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蕊

○许建平

去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预报有雨，雨却一直都没有下来，空气特别闷热，我陪着朋友到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看望他的一位即将去世的朋友。在一个充满人体尿臊味儿的大通间病房里，我却很意外地遇见了当年生活在我们槐树街上的一位老蕊老太太。老蕊是老太太的名字，当然名字前面她还是有姓的，但我却怕打击面过大，不愿说出来她老人家到底姓啥。老太太曾经风流成性，名声不是太好，我的一位当年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堂哥，就是因为跟她的奸情败露，才喝药自杀的。我奶奶一直骂她是个破鞋。现在，老太太已经九十岁高龄了，头发已经白而稀薄，却仍然卷烫了几大朵白色菊花，眼窝儿仍然青黑着，还画了红嘴唇儿。在这样的病房里，人都到了这种地步，红嘴唇儿又是画给谁看呢？

朋友在路上车里对我说，医院叫临终关怀医院，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儿，如果说得难听呢，那就是等死医院。人生终点站的前一站，下一站就是火葬场了。的确，来这里住院的病人，都是些被各家正常医院赶出来的。人一时死不了，又没有了太多的治疗价值，还占着一张床位，恐怕其中重要的原因还可能是：医保报销比例偏低，自费药又没人签字让用，又没有享受特护的级别。于是，这类病号呀，在白大褂们的眼里、心里，很可能就成了劣等或垃圾病号。

那就只好来这里享受临终关怀了。

这里的病房都是大通间。一个大通间里放了三十多张单人床，人活到了这种地步，既然住了进来，也就男女混合、男女不分了。当时病房里又闷又热，空气粘稠，滞重，味儿很足、很难闻。大通间病房里明明对角摆放着两台柜式空调，却都没有开放，还有两只吊扇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却也都没有转动起来。看得出来，这里的病人情况很不统一啊。出汗怕热的只能将就畏寒怕冷的。有的大热天里大厚被子裹得严严实实，躺在床上似乎还在筛糠、打着哆嗦；有的却是衣不蔽体，甚至一丝不挂，燠热中蹭蹬着遮掩在身上的薄床单，上半身全裸出来了，个别的下体私处甚至也摊晾、展览了出来。

朋友的朋友是肺癌晚期，我们来看他时，他正穿着一件旧军绿棉大衣躺在床上，看见我们来看他了，很困难地合衣坐了起来。朋友是搞工程装修的，和他的这位朋友曾经有着扯不清、理还乱的生意关系，他的这位朋友在郑州工程装修界曾经是个大佬级人物，曾经很有钱，有钱之后呢，认下了很干闺女，护花兼以采花，监守自盗，在干爹界曾经有些名气。他现在不行了，钱也挥霍光了，报了病危以后就更没人来看他了，已经彻底被冷落了，也没有多少天活头儿了。后来听朋友说，在我们去看望他的第七天，他就去世了。可是呢，当我们当时站在他跟前，朋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他的时候，他却跟伸手抢似的，一把夺了过去。朋友说总共两千块钱，算是个小意思，哥哥别嫌少啊。他对朋友点了点头，笑一下，接着便把钱掏出来开始点验，当着我们的面儿，一张一张地点验，他眼睛细眯着，薄嘴唇紧紧抿着，粗手指不停地反复搓捏着，一共点了两遍，点完了，便把钱放回信封，最后塞进大衣兜里。忙活完了，他就十分吃力地站了起来，要求朋友扶着他，去走廊里透透气，他想去站在长走廊尽头窗户跟前，朝外面大街上望望，再吸根儿烟。于是，朋友只能答应他了，扶着他往病房外走去，步子缓慢移动，走走，停停，十来米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十多分钟。

我原地站着，没有跟他们出去。我跟朋友的这位朋友不是很熟，来的时候我就不是很想来。朋友说，一块儿去吧，算是陪陪我。又说，你是写小说的，权当去观察生活嘛，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只好来了。好吧，那就观察生活吧。

