金星下凡,是玉皇大帝贬谪的仙人,根据天庭规律,下凡的仙人大都是被贬谪下凡的,没有几个是奖赏下凡的。又是太白、又是青莲、又是谪仙人,这些头衔太高洁了。当然,“谪仙人”是贺知章叫出口的。李白到长安后,拜见著名诗人、礼部侍郎贺知章,贺一见李白,简直是惊呆了,再看他诗歌,连连赞叹:你简直就是个仙人下凡。贺知章十分欣赏并推重李白品格高迈、才华冠世,高超飘逸,不拘世俗,超然物外。因他发明了“谪仙人”这个词语,后人夸赞那些品性高尚、才华横溢的人时,就说:你真是个谪仙人啊!

李白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游历交友,并且喜剑术,有侠客之心,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这就很难得了,受了这多人的影响,也就是说,他能吸纳得了这多人的思想。传说他诗作很多就是在醉酒时写的,于是民间就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美称。他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最高。李白善于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李白的词赋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个定位也是极高的,说一个诗人一个文人一个作家的作品地位“极为崇高”,这种评价是极少的。他的《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作品,创造了古代浪漫主义文学、高峰歌行体和七绝达到后人难及的高度。这个定位也是惊人的,“超不过”就是永远的高度,“超过了”就是略逊一筹了,地位就是旋降,这就像吉尼斯纪录和奥运比赛,谁超过了,谁就是这个行当的老大。

有的人是少年天子,而李白是少年天才。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传说他的祖先是李建成或李元吉。

十八岁开始就隐居读书,二十四岁就离开父母踏上了远游的途程。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途中定有诸多不便,甚至还有危险,人为的危险和兽为的危险,人为即是匪徒之类,兽为即是途中会遇到野兽的袭击。李白家道富裕,出外远游时,身上肯定带了不少盘缠,这对一个远游的人来说,就多了一份不安全,他虽有剑术,我认为不会是大侠那种武艺超群的剑术,估计就是一个剑术爱好者。但他选择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选择了“诗和远方”。这个“诗和远方”用在李白的身上,真是太确切不过了。

“诗和远方”是一种理想生活,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朝迎旭日,暮归夕阳,可以松竹掩身,可以清泉作酒。这句话来源于由高晓松作词,许巍演唱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早在唐代的李白已经做到了,而且做得那么好,那么美,那么令人遐想。他游踪甚广,一路结识了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高适。

李白既有盖世诗才,也有建功报国的情怀,其实他一生都想做官,但就是没做到什么官。但他那豪放不拘、傲视万物的性格又怎能当了官当得好官?他那么天真直率、豪放不羁、倜傥不群又怎么容得了人或能被人所容?他要高力士为他脱靴就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措,如果致仕,绝无好事。作为一个浪漫的诗人,他就不应该乱投幕府,投入永王李璘幕府,参与了李璘谋反是他错误的选择,也是他一生的污点,正因为如此,就造成了他的“三种死”,一是醉死,二是病死,三是醉时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无论哪一种死,都与他的流放夜郎有关,因为参与谋反作乱,被流氓到夜郎,后肃宗即位,特赦了他,命运的曙光刚刚露脸,他就结束了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我最情愿他是第三种死法,一个诗人这样死去,也是一种浪漫和传奇。

李白啊,你死得太冤了,也死得太早了!

第六位客人:柳永

总忘不了柳永的那句自嘲的话:我是“奉旨填词”。

他说这话时,我能理解他内心的苦痛。

他原名叫三变,而不是什么字什么号,也就是柳三变,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他的出身也是官宦世家,少时也刻苦学习,多次进京赶考,但屡试不中,于是横下心来一心填词。他一生想做官,但总难遂心愿,到了暮年才及第,当过七品县令,最高当过从六品州判官和屯田员外郎,只是虚职一个。

宋词是宋代盛行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是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芬芳绚丽、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又与唐诗并称双绝,在这三种文学体裁中居中峰立,灿发出无限的光芒。由于柳永的出现,他便对宋词来个全面革新,将汉赋的手法移植于词,又充分运用俚词俗语,这在赋体创造和格律诗中是不会这么做的,可见他的大胆和别具一格,既是革新,就是要大胆,他的行为和贡献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永的祖父柳崇当过县丞,父亲柳宜当过南唐监察御史和北宋县令,后以赞善大夫调往扬州,柳永随往,便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劝学文》,这一年,他才十多岁,算是少年老成,名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就出于此,也由此可见柳永对高等生活的追求,也就离不开物质与女色。几年后,他父亲升迁至国子博士,由于思母心切,但自己又走不开,就叫弟弟带着柳永一起回家探母。在老家期间,他开始写词,写下了平生第一首《巫山一段云》,歌颂家乡风景武夷山,有“九班麟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等佳句,此中有“飘飘凌云之意”,表达了他积极向上的之情。

