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党员父亲

父亲是个老党员，1939年刚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离开我已有十年了，记得是清明节的前几天，刚过了92岁生日，就安详地走了。生日前一个星期，他昏沉地躺在病床上，老干部局的人来看望，他不忘向组织递交了当年第一季的党费，其实这是他最后一次交党费，72年党龄了。

父亲1981年2月离休后，多次帮助有历史遗留问题的老同志提供客观公正的证明材料，热心而积极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保持着一个老党员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情怀。他七十多岁高龄还时常骑着一辆26寸“永久牌”自行车到城郊的江边游泳，受父亲影响，我也一年四季洗凉水澡，哪怕天寒地冻，炼身体、磨意志。后来，父亲患上了帕金森、胆石症、冠心病，及左腿股骨折和右腰椎骨折等老年性外伤，住院手术期间也没有表现出丝亳的痛苦。毕竟年老多病，躯体力不从心、日渐衰竭，去世前的那天上午，我帮他穿袜子，扶他喂药水，他却吃力地握着我的手，眼角渗出浑浊的泪花，直呆呆地望着我。

父亲这无奈、感伤、痛苦的神情是我这么些年来从没见过的，他从来都是一个硬朗、坚强、严肃的人。我当时有点吃惊，忙问他身子哪里不舒服？他淡然地摇了摇头，含混不清地说没有不舒服；然后，自己慢慢地躺下，而他微微打抖的手指依然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如今想起来，才顿然醒悟，父亲已预感他要离我而去了；或许他的心里，在默念着与我几十年来相依为命的父子之情，以及对美好生活和至爱亲朋的无限眷恋；可我当时一点也没感知，也没想到，其实也不敢这样去想啊！如果知道，在命悬一线的死神面前，我肯定会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一秒都不会放松，如同我和父亲50年来日日夜夜、相依为命、难以割舍的情缘，可这些都无济于事，父亲静默地走了，是真的走了。清明节后的第三天，正值初春时节，细雨纷扰、轻风尚冷，我们亲属一行几人默默地扶送着父亲的灵枢，离城一路驱赶，穿越过三面环山、一面环海的坎坷山岭，沿着父亲年青时从乡下出来闹革命的弯弯山路，回归故土而去。

1938年，父亲才19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39年9月入党，1940年，父亲在中共南路纵队领导下的浪坡北楼交通站（则广东省合浦县公馆区地下情报交通站）任站长。抗战时期，祖母和我母亲都在父亲影响下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一家人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掩护伤病员。一次，我的母亲为安顿好几位路过的伤病员，省下米饭给同志们吃，她自己忍饥挨饿，到了深夜，实在饿得撑不住了，就悄悄生火煮了点发芽的木薯吃，没想到中毒昏迷过去。交通站从成立到解放的十年间，严守革命纪律，从末发生过任何事故，也一直没受到敌人任何破坏。北海市国家安全局称之为“交通站的典范”，县委、县政府向我的祖母和母亲颁发了“革命堡垒户”的光荣证书，如今座落在北海市珠海路老街“国家安全教育馆”，就展览着浪坡交通站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些实物，以及我们家“堡垒户”的情况介绍。1945年12月，父亲参加武装起义后入伍，先后在粤桂边区六万山区四支队、合钦灵边区中队、公馆区、中站区武工队任队长，父亲曾向我们谈起他1948年春在上洋乡政府任乡长时，查缴地主的金银，让队员押运到北海，上交给当时的军政委员会。

解放初期，父亲作为自治区第一批支边干部，服从党组织安排，义无反顾地奔赴隆林县、东兰县等边陲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改工作，当时这些山区县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父亲不论在农林水牧战线，或区委、县委工作期间，都能任劳任怨、与人为善，多次荣立甲等功和丙等功。1961年，隆林县沙梨牧场受到坏分子破坏，对牧场里的奶牛下毒药，父亲受命任畜牧场长。我刚1岁，一日不慎从床上摔倒地上昏迷不醒，父亲牵上一匹马来回颠簸了半天的山路才请来一位大夫，把我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我6岁时，终于随父母亲的工作调动离开了边陲山区。

1971年夏天的暑假，我10岁随父亲下放五七干校。一天，我好奇地打开父亲搁放床底下的竹编书箱，翻到一本旧薄的书，那是电影文学剧本《党的女儿》单行本，是根据作家王愿坚创作的短篇小说《党费》改编，这本薄薄的书成了我看电影、看文学书籍的启蒙。我20岁时到偏僻的水库工作，每天在船闸里扳绞盘，有时到田间蔗地挑粪水，烈日炎炎，艰辛又寂寞，父亲为了使我安心工作和锻炼，特地从城里给我带来了几本文学书籍和一把小提琴，他把琴缚在那辆26寸“永久牌”自行车的后架上，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脚蹬了几十里泥路。在水库山角落那种苦闷无聊的环境下，父亲送来的书本成了我丰盛的精神食粮，阅读给了我不折不扣的乐趣。后来，由于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我有幸调到了文化艺术单位工作，每次创作出新的剧本，我都先给父亲看，因为他爱好阅读。有时，他饶有兴趣地朗读着一些诙谐的对白而哈哈大笑；有时，他会悄悄把我发表在杂志上的剧本复印，拿给老同志们分享。在我执着创作的日子里，一直是父亲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持。1999年7月1日，中共北海市委给父亲颁发荣誉证书，称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