我开始在这个有着三十多张床位的大通间病房里，来来回回地遛达起来。

于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很意外地看见了老蕊老太太。

当时她躺在东南角靠近窗户的一张病床上，老太太正在熟睡。我首先看到床头硬纸牌上她的名字：X老蕊。在我们槐树街，“老”就是“小”的意思，老蕊就是小蕊。又，老太太名字不叫花，不叫枝，也不叫叶，而叫蕊，而且叫老蕊而不叫小蕊，这就更凸显了只有她才具有的别致与风情。这会儿，老蕊——老太太睡得十分平静、安详。看来她是一个体温或生命体征接近正常的病人。白床单遮盖住瘦胸脯以下部分，胸脯以上全暴露了，虽说她曾是我堂哥的女相好，但她已经是现在这般年纪和光景，我也年过半百了，也都没啥不好意思露、没啥不好意思看了。看着她的面相，看着她经过烫卷的稀薄白头发，看着她的青黑色眼窝儿……我认定她就是当年我们槐树街上的老太太老蕊，这一点我是有十二分把握的。现在，她胸脯上的皮肤，已经又干又皱又松了，但却仍有一条金黄色项链从细脖子上歪斜着搭拉下来。项链有一根二宽面条那样粗，绞丝花纹儿，款式肯定过时了，但却很够份量。老太太嘴唇红红的，像是刚画过不久，眼泡儿虚肿着，一直还没有睡醒。我又开始像小时候那样，一直盯视着她的青黑眼窝儿发愣，甚至浮想联翩。青黑眼窝儿是她天生就有呢，还是常年有意识画上去的？就像现在有些女孩子故意画的烟熏妆？当年我奶奶说，凡是当过妓女的，最后都会落下个青黑眼窝儿。奶奶说老蕊在解放前郑州老坟岗当过妓女。解放前的郑州老坟岗一带，卖艺的，唱戏的，说书的，出售旧货的，叫街要饭的，当然还有站街的妓女，干啥的都有，很像老北京的天桥，郑州老坟岗一带也有过类似老北京的八大胡同。

老蕊到底当没当过妓女呢？这个我真说不清楚。她当年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我们前院的一间小北屋里。她是当年槐树街理发店里的理发师傅。我当年头上的“茶壶盖儿”，一直都是她老人家的杰作。当年理发店里特有的香胰子味儿，混合着从她老人家怀抱里散发出来的温热气息，还有她时不时地呼在我耳朵根儿上的口气，痒痒的，麻酥酥的，时不时地就让我打了一个尿颤儿……

我堂哥从黄河北沿儿逃婚出来，他的头发有大半年没有理了，就更甭说洗过头了，长头发一缕一缕的，毡片似的粘在头皮上，锈死了，还闻着发臭。奶奶领着他进了槐树街理发店，亲手把他交给了女理发师老蕊。后来奶奶肠子都悔青了，经常自言自语：知道她老砂锅小鸡，知道她坑不大淹死人不少，可我，可我咋还恁糊涂呢？当时，老蕊首先是给我堂哥洗头，又揉又搓，还专门给他用了海鸥牌蓝色洗发膏，一般顾客都是中州牌肥皂，一连洗了三遍，老蕊手上的泡沫才显出是白的，才看见了堂哥的青头皮，亮亮的，清香四溢。接着是擦干，梳通，拢顺，接着开始剪发，最后，老蕊给堂哥理了个中分式学生头。记住呀，是五五中分，而不是三七偏分。中分式学生头，就是现在也是很潮的呀！而当时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全部弄好了，老蕊端着一面镜子让堂哥前后照照。镜子里的堂哥，往两边分的头发又黑又亮，中缝很直，白生生的。堂哥本来就长得俊，国字脸盘，大眼双眼皮。这会儿，更加的眉是眉，眼是眼，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脸盘儿红朴朴的，就是下巴稍微有点儿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堂哥的一双大眼睛里，顷刻涌出了热泪。堂哥当着老蕊的面儿哭了起来。堂哥哭得十分女性化。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吧，老蕊心里对堂哥有了一种怜爱和心疼的感觉？

