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里的乡情

在陕南吕河老家，过年贴春联是件大事，谁家都不敢马虎。大年三十，各家各户早早都忙开了，先是把庭院内外打扫的干干净净，再是把旧春联撕下，用温水洗掉残留，前门、后门、侧门，统统都要清理。然后煮好浆糊，把新春联一一贴上去，贴好大门帖小门，有的甚至把猪圈、牛圈、鸡圈也要贴上“六畜兴旺”、“肥猪满圈”、“鸡鸭成群”等条幅。接下来燃放鞭炮，开始团年，这是全家最温暖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农村还没有兴起买春联，主要靠人写。记得小时候，村上会写毛笔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姓张，另一个姓刘。他们在旧社会属于大户人家，进过学堂，教过书，人们称其为“张先生”和“刘先生”，是村里仅有的两个“文化人”。起初，他们两个人都为乡亲们写春联，可是张先生性子急，爱写错别字。过年写春联是件神圣的事，图个吉利，千万错不得。一旦错了，很难堪，也很麻烦，张先生索性丢掉毛笔，从此不再写了。

这下苦了刘先生，每年寒假，他从学校回家就开始写春联，其他事都做不成了。由于他人和气，写得好，名气大，邻村的人也找上门来请他写春联。我考上中专那一年，确切的是1983年，到了腊月二十九日晚上，母亲猛然想起我家的春联还没写，她让我赶快去找刘先生。这年父亲过世了，母亲压力大，事情多，丢三忘四情有可原。

那晚月亮很美，柔和的微光抚慰着家乡的田野，麦苗的嫩绿依稀可辨，还有身后的小狗如影随形，陪我走过寂静的乡村小路来到刘家大院，看见院子坐满了人。钻进屋子，发现屋里也站满了人，刘先生正在挥毫泼墨，奋笔疾书。我悄悄退出来排队，乡亲们与我闲聊。有的说我考上学，为村上争了光；有的问我学的啥，将来能做啥；还有的说考上“秀才”，却不会写字，如果我能写字，刘先生就轻松了。听到这些话，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并暗下决心学写毛笔字。

我买了本字帖，先从最基本的“点横竖撇拉”练起，利用课余时间，每天坚持练习一小时。没想到毛笔字很难写，练了一年时间，竟然写不好字，更不用说写对联了。1984年春节即将来临，我也放假回家，试着学写对联，结果不是字体大小不一，就是字行歪歪扭扭，真是“丑媳妇难见公婆啊！”我决定还是去找刘先生。母亲鼓励我大胆写，说是自家看，不怕丑。于是那年我家的大门小门，猪圈牛圈，都贴上了我写的毛笔字。

又练了一年，字写得有点模样了，放到对联上去也比较顺眼了。我就把桌子搬到院坝去写，并将写好的对联放在院子，用石片压住晾晒。张先生背着双手走过来，站在那里看了看，点了点头，连说不错，不错。这时，住在来家垭的七八户人家，都来请我写春联，包括张先生家。第三年后，村子里找我写春联的人越来越多，一写就是好多天。

参加工作后，放假迟，时间紧。我就早早“开工”，摆好桌椅，备好笔墨，来者不拒，笑脸相迎，白天写，晚上写，往往要写到腊月三十上午才收工。

又是一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母亲对我说，今年就不写对联了吧，离过年没几天了，帮家里做些活吧。我懂得母亲的意思，也觉得她说的在理。但是乡亲们盼着我回来，等着我给他们写春联，怎能说不写就不写了呢？加之我常年在外工作，没有给乡亲们做过什么，这是给他们做事的好机会呀！我决定春联还是要写，只是改变方式，不在家里写，逐户上门去写。

于是我带着新买的毛笔，提着大瓶墨水，走进乡亲的家门，写好一家再到下一家，写完一个院落转到下一个院落。老家的父老乡亲朴实厚道，热情好客，不论走到谁家，都会给我端上一碗荷包蛋，那荷包蛋每碗都有四个，吃一家还可以，吃第二家就有点撑了，吃第三家实在吃不下了。但是乡亲的心意都在蛋里，不吃他们心里过意不去。没办法，我就让他们每次打两个荷包蛋，但是最多只能吃四家，再多又吃不下了。最后我又不得不改变方式，每个院落选定一家集中来写，这样既节省时间，又避免肚皮产生意见。

母亲去世后，我回家少了，加之那时我成了家，有了孩子，过年回去也只是为父母上坟，停留的时间太短，写春联的事情渐渐淡忘了。所好的是村上后来又出了会写毛笔字的人，据说他写得比我好。现在乡村也兴起买春联，简单省事，质量又好。曾经为乡亲们写春联的年月已成过往，唯独留下模糊的记忆和淡淡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