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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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娟的历史小说《言官杨爵》
徐荣斌
最近，我欣喜祝贺临渭区作协副主席张娟长篇历史小说《言官杨爵》出版发行之际，有幸拜读了《言官杨爵》，如春风扑面，如饮佳酿，如食珍馐，如履仙境，顿觉心旷神怡，酣畅淋漓的那种舒适感觉遍及全身，掩卷深思，不尽叹服：一位妙笔生花的女性用关学的智慧和优美朴实的语言精细刻画出大明御史——言官楊爵的刚烈与担当，治学的严谨与豁达，处事的稳健与机智，治国的廉洁与韬略……让正直豪放的言官形象穿越历史的时空，走进读者的心灵，让他关学思想与读者的思想共震！她用凌云健笔抒写了大明历史的沉浮变幻，用文学家的大手笔刻画出言官杨爵的铮铮风骨和深邃的关学思想，用优美的语言诠释关学人物的人生真谛！我就自己阅读的点滴体会概述如下:
一、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来表现社会生活的。但不论故事情节如何安排，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如何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回忆高尔基》中写道：“在过去或现在的大量事实中，在对成千上万人的观察中，应该选取最主要的东西，并且学会用语言最充分，最鲜明地描绘人的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描写人的意会、感情和思想。”《言官杨爵》是一部传记式的历史小说，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的巨幅写真”，“长卷般展出成批活龙活现的知识阶层人物画像”。杨爵这一中心人物就成为小说聚焦的焦点。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细节描写及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等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用了大量的笔墨，匠心独运地精心刻画了典型人物形象。比如作者把人物放在矛盾交困的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去塑造。比如杨爵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后擢御史。世宗经年不视朝政，岁频旱，湖广饥民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而世宗日夕建斋醮，修雷坛，屡兴土木。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仆寺卿杨最谏死，翊国公郭勋尚承宠用事。这一惨痛的教训为杨爵最后谏死埋下的伏笔，也表现了杨爵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壮怀激烈的大无畏精神，使人物的塑造由外表升华到灵魂深处。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二月初一日，天微雪，大学士夏言、礼部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取悦世宗。监察御史杨爵以非瑞称贺，直言极谏。他力陈“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坏极矣。”世宗览疏震怒，立下诏狱拷掠，血肉横飞，死而复苏。所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锢之。狱卒以帝意不测，屏其家人，不给饮食，屡濒于死。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上疏解救，先后杖死狱中，自此无敢言者。后又有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系，历五年不释。隆庆初复官，赠光禄卿。万历中，赐谥忠介。杨爵先后系狱七年，后来复官后，他直言不悔，不断进谏，慷慨就义。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十分注重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把人物写活、写细、写透，从而把人物的典型形象立起来。在比较成功地刻画了典型人物形象后，小说也同样写得出神入化，风生水起，对各种创作技巧和手法的运用都非常娴熟。他塑造人物不仅熟稔，通过外貌、语言和动作来刻画，还善于运用心理描写。杨爵充满挫折而又奋斗不息的一生。以“进谏”线索勾画杨爵人生几度波折起伏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他廉洁自律，勇于担当的精神，对现在的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历史传统教育，树立清正为民、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营造遵纪守法、公平正义、求真务实、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的廉政文化氛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注重人物思想的升华，铸就了关学思想的灵魂。习近平在新时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要求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弘扬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量。《言官杨爵》以作者的思考为灵魂，除了故事经典以外，也是因为它拥有反复去感受的灵魂，可能是作者的思考，也可能是小说里的世界、人物；很多人喜欢小说，也许就是小说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吧。比如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据说有神降于乩坛，世宗感其言，立释三人出狱。未逾月，尚书熊浃疏言乩仙之妄，复令东厂追捕。杨爵抵家才十日，校尉至，与共麦饭毕，即就道。杨爵对其妻说：“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顾，左右观者为泣下。三人同系镇抚司狱，桎梏加严，饮食屡绝。