老蕊的理发手艺很好，当年街上有很多人，尤其是男人，都专门排她的队，愿意让她给自己理发。头型整出来，脸也刮了，面也修了，热得烫手的白毛巾往上捂一小会儿，临到起身走人，老蕊还有额外服务：双手在两边太阳穴上捏一捏，用手指挖上一小点儿雪花膏，先在自己手掌心里揉匀了，再搓到男人脸上，香一香，轻拍几下，这样出门迎风就不会感到镪。来找她理发的男人普遍感到很受用。有时候，老蕊手上忙活着，嘴里还在哼着戏。她一直都吸烟，是个烟油嗓儿，四颗门牙长长的，又黑又黄，但哼出来的戏却是很好听。男人半躺半卧在理发椅子上，闭上眼睛，静住呼吸，一边接受她的服务，一边听她哼戏，有的人还伸出长手指，轻扣椅子扶手，轻轻打着拍子。日子在窗外慢慢流动，日子重叠着日子，槐树街上市声稀少，格外寂静，这是怎样的一种光景呢。

那时候时兴大办向阳院，白天黑夜，各个向阳院总有人请老蕊去唱戏。老蕊一下子红了起来，一下了成了个角儿。老蕊人很灵性，肚子里戏码多，但当着众人的面儿，她从来不敢唱老戏，老戏是“四旧”，一旦唱了，被人抓住可是不得了，她只唱新戏，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龙江颂》等等，男角女角她都能唱，有时候，她还会把唱腔临时改了，即兴移植成了河南人听惯了的豫剧，槐树街上的老少爷们，听得很过瘾，自然很买账。

那年冬天，老蕊唱到哪里，我堂哥就跟屁虫似的跟到哪里，用现在的话说，我堂哥是老蕊的铁杆粉丝儿，而且是骨灰级的。

堂哥梳着个中分头，耍桶儿黑棉袄罩上了一件铁灰色学生制服，是当年正流行“的卡”面料，他脖子上还围了一条蓝绿格子长围巾。后来很快就被证实了：堂哥的这身新行头，都是老蕊置办的。平时在家里，当着奶奶的面儿，他也不敢穿，都是寄放在老蕊屋里，一旦出了奶奶的视线，他便欢欢喜喜换上，跟着老蕊四处招摇。老蕊当年五十来岁，徐娘半老，扮起来，扭起来，半仰起大圆脸盘，一手上托，一手下按，莲花小碎步来回移动，也还是有模有样有身段儿的，但毕竟是岁数不饶人，她又是个烟油嗓儿，气息不够了，总是在高音上不去的时候，用低音过渡，咿咿呀呀啊啊，降不下来，又升不上去，声音在空气中平行滑动。每到这时候，站在前头老蕊跟前的我堂哥，表情总是很紧张、很着急，他一边看着老蕊，小着嗓音儿——帮帮唱，一边下意识地双手平伸出去。堂哥的双手，在半空中尽量朝上方托着，举着，好像他是在担心老蕊的长长拖腔，突然在半空中劈了，裂了，碎了，突然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后来，堂哥的手里又多了一枝长长的竹笛。有时候老蕊在理发店上班，他没办法总是陪着、跟着。他手里拿着竹笛，穿行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有时候，他一个人坐在人民公园的一条长椅子上。冬天的公园里，树木干枯，人迹稀少，堂哥手执竹笛，也不见吹，只是长久地望着冬天的青灰色天空，长久地发呆、发愣。

现在想起堂哥，我心里仍然隐隐作痛。因为老家成分高，是地主成分，堂哥连初中都没有上完，但他毕竟已经识文断字，肚子里有些墨水。我想呢，当年他应该是一个心有不甘、耽于幻想，可又无计可施、无法可想的乡下知识青年。带着他的苦闷、他的委屈、他的绝望，从黄河北沿儿老家，从白茫茫一片的盐碱地里，来到省城郑州槐树街上，肚子里的红薯屁还没有彻底放干净，就因为跟老蕊的一点儿私情，一命呜呼了，而且，人已经断气了，嘴里还被灌了一瓢大粪！

病房里来回走动的人不多，相对比较安静。

这时候，老蕊老太太的眼睛突然睁开了，老太太醒了。肿眼泡儿觑着，她一直在看我。也许，有我这样一个半老的陌生男人，站在她床边，一时间她可能很不适应，半天，她好像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她主要是在用眼睛向我询问：

“你是——？”

我立马趋前一步，俯下身子，嘴几乎贴到她一侧耳朵上，刚要大声说什么，她却伸手把我推搡开了，说道：

“我今年九十了，老花眼了，可我耳朵还不背，有啥话，你说吧。”

