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徐 军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是新式教育宗师、天津市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校长于1935年9月17日新学年“始业式”上，让南开大学新老同学自省的三个问题。

“始业式”就是迎接新同学的开学典礼，张伯苓常常利用“始业式”这个契机，向学子们宣示南开的精神。他的演说别具特色，言浅而意深，极富感染力。在每一次“入学第一课”上，张伯苓讲得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这也正是南开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核。张伯苓对此念兹在兹，不断以此勉励新老学生。

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

张伯苓先生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经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张伯苓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与严修），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1948年6月担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身患重病的张伯苓先生在重庆拒绝和躲开了蒋介石的劝说和绑架，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张伯苓说：文官贪财，武将怕死，统帅只会卖国求荣，旧政府早已经烂透了。要救中国，必先救国人之心；要救人心，必先从教育入手。愚、弱、贫、散、私，乃民族之病，国人积弱至此，列强才敢肆意欺辱我们。

人若是不爱国，那跟一般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呀？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亡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自暴自弃。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专制淫威之下，唯恐老百姓涨知识、明事理，所以才有前清的“文字之狱”。

张伯苓坦言：不明事理的民族，自然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瞪着眼睛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无进取之心，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懒惰之性。人说中国人不自由，我看中国人是太自由了，自由的像一盘散沙。人生天地之间，同为万物之灵，我们中国人，绝不比英美日本民族愚钝，为什么就不能发愤图强，为什么就不能打败蹂躏我们的列强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爱国之心哪！

要救中国，就得唤醒国人僵死麻木的心灵，强健国人的体魄，充实国人的知识。而这一切，都必须从娃娃抓起。诫怠懈，诫散漫，戒陋习，善相劝，过相规，敦品修业，以备国家大用。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无数救国的人才。

这人哪，不是吃饭造粪的工具，更不能做民族的败类。人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十年，我们理应尽一个国民职责自爱自强，摒弃怠懈、懒散，集中华文明之精华，构建自己对正邪是非之社会认知标准，以团结之力，世代奋斗，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会步入康庄富强之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张伯苓之所以要办新式教育，就是要培养我的学生树立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并以他们日益增长的学识和实实在在的本领，告诉普天下的国人，中国不亡有我在！

张伯苓又说：所有的南开学子必须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银票再多也买不来学位，否则生源良莠不齐，就会带坏学风。中国不缺好苗子，缺的是把好苗子培养成才的教育，咱们就是要干好这件事，让家长们信任，入到南开，便可放心。中国未来之命运全在人才，以新式教育培养公正无私学有专长的干才，方可富国强兵，方可抵御外辱。

我们身居南开，心忧天下，一文不名却异想天开，办中学犹嫌不足，还要办专科，为什么？就是为了救中国！我可以告诉每一个人，中国不亡有我在！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站出来说：“中国不亡有我在！”那么中国还亡得了吗？

张伯苓还说：演讲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利器，它能使人明白事理，进而形成改造社会的力量。因此，我南开学子必须具备演说能力。堵心不如用心，憋气不如长志气。

所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南开学校的校训。光明磊落真君子，无诚无信乃小人，这是我们南开人为人处世的信条。

“允公”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家、爱人民的公德，“允能”就是服务社会的能力，这能力绝不是靠死读书读死书就可以得到的，必须对学子们进行各方面的培养。

“日新月异”就是学校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教程，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来自江苏淮安市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来自湖北建始县曾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外交部长吴国桢、来自湖北潜江县的著名剧作家曹禺等，都曾就读于南开学校，少帅张学良也曾慕名亲来拜张伯苓为师，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亲临南开大学西南分校登门拜访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先生教育的真谛，是“允公”和“允能”教育，毕其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