经过勤学苦钻,羽翼渐渐丰满,十八岁时计划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由钱塘入杭州,可他过于迷恋湖光山色和都市的繁华,便滞留杭州不想走了,一心进出烟花柳巷,沉醉于听歌买笑,快乐逍遥,浪漫无边。他的命运在繁华的杭州城打了一个大转折,说穿了就是沉溺于酒色之中了。他作《望海潮·东南形胜》献给知州孙何,孙何是识货之人,大加赞赏,一时广为传颂,柳永的第一炮就在这里打响了。这几年,他在苏州扬州一带打转,心不在追求光明,而是纸醉金迷,在他看来是过上了一段美好的放浪生活,期间结识了不少风尘中的美貌才女,他为她们写词谱曲,不要报酬,只讨得一杯酒一夜欢。

他玩遍了杭州、苏州、扬州,不知是哪一天,他又想起了功名,便与那些楼堂馆所的才女们一一作别,来到了京城汴京,也就是开封,除了与歌女厮磨之外,写了不少凌云辞赋,歌颂帝都的繁华和世界和平。他踌躇满志,准备应试,可他的应试文章逃不脱他的辞藻浮糜的风格,受到宋真宗赵恒的严厉谴责,这也难怪,宋真宗是一位对国家治理有方,实行反腐倡廉、励精图治的皇帝,就是他把北宋推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有“咸平之治”的美誉,他当然不喜欢那些充满靡靡之音的作品,柳永落第自在理中。他愤慨之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词中有: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词一出,为他的仕途埋下了凶险的一笔,词作传到宫中,皇帝看到后很恼火。

柳永再次应试,考官被他的才华折服了,便录取了他,但到皇帝圈点放榜时,看到柳永的名字,这皇帝还真是有记性,就一下子想到了那首《鹤冲天》,就御笔一批:且去浅斟低吟,何要浮名?”又把他的名字勾掉了。皇帝的笔可通天入地,可救人可杀人,就是他的那一支御笔,葬送了他的前程,这柳永也算是乐观,在各个场合说到“我是奉旨填词。”,这自然是自嘲,也是调侃,语调之中也免不了一丝悲凉。从此的柳永终日流连于歌馆妓楼,出没于瓦肆勾栏,沉醉于丝竹管弦,抱怀于香玉娉婷,倾听于夕阳箫鼓,挥毫于亭台楼阁,迷茫于街头巷尾,徜徉于柳岸堤边,他的文学才华与歌女共舞,他的艺术天赋与清音共鸣。他的词作和音律征服了许多人,成为了北宋的流行歌曲,达到了“凡有井水处皆唱柳词”的最高艺术境界。

宋朝词人很多,只有柳永别具一格,多少词人是清高孤傲,伤春悲秋,只有他最出名与青楼女子打成一片,儒家学派的词人不免有进青楼的,大都是遮遮掩掩,只有柳永就干脆吃在青楼,住在青楼,当然,如果光是白吃白喝,恐怕也呆不了多久,但他有高超的手艺,为青楼填词谱曲让歌女们演唱,还不要报酬,天下就是有这样的好事,自然会深得她们的爱戴,老鸨自是求之不得余心常爱,在这种环境中,柳永的生存是幸福的,他是真性情、真风流,真意气,那些青楼女子无比追捧他。

可叹的是,柳永病逝,身无分文,还是青楼女子凑钱埋葬了他,每年清明时节,歌女们纷纷来到柳永的坟前点香烧纸,寄托思念之情,也真是有情有义,非常难得,令人钦佩!

柳永的词涉及到市民阶层男女之间的感情、都市生活和市井风光、羁旅行役离别情怀,他丰富了词调,雅俗并存,就连后世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受了柳永的影响,他与迟他出生一百零二年的李清照成为了宋词婉约派的首席代表人物。

第七位客人:苏轼

一位豪放不羁,坦诚磊落的先生向我们走来了----他就是苏轼。

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低层文化群体当中,苏轼的名字比较陌生,更多是的知道苏东坡,尤其是湖北一带,因苏东坡这个名字就是在湖北黄冈诞生的。