我站直了，对老太太笑了笑，说：“我是二黑呀，槐树街老街坊——二黑！我奶奶——许大娘！许大娘，你还记得吗？”

“二黑？许大娘？”老太太一脸困惑，她好像不记得了。

我接着说：“清河——！清河是我本家堂哥，我是清河他兄弟呀！”

“啊——！”老太太啊的一声坐了起来，接着伸手抓起白床单，一直朝上拉，白床单不仅盖严了她的胸部，还偎住了脖子。老太太脸上的表情是又惊又喜。看来，我堂哥清河的名字、音容已经铭刻在了她的心里。果然，她说：

“你是清河他兄弟，那时候你还小，小二黑！你，你咋摸到这里来了？专门打听我？专门来看我？”

她这样问，就有点自作多情了。我赶紧说：“我陪朋友来看朋友，他出去吸烟了。”

“噢。”老太太表情暗淡了一下。过了一小会儿，她才又问：“你奶奶许大娘，她现在……？”

我说：“我奶奶下世十来年了。要是她还活着，也都一百多了。”

她说：“对，对，对。她比我年龄大。”她停顿了一下，又突然对我说；

“看你热的，你热的一脸都是汗。外头走廊里有水房，要不，你先去洗洗？”

“好，好，我去洗把脸。”说完，我就出去了。

我也想出来透透气儿。我在水房里洗了把脸，吸了一根烟，待了一小会儿。

我重又回来的时候，看见老太太背靠着床头，坐在床上。老太太下半身仍盖着单子，上身却穿上了一件和尚领白汗衫。汗衫已经很旧了，上面布满小洞眼儿，但洗得还干净，那条金项链，仍旧拉拽在汗衫外头。

老太太示意我坐下。这时我才发现床前多了一个半截小板凳。板凳是一直在这里呢？还是刚才找人搬过来的？老太太一贯是个周到人，一贯知道体贴人。

于是，我就坐下了。我坐下之后，老太太又请吃香蕉，让我自己拿。我早就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小把香蕉，有五、六个，熟透了，皮已经发黑。我赶忙说我胃酸多，不能吃香蕉。其实我是胃浅啊，这种环境里，我咋吃得下去？老太太也不再多让，过了一会儿，便开始对我说：

“你哥清河呀，可惜了啦。他嗓子好，长得俊，要是能碰上个名师，学唱戏，肯定能学出来，肯定能成个角儿。你知道吧，你们老家黄河北沿儿，是有名的豫剧之乡，兴唱祥符调儿，你们村可是出过陈素贞——啊！你哥呀，他真是个生瓜蛋子……”

老太太仍是烟油嗓儿，沙哑的声音里充满怜爱，一阵叹息。

我不知道该说些啥好，该怎样接老太太的话。堂哥比我大八岁，他来郑州那年冬天，我是十二岁。我至今清楚记得，堂哥是后半夜到家里来的。当时我已经躺床上睡了，听见我奶奶一直在熊他，嘟囔他，后来奶奶就让他脱衣服睡了。他钻进我的被窝里，跟我头对脚“打老通”，再后来，他就开始放屁，一直放屁，我掀开被子一直往外煽，折腾到天亮，满屋都是他的红薯屁味儿。想起这些，我终于对老太太说道：

“俺哥是从老家逃婚出来的。当时家里很穷，又是地主成分，他娶媳妇，只能走换亲、转亲这条路。正好他有个亲妹妹，刚十八，也是我堂姐，换到别的村，给他转回了个媳妇，听说是个麻子脸，还比他大好几岁，他不愿意，就跑出来了。”

我说话时，她一直听得很认真，可以说是聚精会神。等我停下来了，她便说道：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你哥都跟我说过。”

我笑了笑，心说你还真是啥都知道啊。我问她：

“你还记不记得，俺哥送给你过两盒工字牌黑烟？那还是俺俩儿上到二七塔上，俺哥专门给你买的呢。”

她好像是回忆了一下，接着马上说：“记得，记得，你快给我说说，说说到底是咋回事儿？”

