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麻花担子

童年在老家，乡亲们经常提说的那个挑着麻花担子，走村串户叫卖的山外人，就是我的父亲。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哥上了高中，二哥和姐姐也考上初中，家庭经济更加拮据了。村里的好心人劝说父亲：“学好数理化，照样拿锄头把，不如让娃们回家劳动，不上学了吧”。

作为山外人的父亲，见过世面，有眼光，他觉得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孩子们辍学。于是他和母亲反复商量，决定靠炸麻花供养我们继续上学。

母亲的祖上开过食堂，她继承了炸麻花的祖传秘方。父亲小时候在关中也炸过麻花，手艺不错。说干就干，经过简单的筹备，我家的油炸麻花生意很快开张了。

老家是个山村，不比集镇，将炸出的麻花放在家里等人来买，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送货上门才有生意。

出门必须要有行头。父亲叫来哑巴表叔（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篾匠），请他编织盛装麻花的篾具。只见哑巴表叔在院子操作，父亲在身旁帮忙。两人比比划划，指指点点，咿咿呀呀，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劲让人忍俊不禁。

过了半天时间，编织任务完成了。没想到父亲设计得那么奇特，哑巴表叔编织得如此精巧。那对儿篾具：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底子和四壁连为一体，上面可以合上盖子，四角镶有两条麻绳，好像两口箱子，但又不是箱子，平平展展，纹路清晰，光滑锃亮，密不透风，俨然是一件工艺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形状的篾具，筐子不像筐子，篮子不像篮子，背篓不像背篓，笼子不像笼子。虽然看着四不像，但确实经济适用，美观大方，而且能装，让人感觉很舒服，我权且叫它父亲的麻花担子吧。

每天鸡叫头遍，父亲就起床了，他先在小灶生火做饭，用过早餐。再把昨晚炸好的麻花，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来，轻轻地放到箱子里，装满这箱，再装那箱。然后取来毛巾搭在肩上，将箱子上的套绳缠住扁担的两头，挑起担子出门去了，那时天还是黑黢黢的。

父亲行走的路线共有三条：一条是朝南的神河方向；一条是往西的坝河方向；另一条是吕河境内的平定河方向，每条路线大约途经几个村子，路程是比较遥远的。为了利于变卖，父亲一天选择一条路线，天天轮换。如果哪天的麻花卖不完，父亲还要拐进深山的村落，挨家挨户上门叫卖。不管选择哪条路线，也不管进不进山，父亲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回来，真是两头不见天啊！

有天放学，我听见有人在路上拉长调子，阴阳怪气地学唱：“卖——麻——花！香脆脆的——麻花！”我不知道他们在取笑谁？跟着去看热闹。这是寒冬腊月的一天，山涧的岩石上挂着冰吊子，刺骨的寒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小路上有个人，头戴火车头帽子，肩挑一副担子，佝偻着身子，口里直冒热气，艰难地行走着。我一眼认出那是父亲，觉得很丢人，转身走开了，心里怪不是滋味。我不理那些讥讽父亲的学生，也不理父亲，背着书包快步往回家走，心里嘀咕：“不在家呆着，挑着担子四处疯跑什么？”到了晚上，父亲卖完麻花回家了，取出断裂的麻花，泡在甜酒碗里，让我吃。我背过脸去，还在生气，没有吃。

父亲确实是饿坏了，早上离家时吃的早点，天黑回家才吃午饭，接着又要夜战。母亲发好面，切成剂子，窝在盆里。父亲支好案子，取柴，生火，烧油锅。炸麻花有许多工序，但最关键的是扭麻花和拨锅两道工序，这是绝活，一般人不会。父亲是扭麻花的专家，只见他双手提起大条的两头，在案板上“啪！啪！啪！”弹几下，又在空中一绕，一条长短适中、粗细匀称的生麻花就做好了，接着顺手下到油锅里。只听刺啦一声，翻滚的油锅冒出一股青烟，麻花浮出油面，周边泛起一串泡泡。这时母亲开始拨锅了，只见她双手拿着筷子，从麻花的中间向两边拨拉，心定气闲，动作轻柔，直到麻花显出嫩黄色，然后翻几个滚，捞出来，一根黄亮亮香脆脆的麻花就出锅了。就这样，不停地从盆里取出面剂子，搓小条，搓大条，扭麻花，下油锅，拨锅，出锅，一条一条地去做。等到将醒好的十斤发面炸完，往往就到了深夜一两点。这时父亲赶紧要去睡觉，因为早上不等天亮就要起床去卖麻花。

这是一个周末，我在院子玩耍，父亲老早回家了，脸色很难看，麻花也没卖完。我到父亲床前，发现他靠在床头，皱着眉头。窗边的条桌上放着一个茶色的大瓶子，里面装满白药片。母亲给他端来一杯白开水，父亲接过手，用口吹了吹，放在条桌上，然后伸手取过瓶子，拧开盖子，从里面倒出一把白药片，按进嘴里，仰起头，用温开水冲下去喝了。我问母亲父亲喝的是什么，母亲说是苏打片。还说父亲胃疼几年了，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就喝一把苏打片，今天他疼的实在忍受不住，就提前回家了。我问母亲：“父亲咋不去医院看病呢？”她对我说：“你们都在上学，家里哪有多余的钱呢？”说完，母亲转身又到猪圈喂猪去了。

我考上初中那年，具体时间是1980年。有天父亲挑着担子去卖麻花，由于疼痛难忍，在山路上摔倒了。就是这样，父亲还是忍着剧痛，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把他的麻花卖完，然后挑着担子回到家，从此卧床不起了。有天，我看见父亲勉强挣扎着起床，拄着拐棍走到厨房，用手抚摸他心爱的麻花担子，浑身颤抖着，双眼噙满泪水，可能他还惦记着想出门去卖麻花呢。后来父亲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一直扛着，等着。直到1983年的秋天，我考上中专，离开家乡后，父亲终于扛不住了，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听母亲说，父亲走时还不满六十岁。

父亲经常对我说他是山外人，为了逃避国民党拉壮丁跑到陕南，那年他只有16岁。后来他到吕河老家做了上门女婿，和母亲一道撑起了一个困难的家庭。多少年来，他和母亲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拼命干活，维持生计。在家庭负担日益加重之际，又靠祖传的手艺炸麻花，卖麻花，供养大哥、二哥读完高中并成家立业，供养我和姐姐读完初中，奠定了我们后来的人生基础，真是不容易呀！

父亲离开我们将近四十年了，但父亲挑着麻花担子，在家乡的山路上长途跋涉，沿途叫卖的身影，时常浮现眼前，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给人以激励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