苏轼在政治上一直不得志,可在文学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赋、诗、词、文、骈体、绘画、书法、几乎无一不精。他的散文可谓是气势磅礴又自然流畅,波澜迭出又变化无穷,情景智趣熔于一炉,赋有极强的感染力。他的诗洒脱豪放,格调清晰,自成一体,韵味无穷。他的词状景写人,抒情言事,清晰豪迈,慷慨激昂,开创了豪放词派,晚唐五代以来绮丽柔靡之风被他一扫而光。词的范围也被他扩大了,从狭小的儿女情长到广漠的大千世界,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唱彻寰宇。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圈内,他的前头也只有屈原、李白、杜甫能与他媲美了。 “一代文章之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集多种写作途径,多种文艺风格,可谓是全才,整个宋朝恐怕就只有他了。我感到无比感慨的是,他是个悲剧的人物,那悲壮的一生源于官场上激烈的政治斗争,身陷官宦的漩涡,却不追逐风波、随波逐流,而是义无反顾、不改其操,不逃避、不颓靡,排羁放达,乐观豪放,他那大江东去的豪迈气质造就了一生的独立人格和旷放个性,他的为文和为人深深影响了宋朝以后中国文人的文化性灵和精神操守。我们为之叹服,为之鞠躬。

苏轼二十岁这年,怀着风水际会的豪情入京赴试,便一举成名中进士,第三年参试礼部,阅卷者为欧阳修,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读罢文论,甚是惊奇: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欧阳修阅后,深感苏轼推崇儒术仁政治理天下,很有立意,便定他为第二名。礼部试后是殿试,考官是梅圣俞,主考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深受欧阳修、韩琦、富弼等欣赏。特别是欧阳修,他对梅圣俞说:吾当让此人出一头地。

苏轼仕途的坎坷是在王安石任宰相开始的。

王安石向朝廷大声疾呼改革,推崇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均税等新法,这些措施遭到苏轼的议论。苏轼认为设立制置三司条例是侵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权力,免役法是加重市民与农民的负担,青苗法只不过是放债取利,利在朝廷,而害在百姓,均输法是朝廷与商贾争利,很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苏轼的议论得到许多士大夫的赞同,王安石开始拿他出气了,改任苏轼到官告院任职,这是一个闲职,事情不多,他便沉醉文学,在这段期间,黄庭坚这位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得到了他的赏识。苏轼在官告院的第三年,新法开始实施,这时王安石又迈开了一步,想废除科举兴建学校,忧国忧民的苏轼便上书神宗说,得出人才的方法在于识人,识人的方法在于从实际的工作中考察,不在于改变科举方法。神宗觉得苏轼的提法有理,这召见了他,有了这个好机会,他更是真言不惧,说神宗求治太急,进用新人太快,疏于考察人的品德,应该冷静沉着,对事情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苏轼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时政,新党对此非常嫉妒,便调任到开封府任推官之职,此职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审判长,只是一个小官而已。对于苏轼是大材小用。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实施的新法,向皇帝上万言书,论及新法害民之多,并结合历史事例,指出轻举妄革的灾难。

他任湖州时,文兴大发,写了“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人攻击苏轼怨谤神宗,把他逮捕入御史台狱,造成 “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抓进大牢,准备定个死罪。宋神宗赵顼这时不知开了哪一窍,他有些不大相信先生写了几句诗真的会有那样大的罪,于是他几次派人暗中探察苏轼的动静,结果苏轼不是睡得鼾声如雷,就是面目慈祥轻吟古人诗篇。赵顼这一下子明白了,苏学士没有多大问题,否则他怎么这样无所谓呢?死罪免了,就贬谪到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受世人崇拜的名字便诞生了。他筑室于东坡,自号 “东坡居士”,并亲自垦种十亩土地以养家自给。他是一个团练副使,职责是招集地方壮丁进行军事训练,担当乡土的防卫。苏轼可能不愿住进官邸,而是筑室而居图一方清静,也不要那几斗米来俸禄,而是自耕自食,耕种期间接近了贫苦大众,写出了许多同情百姓疾苦的诗篇。正是在黄州,他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写出了有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

在黄州一呆数年,一纸调令调知河南汝州,途经金陵时,他去拜访了曾是政敌却是文友的王安石,两人政见不同,但共有一颗忧国爱民之心,二人久别重逢,热泪潸然,从某个角度讲,苏轼遭贬,王安石为他埋下了一定的根须,这苏轼也是知道的,王安石也是知道的,可他不计前嫌还是登门探访,这需要何等的大度?