我说：“俺哥这个人，当年啥都没见过，见啥稀罕啥，啥都想去看看。有一回，他让带着他去上二七塔，进到塔顶商店，他趴在白玻璃柜台上往里看，这就看见了里面摆着的工字牌黑烟，两毛三分钱一盒。他说他想买两盒，钱不够，还借了我五分钱。我问他买这干啥？他说送给老蕊姐，说老蕊姐就是吸这种烟。我当时一听，就急了，我说，你咋能叫她老蕊姐呢？我都是叫老蕊大娘。说你这样一乱叫，咱俩儿不就变成不一辈儿了吗？”

老太太嗬嗬笑了，一脸幸福的样子。“信球，你哥真是个信球。”她连连说着。

我又说：“俺俩儿上到二七塔最高层，隔着窗户白玻璃往下看。说实话，那时候郑州真没有啥看头儿，下面也就是行人、公共汽车，有时候还能看见拉着货的大马车，那时候街上还让跑马车，远处更是看不见几座像点儿样的大高楼。可是，俺哥呢，看着，看着，却放声大哭起来。拉住我的手一直不松开，哭着对我说：咱俩儿同一个亲奶奶、同一个亲爷，咱俩的命咋就恁不一样呢？我咋就成不了一个城里人呢？……”

想起当时情景，我鼻子突然发酸，说不下去了。看看老蕊老太太，她也正在抹眼泪。缓了一会儿，老太太说：

“他还跟我说过，你们兄弟俩儿去坐公共汽车，他是头一回坐公共汽车，结果还坐反车了，笑得我呀，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是有这回事儿。我说：“当时也没有啥要去办的事儿，他就是想叫我陪他坐坐城市里的公共汽车。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张市区交通地图，看着地图坐车，结果还是坐反车了。郑州当时也没有几辆公共汽车，也就是1路、2路、3路、6路和9路车吧。我们坐上9路车，本意是要去大西郊的绿东村终点站，结果却被拉到了东北角里的关虎屯。又往回坐，往回坐时我们没有买票，我哥说，不是咱坐反了，是他们给咱拉了，这咋能怨咱？结果我们被拉到了公交停车场，司机说，钱就不罚你们了，把车冲洗干净，地板擦擦，滚蛋吧……”

这会儿，老太太躺靠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的病床上，听我说着当时的情景，又开始扯起她的烟油嗓儿，“嘎嘎”大笑不止。终于笑够了，她才又说道：

“他就是个信球！生瓜蛋子……他对我说，洗车多好呀，手里举着长长的黑胶皮管，来回呲水玩儿，司机师傅还让他换上了一双高样儿黑胶鞋，他说胶鞋穿着可得劲儿，脚一点儿没有湿水，说他是头一回穿胶鞋，一穿上就不想脱了——！当时我看着他，心里对他说，等这个月发了工资，我就给你买双高样儿黑胶鞋，让你白天穿，夜里穿，天不下雨也穿……可是，到了，他也没穿……”

老太太停下来不说了，又开始抹泪儿。抹了一会儿泪儿，又说：

“其实呀，脖子上挂个纸牌儿，游一回街，又能算个啥呢？当年啊，我还少游街啦？我不是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哥他就是脸皮儿薄，一根筋……”

我看着她，不知怎样接她的话。她却突然起了高腔，突然说道：

“叫我说呀，你哥是让你奶奶活活逼死的——！”

这个，这个，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年冬天，有一小段日子，到了晚上，已经熄灯睡觉了，堂哥又总是背着奶奶偷偷溜了出去。一出去又总是回来得很晚，有时候已经后半夜了，他仍然没有回来。他和我“打老通”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我睡醒一觉了，甚至天都快亮了，我的脚头那边仍然是空的。

背着奶奶，堂哥他自己跟我解释说，他夜晚外出是去红旗大楼那一带，是去街上撕白天人们刚贴上的大字报。他说要把撕下来的大字报碎纸积攒下来，等到攒够了一麻袋，就去卖给废品收购站，他说要攒钱买一大包胖大海，让老蕊姐常年泡水喝！他说他去街上中药铺里问过，用胖大海泡水喝，可以清热利肺，治疗咽喉炎和嗓音暗哑。胖大海当年我也是见过的，在学校里我就经常看见老师们用它泡水喝。胖大海形状很像不太规则的干瘪大杏核，泡进水杯之后，渐渐地，就真的胖大开来了，开出了一簇又一簇的琥珀色花朵来。堂哥说老蕊姐是个烟油嗓儿，声音太哑，唱戏时高音顶不上去，总拿低音过渡、滑行，他嘴里念叨着，叹息着，脸上是一片忧戚、怜惜之情。

