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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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河区工作的时候，经常下乡。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那年我去仁河口乡，参加春季计划生育运动月中发生的事情。
动员会后，进行分组，我和乡干部小李负责兴旺村。这天，我们在乡政府吃过早饭，然后出发。
仁河口乡地处秦岭余脉，与商洛镇安接壤，山大沟深，居住分散，听说我们要去的村子非常遥远。
我们进山的时候，太阳刚出来，山里的树木、花草、小溪、蜜蜂、蝴蝶，在阳光的照耀下，是那样地清新，活泼，富有生机。
慢慢地，这种感觉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困乏和饥渴，越走越累，迈不开步子了。我问李干部还有多远，他说远着呢。
我们走走停停，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还未到达目的地。我的双腿好像灌了铅似的，酸痛沉重。这个村子太远了，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李干部说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随后每上一个坎坎，他都要来拉我一把。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李干部介绍说，这是村上李支书，那是他的弟弟。兄弟两人大约都有四十多岁，体格粗壮，面部黝黑，一看就是那种憨厚老实的农民。
兄弟俩热情地为我们端茶倒水，妯娌俩急忙为我们准备饭菜。只见厨房里火光闪闪，柴草燃烧的噼啪声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冲破寂静的夜空，弥漫开来，是那样地清晰和美妙。
不一会儿，饭菜端了上来，满满一桌，丰盛极了，尤其是那些野味，比如野猪肉、麂子肉、兔子肉、山鸡肉，应有尽有，都是一些稀有货。铜壶里的甜杆酒，香气扑鼻，一盅下肚，全身热乎。
酒过三巡，我有点晕了。没想到三李都是海量，猜拳行令，吆五喝六，气壮如牛，劲头十足。酒壶里的酒，换了一壶又一壶；餐桌上的菜，热了一道有一道。他们几人，酒越喝越多，声越来越大，话越来越狂。一个说他能喝一斤，一个说他能喝两斤，还有一个说他能喝三斤。我不胜酒力，走出门外去透气。
李干部出门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就是有点晕。随后我提醒李干部说，现在是否把我们来此的意图对他们说明？李干部说，现在千万不能说，如果现在说了，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就麻烦了，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李干部进屋继续喝酒，我站在门外继续畅风。夜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远方看不到光亮，说明山上没有其他人家。李家兄弟的房子依山而建，门前是院坝，坎子由石头砌成，有两米多高，房子的两边是猪圈和牛圈，厨房在院坝的一角，紧连着正房。一阵山风袭来，我打了个寒噤，身上有露水了，夜已经很深了，我感到了空旷和孤寂，于是又回到屋里。
李支书喝醉了，他的弟弟也喝的差不多了，主家安排我们休息。我和李干部睡在一间小屋，共用一张木板床。不知是喝酒的原因，还是对床铺的不习惯，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时分，有人打着手电上厕所。李干部说他也想起夜，我也想去方便，于是我们先后起床。回来后，李干部悄声对我说：“李支书的弟弟是这次的计划生育对象，他爱人怀着计划外二胎，明天我们不等天亮就要起床，带她去乡卫生院做人流手术”。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两个睡着了，这一睡就睡过了头。醒来时天已大亮，东边山头的太阳露出了笑脸。李干部说不好了，计划生育对象逃跑了。我们走到房子那头，大门紧锁，李支书的弟弟、弟媳和孩子都不在屋里。我们又走到房子这头，进屋去喊李支书，他正在床上睡觉，还没有醒。
我们问李支书的爱人：“她们去了哪里？”她说不知道。我们叫醒李支书，让他去把弟弟一家找回来，他起床后就出去了。我们就在他家等候，等到中午，没有消息。等到下午，李支书回来了，他说没有找到她们。我们感到十分生气，无可奈何，毅然决定离开那里。
回来的路上，我和李干部一路无语，闷闷不乐。我说他们昨晚什么时间逃的，怎么没有听到一点动静。李干部说：“起初有人起夜，我起床看了，是李支书上厕所，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于是回来睡了，没想到睡得太沉了，一睡睡到大天亮”。我说都怪自己喝多了，睡得太久，误了事。李干部说他喝得更多，酒这东西害人，看来要戒了它才行。
那次春季计划生育运动月，我的成绩不佳，回到区上汇报，提心吊胆，躲躲闪闪，始终抬不起头来。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那时二十出头。多少年来，我一直为这件事情感到内疚和自责。直到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我的内心方才释然。如果那个孩子顺利出生，今年也到二十七八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