神宗之后,哲宗赵煦登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与旧党连在一起的,重权在握的她便任命旧党首领司马光为宰相,并废除了新法,司马光上台,便升任苏轼为翰林学士,此职是皇帝身边的专职官员,别称内相,此职颇有特殊的意义,虽不列入正官,但又十分荣耀,相当于总理助理,它是进入显职的跳板。一身正直的苏轼,在私人感情上是肯定感激司马光的,但在政见上颇有争执,司马光要全盘端掉新法,苏轼则认为新法也有些可取之处,多次与司马光面争,坚持新法不可尽改。“元佑更化”也就是“元佑党争”,这是一场内部大拼斗,司马光还是尽废了王安石的新法,将新党一个个排出,旧党中程颐的洛党,苏轼的蜀党和刘挚的朔党也有较大的磨擦,一直拼争到元佑八年哲宗重行新法后才终止。苏轼再次被排挤出朝,贬任杭州。一任就是三年,在杭州,他主持治理了茅山、盐桥两运河,疏浚了能灌溉农田千顷的西湖,并把西湖挖出的淤泥,堆筑成横贯西湖南北的堤坝,后人为纪念他,便美其名曰“苏堤”。一提苏堤,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成为西湖十足的景观。接着从英州、惠州,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儋耳,就是今天的海南岛的儋县。宋徽宗赵佶继位后,苏轼遇赦了。当地老百姓听说苏轼遇赦;喜出望外,可又舍不得他离去。就是这样一位遭贬官,与海岛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建造了一座“东坡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苏轼在北归途中,选择了江苏宜兴为归宿之地,他虽获得朝廷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赦令,但他是一个多次贬谪的犯官,宜兴的官绅可不敢挨近这位犯官,说不定以后还会惹出什么事端来。老先生花了五百缗钱买了一座宅第,后来知道卖主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才被迫卖房的,老先生便将房屋退给了卖主,而不要卖主退钱,算是无偿的资助了这位贫苦的老人,我不知今人有几个能做到。老先生带领儿子苏迈、苏迢、苏过等人离开了宜兴,再选择常州栖息。他本想去河南颖昌弟弟苏澈家居住,何况已多次来信邀请他到他家养老,可老先生考虑到这对在官的苏澈不利,因为赵佶重用了蔡京,政治的空气开始笼罩旧党,年已垂暮,由于政治原因还不能与亲人团聚,其情何苦,其情可哀,其情可堪啊!

在常州,老先生只住四十三天就仙逝了,终年六十三岁。一代文星殒落,当时的文坛大为失色。苏轼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员,实属罕见。他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在文学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人生对他的锤炼,是苍天对他的补偿吗?

如果说李白的诗很多是从自己出发,抒发个人情怀,柳永的词许多是男女私情,那么苏轼的词很多是代表了家国情怀。

但苏轼的一生是在不断贬谪中度过的,是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第八位客人:李清照

李清照是一位旷世才女,非常奇特也非常难得,但她也是一位愤青,她是宋朝词人第一位批评家,她骂遍了宋朝词坛,鄙薄了许多词人,多少词人的作品都入不了她的慧眼,就连柳永苏轼都不在她的眼界之上,都在她的鄙夷之列,被她说得一文不值。这位“千古第一才女”为什么那么刻薄那么张扬那么狂傲?

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在古代是罕见的才女,书、画、金石都是行家里手,诗词水平更是高超,和一百年前的柳永一起是“婉约派”的代表,她的词在宋代文坛独步一时,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她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是文学家,家里书多,父亲一生正气,为官清廉,因而家里清贫,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就照顾他兼任一个职务,他为了保持操守,就坚决不接受,后官至礼部员外郎。母亲是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孙女,文学修养也很高,有她在父母的熏陶下,渐渐就有了厚实的文学基础。

她的词风有个分水岭,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爱情生活和大自然的风花雪月都从她笔端流淌,可谓芳馨飘逸、敏锐纤细;后期多写悲戚身世,怀乡忆旧,伤情故国,少不了寻寻觅觅,情调多是悲伤沉郁。她既有巾帼的温柔贤淑,也有须眉的慷慨大度,少时是假小子,不顾父母的劝阻,擅自逛街看市景,划船游荷池。成人是大丈夫,虚怀若谷,忧国忧民,与大人们议论国家大事。既愤世,也爱国,既沉沦,也振作。

宋代词人在风格上形成体别的很少,而她的艺术风格很独特,形成了“易安体”,在词坛中独树一帜,词作的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苏轼的学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李之仪,在评价晏殊、欧阳修的词时说:“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李清照将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被人们誉为“婉约派”词人的“宗主”地位。

