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水乡

谁都知道水乡在南方，有时还特指吴越等地，但被我称为水乡的却是位于关东腹地，曾被清顺治帝尊为“龙兴之地”的小镇乌拉街。其原因不仅是她娇娆地依偎在松花江畔，不仅因为在满语中“乌拉”本身就是“沿江”的意思，也不仅因为这里港汊繁多，江上小岛密布，并且拥有诸多像“打渔楼”这样因水而得名的村落。更重要的是她的政治经济一直与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因此在粗犷的关东大地上，孕育出别具一格的，与水息息相关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展示着北韵南风的水乡特征。

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在冲破崇山峻岭的阻遏，经过千回百转地奔波，在流经吉林市区后终于来到了广阔的东北大平原。从此，它不再像穿越山林时或奔腾咆哮、或跳跃欢歌，而是变得开阔舒缓，尽显出纳百川载千舟的大江风范。

人类的发展史有这样一个规律：凡历史悠久的古城，大都临水。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阶段，只有靠近水源才能生存，只有临近大的水系，才能与外界交流沟通。在关东大地，松花江是最大的水系，为此，背依青山，面朝沃野，臂挽江河的乌拉街，必然会较早成为关东原住民繁衍生息的地方。

乌拉街古称“洪泥罗”城，早在新石器时期，满族的先民肃慎人就在此生活。经过几千年的开疆拓土，征战杀伐，至明朝中叶，海西女真扈伦四部首领之一纳齐布录在这里建立了乌拉国，辖现今的长春、吉林、延边等地，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分庭抗礼。

1613年，努尔哈赤率兵破城，灭乌拉国。这是我国又一个北方民族实现统一，进而从山地走向平原，从骑猎走向农耕的开始。也是一场政治、文化、甚至牵涉到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正是通过这种变革，努尔哈赤所部才变得兵强马壮，最后挥师南下，入主中原。

统一中国后的清王朝高度评价乌拉街在其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作用，首位在北京登基的清顺治帝不仅将乌拉街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而且还将其周围五百里封禁为皇家园林。据地方志记载，在清朝12帝中，有5位曾莅临这里。其中康熙、乾隆更是每到东北，必到乌拉街。

顺治十四年，清廷在这里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乾隆五年，又在此设立了乌拉协领衙门。

乌拉国的历史和两个衙门的建立，为乌拉街留下很多古迹。现在去乌拉街，仍能看到古城墙、百花点将台、圆通楼、后府、保宁庵等建筑或遗址。此外，乌拉街还为我们传承了许多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出生在乌拉街，所以了解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与水的关系。在我小时候，乌拉街的男孩与南方的孩子一样，没有不喜欢水，没有不到“西河沿”去野浴的。一次，我们全班男生放学后一起去河里打水仗，不料被前来制止野浴的老师拿走了裤子。

那时，我还常常与小伙伴们爬上小镇北面的百花点将台，俯瞰脚下的古城，望着仿佛万片龙鳞在闪耀，却又静柔灵秀的江水，让那些在水中摇摇晃晃的大船和飞跑的“小火轮”，将我们的心带向了远方。

乌拉街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战乱、匪患，最主要是随着水运在东北逐渐被铁路取代而破落了。当两根铁轨可以为所欲为地伸向任何地方，当人们不必继续临水而居，当丰满大坝截断了上游的航道，而从吉林通往哈尔滨的铁路又将乌拉街抛在一个封闭的角落时，小镇失去了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拥有的显赫。

“龙兴之地”灵光散去，乌拉街人过起了实实在在的日子。但小镇依旧与众不同，因为这里毕竟有悠久的文化，并因此催生了产业集约化的物资基础和理念。而这种思维仍旧与水有关，即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在我刚记事的解放之初，乌拉街几乎所有的菜地就已不再靠天吃饭，就已经施行人工灌溉。直到后来走出乌拉街，我才懂得这样的农田建设水平较其它地方至少要早几十年。那时，乌拉街的万亩黑土地就像学校的操场一样平坦，举目望去，菜畦连片，沟渠纵横，水井密布，每一块地都能得到灌溉。

菜农浇地的时节总是不约而同，所以，当蔬菜需要灌溉时，几乎所有的菜地里都有骡马围着水井行走，都有机械在旋转，都有水在渠中欢歌，都有牲口脖子上的铜铃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响声，都有高声地吆喝和清脆的鞭响。这一切，让我觉得乌拉街菜地浇灌就像金戈铁马的战场。

丰富的水利资源与较早实现的水利化，让乌拉街的蔬菜远近闻名。在计划经济年代，北起黑龙江大庆，南至辽宁锦州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将这里的白菜作为冬储菜首选，使乌拉街依旧赫赫有名。

改革开放后，将近一半人口从事与蔬菜及其相关产业的乌拉街又一次遇到挑战，但乡亲们很快就从这种挑战中找到了机遇，并且使乌拉街再次声名鹊起。

这个机遇又是因水而得，原来位于吉林市上游十多公里的丰满电站，在冬季发电时使用的是松花湖冰下的水，这些水在经过水轮机后再次进入松花江。由于冬季东北的气温特别低，江中的水就有了较大的蒸发空间，当这些从江中蒸腾而起的水雾遇到处于零下二十多度的物体时，就会凝结在上面，成为雾凇，其中结在树上的，我们小时候叫树挂。

