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

师 傅

我是有师傅的人，虽然我们之间不是那种门派关系，但也不像“穿上工作服，都是师和徒”那么简单。师傅对我影响很大，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着他，至今还在想他的原因。

1965年，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内一家尚在建设的化工厂，进厂后就被派到北京化工实验厂实习，待基本建设结束后回单位开工。

我实习的工厂当时是化工部直属，管理水平和工人素质都很高的企业，在接受了安全教育后，我进入岗位，见到了师傅。在此后八多个月的学习期间，师傅一直称我为“徐”，好像是外国人在叫我。起初，我对师傅赐予的“法号”并不习惯，但细一琢磨，觉得师傅的叫法不无道理。因为那年我虽然只有20岁，但“长得挺着急”，个子又挺高，显然没有当“小徐”的资格。可师傅又不能称徒弟为“老徐”，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还有“大徐”可供选择，但师傅个子比较矮，比我矮一头，想来一定忌讳这个“大”字，于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后，整出个“徐”。看来我的“自然情况”刚进厂就给师傅添了麻烦。

我认识师傅时，他在我实习这个岗位已经干了六年，给全国几十个企业培养了近百名技术工人。此间，师傅还常常被兄弟单位请去指导原始开工，帮助解决生产难题，是个技术很过硬的工人。

师傅在带徒弟方面有其独特而成熟的方法，几个月后就帮助我完成了学习任务。在这段时间里，我也逐渐知道了师傅的一些事情。

师傅的老家在北京顺义农村，距工厂30多公里，是从部队复员分配到这里的。当兵之前，他在农村处了一个对象，在他当了工人后，有人劝师傅与姑娘分手，但师傅觉得不能干那种对不起人的事，毅然与姑娘组建了家庭。

师傅的选择虽然对得起姑娘和自己的良心，但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个农村户口的老婆带来的“嫁妆”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是当时粮食关系与户口挂钩，一个没有城镇户口的人就没有供应粮，只能到市场去买议价粮，而后者的价格一直是供应粮的两三倍，这是一个工人家庭难以承受的。此外，各单位普遍规定在分房时照顾双职工，像师傅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分到福利房的可能，要么两地生活，要么就自己在单位附近租房住，其结果不仅加重了经济负担，而且当时的住房也不容易找到。最为严重的是，当时的户籍政策让人根本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年也只有千八百个“农转非”指标，而且都是有特殊困难的。

面对这么多根本无力解决的问题，师傅婚后一直没在北京安家，他住在单位独身宿舍，吃在工厂食堂。而妻子与孩子、老人仍旧住在老家。在我认识师傅的时候，这种局面已持续了六年多。

我见过师傅的媳妇，也就是我师母，而且每三个星期肯定能看到一次。原因是按工厂当时的倒班方法，每三个星期我们有一次所谓大休，即早8点下班，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的下午4点才来接班。每遇这样的日子，我们这些实习生都要去八达岭、潭柘寺等地游玩，对师傅来说则是个回家探亲的日子。这一天，师母早早就会等候在厂门口，接师傅回家。

师傅有一辆自行车，这是他们往来于工厂与农村老家的交通工具，但骑自行车的不是师傅却是师母。

在我头一次悄悄跟着师傅，到厂门口偷看师母时，这位农村妇女给我的印象让我大吃一惊。此前，我以为她既然能用自行车接师傅回家，长得一定膀大腰圆，面目黧黑，浑身都有使不尽的力气。没想到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腰身纤细的女孩，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工厂的青工或者是在这里实习的学生。

师傅有时会发现我和其他徒弟在偷看师母接他回家的情景，此刻，他不但不躲闪，反而会冲我们做一个鬼脸，随即抓住师母的衣襟，高高跳起，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蹦到自行车后架上，翘起二郎腿，嘴里哼起一支小曲，轻轻拍拍师母的后背。这一拍好像是师母等候已久的信号，此刻，早就坐在自行车上，用脚撑着地的师母也会对我们回眸一笑，然后一踩脚蹬，扬长而去。

师傅嘴里哼的是什么曲我听不懂，但每次都是这一支，估计他可能在用家乡的小调，舒发“夫妻恩爱苦也甜”的知足常乐，或者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即将与父母、儿女重逢的喜悦。

这种情景虽然看上去挺有趣，但每当我们夸赞师傅与师母恩恩爱爱的感情时，都能看出他眼里的无奈和酸楚。原来每到这个日子，师母都要起大早从家里出发来接他，而且已经接了整整六年。此间，师母感受过丈夫靠在自己后背时的温情，也遭遇过在泥泞小路上地艰难跋涉。每次她出现在工厂门口，上衣都已被汗水湿透，脖子上的毛巾都能拧出汗来。

据师傅讲，一次，在距工厂还有七八公里的地方，自行车坏了。为了不让师傅久等，师母找个地方寄放了自行车，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赶在我们下班前出现在厂门口，之后，两个人牵着手走上回家的路。

尽管师傅每次回家都很不易，但在我实习的八个月里，却从未见他缺勤或迟到，原来每到大休结束的时候，师母又会用自行车把他送回来，然后自己再踏上那条30多公里长的小路，返回那个属于她们的家。这时，她没有恐惧、没有疲惫和忧伤，在这位农村妇女看来，这条长路给了她丈夫、家庭和幸福，虽然其中的辛劳看起来无尽无休。

师母的这种感觉是从师傅对她的行动中体味出来的。当时，我所在岗位的工人，每月能领到4元钱保健费，但工厂在发放这笔费用时不是直接给钱，而是发放20张菜票，工人可以用菜票到工厂食堂打出相当有水准的菜。为保证这份保健真正用到工人身上，工厂发下的菜票上标着日期，如果未按日期使用就作废。在刚到岗位时，我常常看到师傅和其他工人换菜票，把自己分布在全月的票集中在某一两天。后来，我知道了师傅换菜票的秘密，原来他所要的日子正是我们大休那天。这天早晨，他会拿出集中在这一天的菜票，用几个饭盒到食堂打出菜来，带回家去孝敬父母，与妻儿共享。

师傅回家后的事情不少，虽然妻子不让他干家务活，但像种园子，收拾房子，秋收之类的重活他不忍心妻子独撑，所以他每次从家回来都很疲惫。但师傅有一套约束自己的办法，为防止在岗位上打瞌睡，夏季，他常常用橡胶水管把自己的头发，衣服淋湿，天凉的季节就楼上楼下跑。

在即将结束实习的时候，我听到了一条关于师傅的好消息，就是工厂根据他的情况和表现，为其填报了将师母户口迁进北京的申请表。但就在我离开师傅的前几天，工厂通知他，师母“农转非”的申请没有批准，而且单位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再为他办理此事，因为每一张申请表都要占工厂指标。这种打击对师傅是致命的，但我们每天见面时，师傅讲的仍旧是我们回单位开工时应当注意的细节，而这时我头脑中出现的却是师傅和师母已经跋涉了六年的那条山路。

师傅最后也没能把家搬到北京，几年后，当西北一个新建企业请他们单位支援一批技术力量时，师傅主动报名并被选中，对方答应的条件是将其全家“农转非”。师傅一家终于团聚了，虽然离开了北京，却有了一个有情有爱的家庭。

师傅调离北京前，我去看过他，给他带去了一点熬粥吃的红高粱米，这是实习期间他无意中流露出的最爱。那次，师傅还用他有限的供应粮给我买了数倍于高粱米的挂面。此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师傅、师母，你们现在好吗？