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灾，世宗祷于露台，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传诏急释之。居家二年，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九日逝世，终年五十七岁。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徐晔说：“关学作为传统儒学转型发展的重要成果，奠定了北宋至清末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精神、核心价值和基本意识形态，其直面‘礼坏乐崩’危局的忧患意识，重建德性秩序的使命担当，‘性道合一、学政不二’的理论模式，同构家国天下的人类情怀，‘民胞物与’的文化理想，‘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智慧，代表了理学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价值境界，塑造了直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和胸襟。”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无论任何年龄阶段，一个人自身拥有的品质是真正的和唯一持久的幸福源泉。因此，能够拥有优越、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深邃的精神思想，无疑就是在这地球上得到的最大幸运。”《言官杨爵》通过杨爵阐释了深邃的精神思想——关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旋起新知”、“勇于造道”的独创精神，“民胞物与”、“大心体物”的道德理想和宏大胸襟，重视节操、刚正不阿的人格追求，“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求实精神，正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所言：“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毛泽东在点评《明史·杨爵列传》时写道：“靡不有初”，对杨爵予以高度的赞扬。《言官杨爵》杨爵的感人故事，反映了我明代思想家在杰出创造活动中传承了关学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弘扬了和传承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
三、营造浓郁学术研究氛围，丰富了关学精神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如果说《言官杨爵》中一系列的大儒群像是奠定关学永恒的艺术魅力的重要的基础 ,那么他们身上展示的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便是这些关学群像永恒生命力的深层根因。《言官杨爵》揭示的正是深邃的关学精神思想。作者在关键处不断营造出浓郁关学研究的氛围，学术气息相当浓烈。比如杨爵先后系狱七年间，面对酷刑和陷害，他全然不顾，但“日与周怡、刘魁讲论，于狱中著有《周易辨说》、《中庸解》。又有《斛山遗稿》传世。杨爵自幼家贫，发愤自学，在行人司供职期间，多次巡视湘、粤、晋、陇等地灾情，曾写下《山西行》《鬻子行》《鬻妻行》等优秀诗作。后又任山东道、河南道监察御史，因向嘉靖皇帝直谏而遭七年冤狱。去世20年后得以平反昭雪，追赠为奉仪大夫、光禄寺少卿。万历时加追“忠介”谥号，令省、府、州、县为其建祠。他与海瑞为同期铮臣，时有“北杨南海”之称。清康熙皇帝为杨爵题赠：“杨忠介公明代事，关西夫子清世称”。杨爵在狱中通过著书立说更好地弘扬、传承关学，以汲取历史智慧，坚定文化自信，塑造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支撑。关学文化精神正是由这些关学大儒思想和实践的结晶和体现，正是他们才使关学精神不刺弘扬和发展的。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为了更好地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营造浓厚的关学学术氛围。
四、艺术的结构设计，清新朴实的诗意语言。《言官杨爵》这篇小说的情节构思，人物处理，让人读了都感觉到另外一番洞天。历史小说要出新很难，但作者巧妙地在历史题材上进行了创新，点点新意一定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创造了一种内容丰富深刻、形式精湛、风格独特的历史小说小说风格。这类小说中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其次，作者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双线并行互补的叙述结构来写杨爵故事，主线为杨爵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副线为以大明朝廷为主的严嵩和杨爵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杨爵和嘉靖之间的进谏与拒谏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这因为这一设计，才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生动，做到了正史的严肃性与故事生动性有机的结合，达到了引人入胜的境界。这是一种有巨大综合力量的叙事结构，最大的好处是寓意深刻地将个人经历与时代风雨融为一体，将历史进程内化为人的命运流程，不仅通过杨爵的不幸遭遇来反映封建黑暗统治带给民众个体的深重灾难，也通过国家的兴亡治乱反衬个人参与历史、反作用于历史的光辉形象。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因此，文学作品要推陈出新，弘扬正气。我们品读了《言官杨爵》这部小说，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全面认知，从中汲取创作资源和思想养分，在正确历史观指引下，通过书写更多历史蕴含丰富的优秀作品，光大历史文化，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创作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经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