早年树挂并不是稀罕东西，记得我在这里读小学时，每当冬季在路上遇到从远处跑来的马爬犁，都会看到马的浑身上下，老板子的皮帽子上，都挂着雾凇，根本看不到老板子的鼻子眼睛。直到吉林雾凇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一起被列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乌拉街人才发现原来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竟然是如此宝贵的资源。

从丰满大坝下来的松花江水在流淌一阵后还要结冰，所以，只有从丰满向下几十公里的距离内，雾凇最浓，也最美丽。乌拉街恰巧就在这段距离内，而且因其境内有许多千姿百态的古榆等树木，所以雾凇出现的机率特别多，而且特别美丽。于是，位于乌拉街韩屯的一个小岛便被命名为“雾凇岛”，成为雾凇的最佳观赏区和中国摄影家基地，一个以雾凇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就此形成。

去年冬季，我在离开家乡50多年后，去了一次雾凇岛。

我是傍晚从乌拉街来到雾凇岛渡口的，这时虽然已交“三九”，但江面并未结冰，江水缓缓地向北流去，一团团氤氲的水汽忽生忽灭地跟着江水漂移，倾诉着难舍难分的依恋。此刻，西下的残阳在水中投下一片火红的烟霞，把水中的卵石映照得五彩斑斓。抬头望去，逆光中的小岛已披上轻纱般的暮霭，灰白静谧。岸边的古榆高大但弯弯曲曲，主干的姿态和黑色都透着虬龙将要升腾而起的怪异。堤坝后面的农舍有的能看到尚未亮灯的窗子，有的只能看到屋顶的斜坡，但矗立在房子一端的烟囱却因特别粗壮而十分清晰，袅袅的炊烟正在从这里升起。每家院里都立着一根高高的灯笼杆，上面挂着的大红灯笼不知是已经点亮还是受到夕阳的照射，一晃一晃地闪着红光，给灰白的世界带来喜庆和生气。这一切让我觉得整个雾凇岛就是一幅上天为我们抖落下来、墨韵酣至的山水长卷。虽然其中没有江南水乡那满目的油菜花和嫩绿的秧苗，没有乌篷船和浣纱的村姑，但却别具水乡的风韵。

虽然雾凇岛地处形成雾凇的最佳位置，但雾凇也并非每天都能出现，而且即使出现，每天的景色也不相同。气温高低、风力风向、天气阴晴，都可能影响其形成和形状。

我是怀着一种虔诚住在岛上等候雾凇的，等候小时候那常常挂在眉毛、头发上的树挂。

清晨三时许，我急不可耐地走出房间，因为我听说只要清晨大雾弥漫，天亮后就能看到雾凇。我刚刚走到室外，一股寒气就穿透了衣裳，穿透了身体，随后我就发现自己已置身于茫茫的雾海中。我说不清它有多高多厚，多浓多淡，只知道它笼罩着大地，遮掩了古榆，覆盖着村镇农舍和我住的三合院，就连院子里的路灯，也被它遮盖得只剩下黄豆粒大小的光亮。此前，我对将乌拉街称为水乡是否恰当也有过斟酌，但经过这次大雾的洗礼，我觉得她当之无愧。在这里，水不仅在江河、在湖泊、在地上地下，而且还会蒸腾而起，流在空中，流在天上，流到树的枝条和人的脸上，让人有种飘然若仙的感觉。

太阳出来了，随着大雾快速地由浓变淡，悄然散去，我也找到了目睹“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幸运。这时，五六平方公里的雾凇岛同时闪射起耀眼的银光，像仙境一样奇妙，像冰雪一样晶莹。每株树上都绽放着琼花，每根枝条都垂着银柳，就连石头和杂草，也都仿佛是由玉树银花修剪成的一块块盆景。而那些本来细若松针的树条，都变成了比手指还粗的银链。这种变化使每株树都变得高大伟岸，每棵草也都变得那么粗壮精神，整个雾凇岛就像突然膨胀起来，变成了童话里那浪漫天真、玉洁冰清的世界。

在渡口附近，树上的雾凇犹如漂浮在蓝天的白云，又像大海卷起的浪花，后浪推着前浪，铺天盖地，迎面扑来。然而这白云却凝固在蓝天之上，浪花则定格于雪浪之巅，给人的其实只是一种万籁俱寂中的动感和千金难买的幽静，这种幽静使岛上报晓的公鸡都屏住了呼吸，江中的流水也仿佛停住了脚步。而这种“静”，既是雾凇的效果，也是这种自然景观生成的条件。

洁白晶莹的雾凇，吸引了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让那些身着五颜六色羽绒服的客人融入披着银装的树间、草间。虽然他们的到来加速了雾凇的逝去，但我却发现正是因为有了游客的千里迢迢，有了动对静地装点，雾凇才显得更美，这大概就是我小时候并未觉察树挂原来如此美丽的原因。

从“沿江”的松阿里乌拉古城，到孩子戏水的裸浴“裸奔”；从车水灌田的金戈铁马，到雾凇岛的勾魂摄魄，乌拉街从古至今，从地下到空中，无时无处不体现着与水的姻缘。所以，如果我们坚称他是一方展现北方民族勇敢剽悍的热土，也应当承认她是一个在关东大地上风物绝独的水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