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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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世录》壹陆壹 ）
身份，是一个人的外在标志，无影也无形，不认识你的人，谁知你是什么身份？认识你的人，看重你的身份，你就是一个较高的身份；不把你的身份当一回事，你的身份就一文不值。
身份是社会给的，是组织给的，也是自己给的，就看你把身份当着什么。应该说，人最主要的，是思想，是道德，是情怀，是学识，是技能。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不必自大，不必唯我独尊，不必自我感觉良好。很多时候，位居高位的人对他们仰视的人是不多的。我一直想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人退休后，怎么还有个什么级别在，还在享受着这待遇那待遇，甚至还要享受公车和司机的待遇，国家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这就是其中之一。不论职务多大、级别多高，退休后，一切都归社保，这是最恰当不过的。
职务也好，级别也罢，应该只是工作上的，而不是在生活上的，官员的职务和级别都是在工作上，在单位里。退一步说，也可以在社会场合中。但在八小时之外，在节假日里，任你再大的官再高的级别，那就是一个平民。本来，就是在工作中也是一个平民，职务是用在管控工作上的，而实际的身份应该就是个平民，什么叫公仆？就是公众、公共的仆人，是家奴，是服务生，是伺候人的角色。如果拿到这个层面来说，仆人比平民还要低微。而实际上，有的公仆有几个不是老爷？有几个不是摆出一副老爷的架子？我这样说，一些“老成稳重”的人会对我说：你真幼稚，为我有这种想法而说成是幼稚。他说我的幼稚，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我所说的那些。只是他看惯了这些，只是看在眼里而不说，只是认为世道本来就是这样的。
古代皇帝的世袭制，王公大臣的后裔能享受尊荣和待遇。现在呢？又改变了多少？
身份限制了许多事情。身份的定义很复杂，许多领域许多场合都能将身份划分出来，如收入划分，职业划分，社会地位划分等。“我爸是李刚”就是一种身份的凸显，由于中国太重视身份，就构成了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人们最常见的身份有官员、职工、正县级、副县级、正科、副科、干部编制、工人编制、农民、商人等。在就业体制上，有较大的身份限制；在提拔任用的原则上，身份的限制很畸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拔干部必须具备干部编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公务员，非公务员的人，在一个单位里，就算再怎么优秀，也不在提拔之列。是公务员的人，如果不是很差，到了一定年限，组织上总会给你安一个什么级别、一个什么职务。一直有这样的规定，非公务员的人，也就是原来所说的“干部编制”，是不在提拔之列的，由于有身份限制，就是再怎么苦干，也是一直干到白头，一直干到退休，你也就是个大头兵，尽管大头兵也是需要人当的，毕竟就大多数人也是普通一兵，但追求进步、想有个出头之日，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向往。
解决一个干部编制也就是公务员那是很难的，但凡事都有空隙，而这个空隙总是人为造就的。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很优秀（有的也不一定优秀），但他不是公务员身份，提拔不了，但这个人的上司很欣赏他，或是这个人很受某人的青睐，怎么办？有办法，就出台了一个“聘用”的措施，聘用他任一个副科的职务。当然，这个“聘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特供”，不是谁都可以聘用的，就看这个人的“号数”了。“号数”是个方言，就是关系、本领、手腕了。
在提拔任用的问题上，没有大专文凭是不能提拔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全日制大学毕业的文凭很少，通过成人教育自修考试获得文凭那也是很难，并且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有的人考了三五年五六年七八上十年都没考到，怎么办呢？有办法的，聪明的人多的是，救星来了，那是党校文凭制度来了，有了党校文凭，就可以获得提拔的资格了。真好啊，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党校文凭的获取很简单，只要交钱报名了，百分之百能到手。
有的人有了身份后就摆起架子了。但余秋雨是没什么架子的，他是个平民化的官员和学者，不是人们把他看成平民化，而是他把自己平民化后，就让人看到了他的平民化。他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是中国最年轻的高等院校一把手，他的妻子马兰，就是著名的红梅戏表演艺术家，因为好长时间没登台演出了，这并不是马兰不愿演，而是失业了，起因是当地官方曾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联欢晚会，邀请马兰去，马兰说，我只会演戏，不会联欢，由于数次邀请（实际上是安排），马兰没有去，这让官方很恼火，就把她调出了剧团，断绝了她的演艺生涯，但这个事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反而是认为余秋雨当上了院长不准她登台演出了，就引起了部分观众的失望，以为是余秋雨的地位高了，就不让马兰唱戏了，但余秋雨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马兰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老公是个厅级干部而不上台演出了。