堂哥怕我不相信他，让我和他一起伏下身子，双手扒着床沿向下探头，我果然看到了床铺下面横卧着一只麻袋。麻袋不很饱满，虚虚地隆起着。

堂哥说中药铺里的胖大海不零卖，一个包装有一斤重，要三块钱。后来我了解到，胖大海在药店里是可以零卖的，一毛钱两毛钱都卖。他们对堂哥说不零卖，兴许是在故意捉弄他？堂哥说，一麻袋大字报碎纸能卖五毛钱，他已经卖了两麻袋了，手里已经有了一块钱，再卖四麻袋，就能攒够钱买胖大海的钱。他说他一定能攒够三块钱的！堂哥说这话时紧攥拳头，语气和表情都有点发狠。

但我知道，堂哥到最后也没有积攒六麻袋大字报碎纸，没能攒够三块钱，没能给老蕊买上胖大海。再说了，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在我们槐树街上，不光堂哥一个人夜里去撕大字报碎纸卖钱，天天有人贴，夜夜有人撕，撕的人总比贴的人多得多。堂哥打算很快就积攒六麻袋大字报碎纸，哪会那么容易呢？

也有两三次，堂哥后半夜悄悄摸黑回来，他不敢开灯，静静地站在床边，伸手撩拨我，看我醒了没有，这时候他也并不总说撕大字报和胖大海的事情，这时候，他总是很突然地双手捧住我的脸，扑下身子胡乱亲我，弄得我脸上、脖子上都是他的热唾沫儿。他呼吸粗重，手心、脸颊也是发热、发烫得不行，从他的手上、脸上、衣服上和呼吸里，我甚至嗅到了理发店里老蕊身上的那种香胰子气息、脂粉气息。

这时候，又是很突然地，黑暗中奶奶大声咳嗽了起来。大咳了一阵后，奶奶便又开始了一声高、一声低的叹息。

一个晴冷的冬日午后，在居委会三间红砖房门前，老蕊和我堂哥分别被细麻绳绑着，并排站在了一片空地上。细麻绳从身后把他俩儿栓在一起，各自胸前都挂着瓦楞纸箱板做的牌子，牌子上用粗毛笔写着：通奸犯X老蕊；通奸犯X清河。大晌午的，他俩儿猫在老蕊屋里，当时也可能是大意了，屋门虚掩着，没有从里面栓死，一撞就开了，他俩儿确实是被几条壮汉捉奸在床，双双捂在了被窝里，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辨白的。但壮汉们又是受谁的支使？这好像一直也说不清楚。槐树街上的人们，停了锅灶，或丢下饭碗，纷纷朝这里涌来。又有人游街了，又有好戏、大戏开场了。游街是当年槐树街上的传统剧情，更是槐树街上的盛大节日。

老蕊和我堂哥被人们团团围在中间，接受着一阵又一阵的斥责、追问、起哄、调笑。我堂哥的中分头型已经乱了，他尽量把头向下低着，勾着，很低很低，根本看不清他的脸了。而老蕊呢，却一直把头抬起来，大脸盘高仰着，表情尽管不是太自然，但她仍时不时地朝人群里吐口水，时不时地对骂几句。

这时候，我奶奶颠着一双小脚，手里攥着一只男人穿的破鞋，匆匆赶了过来。看见我奶奶终于来了，人群迅速闪开一条道儿，让我奶奶赶紧过去。我奶奶很快就站在了他俩儿跟前。

我奶奶开始对着他俩儿高声叫骂。我奶奶在叫骂的同时，却挥抡起手上的破鞋打在了自己的脸上！我奶奶可着喉咙用尽气力骂一句，同时可着劲儿用手上的破鞋狠狠打一下自己脸！

你个不要脸半掩门儿啊——！

你个老砂锅炖小鸡儿啊——！

你个坑不大淹死人不少啊——！

你、你、你烟袋哨儿成了个翻戴帽儿！我、我、我咋去跟你爹你娘交待呀——我——！我奶奶放声大哭起来，哭着，哭着，我奶奶突然躺在了地上，昏迷了过去。人们慌忙把我抬进居委会屋里。在居委会里的一张硬板床上，我奶奶昏睡了一天一夜。

