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奶奶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1997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家住在湖南一座小镇街尾。家门口是一条灰白的水泥路,对面是一所小学。学校大门左侧,是一间小木屋,那是木奶奶的家。
木屋总共只有两三平,里面昏暗潮湿,拥挤不堪。左边摆着杂物,一台小土灶,一个用了多年黑漆漆的破锅子,右边摆着一张床。床上杂七杂八地放了许多东西。床底下许多木箱,从未见她打开过。
小木屋不知道存在多少年了,倚靠着红砖砌成的学校外墙。周边都是高高低低的楼房——教学楼、教师宿舍、民房。学校外墙上,赫然写着“跨越新世纪,迎接新生活”的蓝色大字。小木屋杵在“跨”字的前头,很显眼,也很不协调。风雨夜里,那木屋滴滴答答漏着水。一个老人,一盏孤灯,显得很凄惶。
路过的人常常背着手指指点点,说木屋在这,影响“街容”。话里话外,多多少少有点“木奶奶这么大年纪,怎么这么熬得住”的意思。好似影响“街容”的,不仅仅是小木屋,还有木奶奶。
木奶奶是一个孤寡老人,她终身未嫁,未婚未育。养过一个女儿,也总漂泊在外。别人指指点点的时候,她总弓着背在小木屋里进进出出,皱着眉,不笑,也不理人家,摆出一张“拒人千里”的不好惹的脸。但我总记得,她曾颤颤巍巍地递给我一片姜,说好吃,让我吃。她是喜欢孩子的。
一到晚上,她就藏一把刀在枕头底下。偶尔风吹雨打,木门咣当一响,木奶奶夜半惊坐起,摸出枕头底下的菜刀,就自顾自地大喊起来:你来啊!我不怕你!
许是她的喊声太大,穿透了风雨,街头街尾的人都知道木奶奶半夜坐在床上,执刀骂人。“她以为她有多少财产,别人要抢劫她。”同住街尾的胡二、夏伯说到这事,总是评论一番。一人说完,另一人就哈哈大笑。“她有什么呀,值得这样,还拿把刀——”夏伯低头抬眼,手往空中一比划,胡二又哈哈大笑起来。两人穿着白汗衫,戴着草帽,大摇大摆地往街尾田地里走去。
我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木奶奶生病了,病得很重。路过木屋的人,常探头进去看一眼,又捏着鼻子出来。后来,木奶奶病得更重了,以致于不能起来,便出五块钱一天,请同住结尾的李奶奶和姑奶奶去照顾她。姑奶奶住在我家边上,从小我就叫她“姑奶奶”,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李奶奶住在“姑奶奶”家边上,是一个勤劳的老人。她们戴着口罩,开始在小木屋里忙进忙出,煮饭喂饭,洗被单晾被子。
“她的脑袋烂了一个洞,里面都长了蛆。”李奶奶一边说,一边摇头。“哎,看着可怜,谁会为了这五块钱去照顾她?”姑奶奶接话儿到。
这日子没过多久,街尾的人互相传说,木奶奶快不行了,脑子都烂了。一天,邻居家里组了一场牌。打牌的,看牌的,嗑瓜子儿的。大家都说木奶奶就这两天了,我听了很难过。木奶奶要死了吗?我一边说一边就想哭。胡二笑我:“她死了,你哭什么?她是你奶奶?快别哭,让人看着笑话。”说着,又探头探脑往木屋那边看。
忽然,外面鞭炮作响。“阿耶!木娭毑怕是真死了!”打牌的人忽然都撒了手,看牌的也往外走,大家显得很兴奋。好像这一段时间,这一件悬在心头的事情,终于结束了。
那天下午,阴雨蒙蒙,我站在我家楼上,哭着看着对面一台货车,把木奶奶拉走了。我是躲起来哭的,我怕他们又笑我。
又过了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住在街头巷尾的大叔大伯在拆木屋。有的站在屋顶上,在取木板;有的把她屋子里的木箱一个个搬出来;有的在开箱翻里面的物品……配着墙边上那几个蓝色的字“跨越新世纪,迎接新生活”,大家热火朝天的模样,不像在拆房子,更像在搞建设。
一个人从木箱里翻出了钱,一个人从木箱里翻出了许多新衣,另一个说:“她以为她还能活多久,还留这么新衣裳。”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夕阳底下,他们的满脸横肉的笑容,显得格外刺眼。
木板、衣裳那些东西,大抵是大家各取所取,分了。钱最后不知具体如何处理的,我只知道那一晚过后,学校门口变得规整了。木奶奶和她的小木屋,好似在一瞬间,永永远远地消失了。
小时候,我不理那些大人的行为,他们为何而不悦,又为何而兴奋。长大之后,我懂了,那是我人生历程中,第一次看到人性的复杂和丑陋。
木奶奶没有跨越新世纪,也没有迎接新生活。但,木奶奶和她的小木屋,永远地,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