为了打消观众的顾虑，余秋雨就专门给马兰写了两部戏给马兰演，这下那些观众就彻底打消了原先的看法，从而对余秋雨和马兰更加尊敬的，马兰登台演出，场场爆满，这既是观众的自身爱好，也是对他们的最好的报答。莫说一个厅级干部不会让妻子去演戏，即使是他的子女喜欢演戏，也不会同意让他们去演。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是有失身份，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演戏的就是一个戏子，地位是相当低的，在古代是处于下九流之列。我自己有这么大的官，还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去演什么戏啊？这多丢人现眼啊？这多失了身份？在中国，莫说是厅长处长县长们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儿女去当演员去演戏，就是一个乡长村长也不一定会允许。其实，这也是一种官本位。
有个大干部是唱戏出身，后入仕途，退休后，当地剧团请他去演戏，他就提出了要求，除非是演当官的角色，并且级别要比他高，否则就不演。这使得大家哭笑不得。
余秋雨呢？他就没有这种思想，他的妻子马兰是红梅戏表演艺术家，他知道演出是马兰的生命，而不在于什么身份不身份。也因为他没把当官当着甚大的事看待，在当了多年院长之后，毅然辞职，在提交了二十六次辞职书后，终于得到批准，然后去纵横八万里去了，去寻找他的上下五千年去了。
中国人的“贵族心理”真是根深蒂固，贵族心理其实就是一种拜金心理、崇贵心理、稳位心理、自我感觉良好心理。我曾经到李姓村庄去摄影，我看到一个老人穿着清朝的官服，感到好生奇怪，就上前去跟他说能不能拍他，他从位子上突然站起来对我大吼：我是清朝官府之人，你有什么资格照我？他的行为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而旁边的人悄悄告诉我说，他精神有点问题的，他总是认为他自己是李鸿章的后代。哈哈，原来如此。在此不论是真是假，但看得出，就连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都有官本位，都有贵族心理，那还需要看谁？越是清醒的人越是喜欢说假话，越是精神有问题的人越喜说真话。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故事，只有共产党员才有资格扛炸药包去炸敌人的碉堡，原句是：“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如果放到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抢着去扛炸药包？是不是为了能有扛炸药包的资格，就虚报年龄入党？这是一个引爆泪点的情节：有一种特权叫背炸药包。为了拿到这个特权，老革命陈岩石虚报岁数火线入党，拿到了这个特权。也因为他有“弄虚作假”这段“黑历史”，以致他后来的职务止步于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再无法上升了。而现在，有些人为了升官，就来另一个“虚报年龄”，不是多报，而是少报。
我并不排斥身份，有时我也尊敬身份。问题是，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的身份是个金元宝，有的人身份就是一片秕糠。如果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糟蹋福禄，只是享用祖辈父辈的福荫，他所拥有的一切又不是他创造的，他只是个官二代富二代寄生虫而已，我无法理解那些人怎么就牛得起来。有的人甚至是害群之马，即使他有再高的身份，我也没有敬重之心。如果他平民一个，甚至处于生活的底层，衣食低廉，地位卑微，但他精神高贵，品质优良，那么他就是高贵的品质，也是一个高贵的身份，我一定会仰视。
有的人的名气来自他的实力和成果，有的人的名气来自他的身份和家庭家族的荣耀。
而总有些人习惯漠视前者，喜欢去崇拜后者。因为前者不能跟他带来半点好处，与后者交往就觉得自己的身份也高了起来。“狐假虎威”这一成语就是为这类人定制的。
某君少时喜爱书法，下岗后难以找到工作，就搞起收废纸的行当糊口，一搞就是二十多年，条件虽是艰苦，但他还是坚持苦练书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他在当地参加书法比赛从没获奖，但参加上面的比赛时，每次都获奖，上面不知道他是个收废纸的。
有时候，就是参加某个比赛，有的人也论身份。
本来，英雄不问出处，王侯没有种子，但是，这只是在战乱时期的招募英雄帖。一旦硝烟远去，一些人就论起身份来了。
有的人资质平平，水平低下，但他有某个身份，就能谋个某个爵位，但只是居位懒政，得过且过。
有的人是业界的精英，但他没有某个身份，只能身居卑贱，仍然摆布，听人使唤，一辈子伸不起头来。
人世间，多少外行管内行，并且越管越嚣张。内行忍声又吞气，因为命运难改变。
人世间，多少麻雀变凤凰，因有身份来保障。沐猴而冠真好笑，不必与之来争斗。
身份是用来鼓励人的，而不是用来怂恿别人的。
身份是用来自律的，而不是用来炫耀的。
身份是用来自强的，而不是用来逞强的。
身份是用来起个模范作用的，而不是用来耀武扬威的。
有的身份是用工作实力挣来的，有的身份是用经济实力拼来的。
用自己尊贵的身份去服务百姓，那身份就会越来越高。
用自己尊贵的身份去蝇营狗苟，那身份就会越来越低。
用卑贱的身份去做了高贵的事情，那身份就比山高。
用卑贱的身份去做了缺德的事情，那身份就更一文不值。
对有的人而言，身份是个导航，用自己的身份去召唤别人，去帮助别人。
对某些人而言，身份是个招牌，用自己的身份是谋取利益，去欺压别人。
对某些人而言，身份是个铠甲，用自己的身份去保护黑恶，去欺骗大众。
我总是认为，所有的身份，都应是为人民服务的。
世上最朴素最有力最到位最贴人心的语言，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一个人最高级最尊贵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