在宋朝词坛上,李清照太卓尔不群了,从性格的走向上,不免恃才傲物,加上当时她家世显赫,养成了她大胆泼辣、敢说敢为的个性,她一反逢迎吹捧之风,搞起了“文学批评”,为此写了一篇关于词的专论文章,就是《词论》。她在书中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词配合词牌要恰如其分,不能牛头不对马嘴,对应的曲调演唱也要恰到好处,对先前和当时的词家作品都做了一个评判,阐述了优秀词作的标准。词作名家如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晏几道、秦观、黄庭坚等,都受到了她的批评,说柳永词庸俗不堪,格调低下,淫词艳曲,靡靡之音,难登大雅之堂;晏殊、欧阳修、苏轼之词不协音律,难唱也难听;说王安石、曾巩之词太低级陈腐了,还在保持西汉的文风,读起来苦涩,也就没劲;说秦观之词空洞无物,读起来有一种穷酸之气,说就像一个又美又时尚的美女,但骨子里缺失富贵姿态;说黄庭坚的词内容虽是充实,但瑕疵也多,也难成上品,不打折扣的话就难以服众;说晏几道的词没有铺叙,太过直接,读起来太突兀,有突然转角撞墙或过桥失重翻身之感。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她并不是为了追求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出什么风头而想独领风骚,她这样做肯定预感到了潜在的危险,肯定会遭到许多人的诽谤,但她不怕,因为她是李清照,这不是说她认为自己是名家,也不认为自己有煊赫家世做背景,她这么做,只是为了整顿文学风气,规范创作规律,为了完善宋朝词坛的规矩,竖立婉约的文风,是为了精益求精,达到炉火纯青,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完美。这虽是她个人的主张,但得到了当时多数人的支持,他们认为词应该以婉约为正宗,但豪放派认为婉约派不遵循曲调规律,创作太过自由,所以排斥李清照的批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在一些士大夫看来,你一个女子竟敢批评大老爷们的作品,简直是太大胆了,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第一篇女性文学批评的专文,批评之中存在不敬之词,那些著名词家的粉丝自然不买账,都非常痛恨李清照的行为,把她的《词论》定位为“妄评”。但后世的专家才不管谁个是不是李清照的粉丝,认为《词论》还是有独特的见解,而且是我国女性作的第一篇文学批评,应当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李清照虽是旷世才女,但命运多舛,在婚姻上非常失败,两任丈夫都不是成器的货色,按现在的说法都是渣男。

十八岁时,与二十一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与丈夫赵明诚志趣相投,生活美满,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在这一点就与众不同,一个女子搞这个行当就令人刮目相看了。金兵入据中原时,局势渐乱,没想到赵明诚既是个玩忽职守的官员,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任江宁知府时,下属向他汇报御营统治官王亦在搞叛乱的行径,可他没当回事。王亦果然造反,赵明诚居然弃城逃跑了,后被朝廷革职,李清照感到无比的羞愧,从此心灰意冷,自然就疏远了赵明诚。她随丈夫颠沛流离到南方,不久丈夫病故,她的境遇就更加孤苦,时常居无定所,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子是多么需要帮助,然而命运又给她迎头一击。

右承务郎张汝舟乘虚而入,娶李清照为妻,这一年,李清照四十九岁。张汝舟娶李清照,目的是看中了她收藏的金石书画,实际上李清照在流落生活遗失了,张汝舟感觉到自己的意图失败了,自此就冷落了李清照,有时为了泄愤,居然对李清照拳打脚踢。李清照看破张汝舟的虚情假意和性情的残忍,便举报了张汝舟的官职是通过作弊获得了,后经查实,被抓入狱,按当时的法律,妻子告丈夫,即使丈夫有罪入狱,妻子也要一同入狱。李清照入狱后,翰林学士綦崇礼为她申诉,言及她是在张汝舟升官之后才嫁给他的,意思是张汝舟的作弊获官与她无关,便将她释放了。一段不到百日的婚姻就这样破产了。由于她的改嫁就遭到了不少人特别是士大夫们的非议,后来又状告丈夫致使丈夫入狱,继后又离婚,世风对她的打击就更大了。父母早已去世,她无依无靠,求告无门,贫病交加,最后漂泊到江南,寂寞地离开了人间。天妒红颜,地折英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可否是她命运的谶语?江南的最后一抹斜阳照着她最后的归期。