等我奶奶再醒过来时，我堂哥已经死了。

那天后半晌，在人们的押解、尾随下，老蕊跟我堂挂牌游街。从槐树街出发，东西南北游了四条街，游了两个多小时，走了十来里路。游街结束后，就给他俩儿松了绑，让各自回家了。堂哥回到我们家里，家里当时没有人，他便钻到奶奶的大床底下，拿出来一个棕黑色“敌敌喂”玻璃瓶，拧开瓶盖就往嘴里倒。“敌敌喂”是春夏季节用来灭蛟蝇的，每次只用一小点儿，500升玻璃瓶装，里面最少还有400升，咕咕咚咚，堂哥一口气全喝了。扔下瓶子，他就开始往街上跑，跑着，跑着，就仰八叉摔倒在了大街上，四肢抽动，嘴里吐着白沫儿，慢慢地，他就不再动了。街上的几个人发现了，他们不是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洗胃，而是把他就近抬进了一个干厕所里。他们土法上马，开始朝他嘴里灌大粪，希望用大粪刺激他，能让他把胃里的“敌敌喂”呕吐出来。

其实，我堂哥当时已经断气了。断气了，还被灌了一嘴大粪。想起这事儿，我现在心里就特别难过。

外边天黑透了，病房里四壁上的灯棒全亮了起来。我对老太太说该吃饭了，要不要我出去买饭？她说不用，不用了，说早已经不吃晚饭了，早二十年就不吃压床饭了。她看着我，希望我再坐会儿，再说说话儿。

其实，当年堂哥死后不久，人们终于发现：老蕊也在槐树街上消失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当然，这会儿，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她这些年都去哪儿了？是怎么过来的？斟酌了半天，我才对她说：

“其实，当年槐树街上你们游街，都是街上的闲人自发组织的，没有经过任何机构批准，其实都是违法的。”

老太太目光怔怔的，幽幽的，说：“那时候哪有个法？有个啥法？”

我又说：“当年你和我哥事儿，搁到现在，其实根本就不算是个事儿。大差龄恋情，尤其是女的比男的大，女的比男的大……大二、三十岁，搁到现在，还是热门大新闻呢，还会登报纸、上电视呢。”

听我这样说，老太太终于又“嗬嗬”笑了，表情上好像还有点得意、自豪。她看着我，说：

“清河有你这个兄弟，值了。你还真是会说话儿。”

这时候，手机在我衣兜里响了一下，我掏出来看了看，是下午一块儿来的朋友发的信息，朋友说有急事儿先开车走了，让我自己打车回去。我收起手机，心里想着也该走了，也不打算再坐下去了。

老太太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也不再强留我。老太太伸手往身后枕头下边掏摸着，最后，她掏出了一沓儿钱，橡皮筋儿绷着，我看了一眼，心里估摸有三千块？老太太接着把脖子上的金项链也取了下来，压在这沓儿钱上，一把朝我递过来。我连忙摆手，连忙说：

“这不合适，这不合适。”

老太太看我不接，有点急了，说：“你先接住，接住，你再听我说——！”

我只好先接住了。看我接住了，老太太好像长松一口气，静默了一下，对我说道：

“你哥的尸首，后来是烧了还是埋了，也不知道老家有没有个坟？啥时候你打听打听，替我给他烧个纸、送个钱——！初三、清明、十月一，你去看你奶奶——许大娘，也替我给她赔个不是！”

好的好的，我连声说着，说我记住了。老太太对我点点头、首肯着。慢慢的，慢慢的，老太太看我的目光，变得潮湿起来，还有了温度，还有了些许羞涩……老太太突然说道：

“你哥来到世上，只活了二十来年，也算一辈子。一辈子里，除了我，他就没有挨过女人的边儿，我是他唯一的一个女人啊——啊！”

老太太说这些话时，她的一张沟壑交错的老脸，涨得通红通红，说完了，她的双眼也跟着轻轻闭上了。

（此篇刊发于2019年第1期《莽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