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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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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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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徐 军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是新式教育宗师、天津市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校长于1935年9月17日新学年“始业式”上,让南开大学新老同学自省的三个问题。

“始业式”就是迎接新同学的开学典礼,张伯苓常常利用“始业式”这个契机,向学子们宣示南开的精神。他的演说别具特色,言浅而意深,极富感染力。在每一次“入学第一课”上,张伯苓讲得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这也正是南开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核。张伯苓对此念兹在兹,不断以此勉励新老学生。

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

张伯苓先生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经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张伯苓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与严修),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1948年6月担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身患重病的张伯苓先生在重庆拒绝和躲开了蒋介石的劝说和绑架,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张伯苓说:文官贪财,武将怕死,统帅只会卖国求荣,旧政府早已经烂透了。要救中国,必先救国人之心;要救人心,必先从教育入手。愚、弱、贫、散、私,乃民族之病,国人积弱至此,列强才敢肆意欺辱我们。

人若是不爱国,那跟一般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呀?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亡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自暴自弃。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专制淫威之下,唯恐老百姓涨知识、明事理,所以才有前清的“文字之狱”。

张伯苓坦言:不明事理的民族,自然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瞪着眼睛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无进取之心,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懒惰之性。人说中国人不自由,我看中国人是太自由了,自由的像一盘散沙。人生天地之间,同为万物之灵,我们中国人,绝不比英美日本民族愚钝,为什么就不能发愤图强,为什么就不能打败蹂躏我们的列强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爱国之心哪!

要救中国,就得唤醒国人僵死麻木的心灵,强健国人的体魄,充实国人的知识。而这一切,都必须从娃娃抓起。诫怠懈,诫散漫,戒陋习,善相劝,过相规,敦品修业,以备国家大用。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无数救国的人才。

这人哪,不是吃饭造粪的工具,更不能做民族的败类。人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十年,我们理应尽一个国民职责自爱自强,摒弃怠懈、懒散,集中华文明之精华,构建自己对正邪是非之社会认知标准,以团结之力,世代奋斗,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会步入康庄富强之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张伯苓之所以要办新式教育,就是要培养我的学生树立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并以他们日益增长的学识和实实在在的本领,告诉普天下的国人,中国不亡有我在!

张伯苓又说:所有的南开学子必须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银票再多也买不来学位,否则生源良莠不齐,就会带坏学风。中国不缺好苗子,缺的是把好苗子培养成才的教育,咱们就是要干好这件事,让家长们信任,入到南开,便可放心。中国未来之命运全在人才,以新式教育培养公正无私学有专长的干才,方可富国强兵,方可抵御外辱。

我们身居南开,心忧天下,一文不名却异想天开,办中学犹嫌不足,还要办专科,为什么?就是为了救中国!我可以告诉每一个人,中国不亡有我在!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站出来说:“中国不亡有我在!”那么中国还亡得了吗?

张伯苓还说:演讲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利器,它能使人明白事理,进而形成改造社会的力量。因此,我南开学子必须具备演说能力。堵心不如用心,憋气不如长志气。

所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南开学校的校训。光明磊落真君子,无诚无信乃小人,这是我们南开人为人处世的信条。

“允公”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家、爱人民的公德,“允能”就是服务社会的能力,这能力绝不是靠死读书读死书就可以得到的,必须对学子们进行各方面的培养。

“日新月异”就是学校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教程,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来自江苏淮安市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来自湖北建始县曾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外交部长吴国桢、来自湖北潜江县的著名剧作家曹禺等,都曾就读于南开学校,少帅张学良也曾慕名亲来拜张伯苓为师,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亲临南开大学西南分校登门拜访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先生教育的真谛,是“允公”和“允能”教育,毕其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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