第九位客人:吴承恩

中国古代寓言型的文人,我最看好庄子、吴承恩、蒲松龄。庄子作品不多,但一部《庄子》囊括了天地万物;吴承恩的一部《西游记》借妖魔鬼怪写尽了人间百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狐仙说事,道尽了人间爱情。人不讲义不如狗,人不讲情不如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每一部作品都有突出的几个,在民间,在乡村,在初小文化或不识字的人群当中,人们记得也就只有几个,《封神演义》最记得姜子牙、妲己、纣王。《三国演义》是诸葛亮、曹操、赵子龙、刘关张,当然,我忘不了貂蝉、小乔。《水浒》是宋江、武松、林冲,潘金莲可记可不记。《红楼梦》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娶妻当娶薛宝钗,情人最好林黛玉,结交朋友贾宝玉,聘请经理王熙凤,聘请教师是贾政,如果想拜一个干娘或奶奶,贾母就是最好的人选,这个老人家太慈祥了。一说到《西游记》,第一印象是孙悟空,再就是猪八戒,沙和尚和唐僧还次之。这两个人物最深入人心,最惹人喜,自然是忘记不了。

不知哪一天吴承恩脑洞大开,想发了要写《西游记》。

西游记的故事有着奇幻奇趣,在这些奇幻奇趣的故事中透出了生活气息,折射出世态人情,有的叫人哭笑不得,又欲罢不能。

中国的文学作品,唯有《西游记》被外国翻译得最多,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它的功能既能拯救堕落人心,还是一部反腐教育的好作品。

人们忘不了那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可以说,既是神魔小说,也是讽刺小说,讽得到点,刺得到位,指得及时,说得妥当,有的放矢,达到了中国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来说,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既魔幻,也现实,既扶痛,也抓痒,既给人毁灭,也给人希望。吴承恩成了中国神魔小说的开创者,《西游记》一出,推动了写作神魔小说的高峰,西游一出,天下各路文人纷纷写起了神魔小说,最出色的就是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了。就像现在的网络小说,网络小说《鬼吹灯系列》之后,就出现了许多网络小说,最成功的算是《盗墓笔记》《诛仙》《斗破苍穹》《择天记》《庆余年》《斗罗大陆》了。宫廷小说最成功的就是《甄嬛传》《芈月传》了。时事造英雄,潮流出珍品,每一个时期的文坛,都会出现杰出的高人。

孙悟空师兄弟三人和唐僧一道取经的故事,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里面的故事虽说不完全是吴承恩的原创,但他把民间传说串联起来再进行艺术加工,构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成了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走向了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在这个文学领域,只有吴承恩,并且空前绝后。吴承恩是个好比是个开处方的中医高手,也是一个中药铺的抓药高手,还是一位煎药高手,一部西游记,被他调配得非常有味,药理合辙,药味浓烈,可就是治不好的世态人情。

他在生活中观察世态,在梦中构思情节,在书案上一撇一捺,铁笔如钩,巨笔如椽,勾勒出人间百态图,他不便写当时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不便写具体到某一个人,怎么办?他有的是高招,他借妖魔鬼怪来说事,谁都听说过妖魔鬼怪,但谁也没见过妖魔鬼怪,那就写妖魔鬼怪,怎么了?有谁不允许我写?我估计有,是谁呢?是那些忧心忡忡的人,是那些患了疑心病的人,是那些认为不见得不是借妖怪讽刺我的人。这些人,或是朝上的人,或的市井中人,甚至是他身边的一些人。

经历五个皇帝的古代文人,我只记得吴承恩和苏轼。他活了八十三岁,可怜苏轼只活六十三岁。他历经了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时期,可以说是饱经人世沧桑,见了多少人多少事?好人、苦人、善人、伪善人、坏人、恶人、歹人、英雄豪杰、贪官污吏。他要把他们写出来,他不能用“报告文学”、“人物通讯”、“调查报告”等形式来反映,只好借妖怪、借神仙来表演他们。这是吴承恩的高明之处,一是才华,二是智慧,三是胆略,三者缺一不可,齐聚在一起就是能量的升华,多少年后,《西游记》出台了。

《西游记》——这个大妖族里就跳出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和唐僧。还有九十六个妖怪。

孙悟空是个悲剧英雄、是个滑稽英雄、是个揶揄英雄,也是个圆满英雄,在他的身上充满了预兆、遇见和寓意,他的悲剧,是难以尽情的施展手脚,还要尽受压制,这也说明,任何人都是要受一定的约束的,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要遵守规则的,就是再怎么翻天,还有如来佛管着呢。这里就出现了启示,孙悟空年轻时血气方刚,目空一切,就连至高无上的佛祖也不放在眼里,这就是缺少历练的表现,这不行,必须要有防控机制,不能让他胡作非为。有了,如来佛一只手就把他拍到了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五百年的经历,使孙悟空得到了磨砺,他终于醒悟成熟了。成熟的人才就要好好的启用,观音菩萨的人才库里自然是有他的,也第一个想到了他,唐僧走过,就把他救出了牢笼,让他担任了取经路上的第一贴身保镖。

