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浩老叔

学浩老叔   

淮东地区称呼父母辈分中年纪较小的叔叔、姑姑、姨娘他们都要带上“老”字的主语，比如老叔、老姑、老姨。至于这种称谓是谁规定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没有精准的历史资料来考证。

许湾庄的学浩老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九，他的年龄和家族中那些侄儿侄女们基本相仿，但长尊有序的规矩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在家族的晚辈中即便有个别比老叔年纪大的，和他照面时也必须很恭敬的问候一声。

我和老叔家是世交，在许湾庄的家族中，我的爷爷和老叔的父亲是平辈的兄弟。民国年间，我爷爷以做船运生意维持生活，贩运本地的大米、面粉到上海、杭州、宜兴等地。老叔的父亲经常委托爷爷从江南帮他们家顺便带回一些洋布、火油这类的生活日用品。日久长往，也许是家族的情谊，也许是年龄相仿的缘故，直至晚年他们仍是亲密无间铁哥们。

受到上辈人的感染，我父亲和老叔的交情相处的也很厚重，无论是农忙还是闲暇，赶集路上还是田边地头，碰面总要坐上一会，唠谈家里家外的事情，他们之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在许湾庄的众多长辈中，老叔也算是个文化人，在他身上有很多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老叔从当时的农业中学高级班毕业，回到村庄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无论是割麦还是插秧的农活，老叔都是一把好手，可繁重的体力农活挣点工分也仅仅换来糊口的衣食而已。老叔当年虽还是个青年小伙子，可心里却不安分，总是寻思着挣点外快来贴补家用。春寒两个季节，庄户人家比较闲暇，别人在家里混日子，老叔却偷偷地跑到县城近郊的窑厂做临工。窑厂的老板看他头脑灵活、手脚勤快，便介绍他到养蜜蜂的朋友家做工。于是老叔便随着蜜蜂的迁徙，风餐露宿，从江南地区的油菜花初开季节，一路向北到山东渤海边为止。漫长的路程，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无数个宁静的夜晚，昏暗的煤油灯下，老叔翻开曲谱，操起心爱的二胡，或许只有悠扬的家乡淮调才能缓解出压抑在心底的苦闷和劳累。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始，是突出政治宣传的年代，农村的每个大队都要成立文艺宣传队，到村边地头演唱样板戏，许湾庄也不例外。文艺宣传队组建后，大队领导便要求生产队干部推荐，挑选一些文艺骨干。那些识字的、平时能吼几嗓子的、还有和大队干部有点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当演员，到舞台上“秀”一番，乡邻们也懒得去评价演员们的才艺水平、大家就图个乐趣罢了。那时候没有音响伴奏设备，只有用二胡现场配合。许湾庄能登台的演员很多，而配乐的人才却稀缺。大队领导绞尽脑汁，最后王庄的万楼大爷向大队领导建议，老叔能胜任文艺宣传队的配乐。

老叔不负众望，婉言辞别蜜蜂场老板的热情挽留，背上二胡到文艺宣传队上任了。文艺宣传队的那些演员们都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也没有舞台表演经验，演出时候经常出现忘记台词和动作不规范的尴尬场景。老叔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在做好现场配乐的同时还要担当导演的工作，每场演出下来那个辛苦程度就不用说了。此后，在他的耐心指导下，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质量逐步提高，当时公社主管宣传的领导经常点名安排许湾庄的文艺宣传队参加全县组织的汇演比赛，老叔也成了闻名十乡八里的乡土明星。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文艺宣传队也随着体制改革的形势而解散。一夜之间，老叔失业了，可是许湾庄的乡邻们信任他的责任心及组织能力，一致选举他担任村民组长。老叔不好辜负乡邻们的好意，又走马上任当上农村中级别最低的村官。村民组长这个岗位，工作任务繁忙，经济收入也不高，但老叔从无怨言。他在任期间，牵头修建了连接主干道路的水泥桥，疏浚了淤塞多年的河道，以方便乡邻们的出行。九十年代后期，他出面找到县农业主管部门，寻求支持，引进水稻优良品种，在有限的土地上做文章，增加收益，使乡邻们的腰包能鼓起来。

新世纪伊始，农村的体制再次改革，减免了农业税，撤并村组，精简农村干部。六十多岁的老叔从村官岗位上退休了，按常理老叔退职后可以悠闲地过上养老生活，但是他仍关心村庄的发展规划，为村组撤并的平稳过渡献计献策，村庄的乡邻们都赞誉他是“许湾庄的设计师”。

后来、我也辞去村官的职务，应聘到建筑企业驻外地机构的管理岗位，常年工作在外，也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到老家，即使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但都要邀约老叔。叔侄见面也不讲客套，我老婆掌厨，烧几盘乡村土菜，开一瓶老酒，叔侄俩喝上几杯。聊谈中，老叔从古今中外到老家的闲情逸事情，每个情节的前因后果他都是记忆犹新。说到道动情处，他起身站立，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栩栩如生，逼真地再次显现过往的那番情景。按照目前时尚的说法，老叔可真是个真真切切的文艺范。

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老叔的女儿寅初妹妹从苏州打来电话，委婉的告戒，老叔的身体没有以前那么般健壮了，以后无论什么场合都不能让老叔喝酒，我当即承诺。老叔毕竟七十多岁了，为了老叔的身体健康，肯定要接受寅初妹妹的建议。

岁月不饶人，老叔已经步入古稀了。

可在我心中，老叔未老，依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