孙悟空的可怜可爱可信可亲可敬,也确确实实存在着。如果他去当公务员一定是勤勉敬业的,如果他去当法官一定是刚正不阿的,如果让他去搞公安一定是个顶级的侦探,如果与他交朋友一定是两肋插刀的,如果与他一起开公司一定是个最好的合伙人。如果与他住一个小区,那些蟊贼根本不敢进,他即使是退休了,也是一个喜欢管事的好人。我只是担心,他是否会谈恋爱,感觉到他没有什么情商没有什么女人缘。

他有很大的官瘾,虚荣心极强,喜欢做大,个性张扬,但也就当过猴王、花果山山主、弼马温,至于“齐天大圣”的番号,是自封的,就是这个自封,跟他埋下了祸根,你还想当齐天大圣,与天通顶,与天同寿同级别?没门!但他一身正义、嫉恶如仇,智勇双全,勇往直前,虽是机智灵活,但性格特别倔强。虽是心地善良,但脾气十分暴躁。多少年来,他就是正义的化身,是惩恶除妖的旗手!那些神仙们虽然喜欢孙悟空,也佩服他的本领,但在他们看来,也就是一只猴子,取笑他,揶揄他,玩耍他,没怎么把他当回事,只是把他当着猴来盘。

沙和尚的本领没有孙悟空大,但他也具备了孙悟空一定的特性,他任劳任怨,话语不多,踏实可靠,值得信赖,不多事,不惹事,是个诚实的好员工。

这个猪八戒是个很好玩的角色,他代表了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嘴脸,为人好吃懒做,谤事弄非,贪图小便宜,更是好色,有时也争强好胜,爱耍小聪明,也立一些小功劳,他是一个喜剧角色,讨人嫌,也讨人喜。

唐僧坚韧不拔、追求执着、慈悲为怀、行善好施,不为财色迷惑,不为死亡征服,时刻播撒着善良的种子,是人们学习的楷模。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寓言,对天下人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

《西游记》容佛、道、儒三家于一体,包含了自然、社会、历史、政治、神话、宗教等各个层面的内容,里面夹杂着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的故事,哪个文化阶层的人都喜爱,一部书里面的人物,从三岁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喜欢的,只有《西游记》,这简直是一种传奇。

中国古典文学,能寓言反腐的,也就《西游记》了,也就是说,这部书就是一部反腐的题材和教材,孙悟空是反腐英雄,但也有许多因素严重的制约了他,捆住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一是有那个有时不分青红皂白的紧箍咒,二有那么多神仙在制约管着他。

在取经路上,他的职责本是保护唐僧、清除妖怪,而被他打死的也就白骨精、蟒蛇精、蝎子精等寥寥几位,这些妖怪都是草根,毫无后台可言,虽是作恶多端,应该受到惩罚,但在死亡面前,也就只好认命了。

孙悟空为什么不敢打死或没机会打死有后台的妖怪,每当他举起金箍棒欲将妖怪打死时,突然天空飘来了神仙,总是叫棒下留人,然后就把那些作恶多端本应受到惩处的妖怪领走了,这些妖怪都是神仙的亲属或坐骑,他们为了贪图享受,私自下凡,无恶不作,目的都是为了权势,为了财富,为了美色。

那些神仙明知这些妖怪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什么不让孙悟空这位反腐英雄尽职尽责?为什么不让孙悟空打死他们而以儆效尤?为什么那么明目张胆的在谈笑间就就把那些罪犯带走?说穿了,这就是天庭的制度出了问题,没有依法治天的机制,不是律法第一,而是人情大如天,权势大如天,也就是说,不是法大于权,而是权大于法。不是以法治天,而是以权管天。在那些神仙们看来,白骨精们是罪不可恕,对他们是“礼不下庶人”,青毛狮怪们是情有可原,是“刑不上大夫”。每当那些被孙悟空擒获的妖怪即将命丧黄泉时,总是有后台把他们救走。孙悟空的工作是打死妖怪保护唐僧的安全,这样才能打卡,才有工作实绩,光是保护了安全而没有打死妖怪,这个绩效就应该打些折扣。但有不少妖怪都有很硬的后台,那些后台们怎能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又怎能不出手相救?如青毛狮怪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骑,只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带走了,没有后台的妖精都被孙悟空一棒子打死了。那些有后台的妖怪一一被带走后,孙悟空就气得咬牙切齿蹬脚扯胡须拉耳朵,但又无可奈何。可他还是不气馁,不退缩,还是继续擒妖捉怪,但被那路路神仙救走的一幕还是不断在重演,人世是这样,天庭也不过如此!

吴老啊,你太聪明了,你也太冒险了,你居然敢这样写,你叫我怎样说你才好?

第十位客人:蒲松龄

蒲松龄的那一只狐,不知安慰了多少失意的人。

人间情多,人间情重,人间情少,多而不久,有多少是海誓山盟?少而苦离开,有多少是耳鬓厮守?

不会有多少人,给爱情失意的人带来慰藉。

不会有多少药,能清除爱情的淤青。

有多少落魄书生,在爱情的暗夜望月思情。

寻寻觅觅,在生途难以遇见想象中的美好。

只是等不到,对镜贴花红的女子伴我一世清贫?

这一切,蒲松龄都看在眼里。

他何尝不知道,爱情,就是人世间的一抹亮红,暗淡的已是太多。那些孤灯黄卷的书生,绳床瓦灶,箪食瓢饮,在他发迹远远没有到来之前,他只是孤单一人,只有日出和黄昏,爱情的喜运不会降临!

蒲松龄就在茶亭上,筛几碗粗茶,听乡亲讲述从前许多古老的故事,在这些群体故事当中,许多是关于狐仙。狐仙的美丽让人炫目,狐仙的美好让人暖心,狐仙的到来红烛当间照,狐仙的远去再不见朗月星空。

没有哪一个人,用狐仙这一剂药治好了茅舍下的相思。

没有哪一个人,有这个胆量请狐仙来孵化情怀。

蒲松龄做到了,并且是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在路口摆茶无偿请人喝,请人讲奇闻异事,来来往往,春夏秋冬。那些故事或动人,或惊愕,或失望,或悲叹。经过他的发酵,再在狼毫之下滴墨,墨落书生,四十二个春秋,即成巨著《聊斋志异》,收集五百余篇神鬼妖怪狐仙的故事,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蒲松龄,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他像古代许多书生一样,勤钻苦学,虽说县、府、道试均夺得第一名,也考中秀才,多次科举却屡试不第,七十一岁时才成贡生,比范进的命运更加惨淡。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李自成起义的时代,再是清军入关时局动荡的时代,所见所闻,刻骨铭心,命途多难,家道变故,使他取了三门亲。

一部《聊斋志异》写了四十二年,可谓是马拉松式的写作,其苦可鉴,其志可钦。书成后,蒲松龄想印出来,可暮年的他,已是家徒四壁,无力印行,同乡好友杰出诗人、文学家王士祯十分推重蒲松龄,视他为奇才,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并为他出书奔走,在他的帮助下刊刻行世,广为传颂,一些行家认为,此书在短篇小说领域中所占的艺术水平达到空前高度,在文学的高峰排列中,前有李杜,后有《红楼梦》,三座绵延的高峰,在古典文学的山脉中横空走向。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就必然会产生一大笔粉丝,纪昀纪晓岚就是最亮的代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就是受了《聊斋志异》的影响。在十八世纪,《聊斋志异》就被美国人翻译出版,后来有十八种文字三十多个译本。在中国该书的出版物多达一百多种,这是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聊斋影视有一百六十多部,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蒲松龄在穷困潦倒、精疲力尽之时,他多想那些花妖狐魅变成美女,慰藉平生,也给所有贫途落魄的书生带来一股暖色,尽管是一厢情愿,也是梦中的一壶美酒,自酌自饮,在梦幻中陶醉自己,也让千万之人醉倒在尘埃之上。

月明星稀,炭火融融,不同朝代的人相聚在一起,虽是有不同的语音,但说的毕竟的同一个语种,我都能听出各自的心声。庄子是河南商丘人,司马迁是陕西夏阳人,嵇康是安徽濉溪人,陶渊明是江西九江人,李白是甘肃陇西人,柳永是福建崇安人,苏轼是四川眉山人,李清照是山东淄博人,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与李清照是老乡。这十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但口音应该互相懂得,即使不懂得,还有我这个翻译,这些地方的口音,我基本都懂,几乎都接近国语的口音。我们聚集在一起,言及各自的悲欢,畅谈文学故事,自由自在,其乐融融。这是我个人举办的文化盛宴,但愿他们都有灵都有魂都有音容在,与我神交,与文同在,与宇宙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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